为了跳出离婚命运的牢笼，不少国内中年女性选择了跨种族伴侣，嫁去海外。
住在新州纽卡斯尔的华人春华和小鹿是一对“好姐妹”。她们都有个西人丈夫，偶尔一起约饭。而远在珀斯的秋菊，则已告别与“洋老公”的短暂婚姻。
三人此前都有过一段婚姻，后远嫁来澳。需要一纸绿卡改变命运，逃离伤心往事。
她们都没法在乎跟“洋老公”的年龄差距。小鹿来澳时已47岁，丈夫大自己9岁；秋菊当年48岁，比丈夫小12岁；春华不仅比丈夫小18岁，也已是他第三任妻子。
“都说国外能住大House”
春华和小鹿因丈夫出轨而结束了第一段婚姻。
60岁、已嫁来澳洲17年的春华至今伤痕仍在，“他不光找小三、小四，当时小七、小八都有了。”而50岁、抵澳仅3年的小鹿似乎坦然许多。丈夫劈腿闺蜜，她说，“我祝福他们。”
春华来自广西的一个农村，做油漆工。离婚7年后，心如死灰的她经人找到了当地婚介。“我实在不愿意面对前夫。他总来骚扰我，就想离他远点。我们这边离越南近，比较多人嫁到海外。”
2004年，广西已经有人在做涉外婚姻中介。会员制，每年交会费约5000元，这对她不是一笔小数目。
春华黑黑瘦瘦，像极了杜拉斯笔下的西贡女人。照片上传网络3个月后，击中了一名澳大利亚人的审美。两人当年举行了中式婚礼，离婚的伤痕渐渐愈合。自认为远嫁海外，村子里也再没有人能小看自己。
而生性外向的小鹿10年前离婚，离开了家乡吉林这个伤心地，前往北京打工。开煎饼摊、奶茶店，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女儿独自在大都市打拼。
一次朋友聚会中，她认识了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外教。后者表示，他的弟弟想找一个中国女人当老婆，并问小鹿，“你愿意吗？”
小鹿在心底说了1000遍“我愿意”。
她还记得18岁去北京才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我当时就想，要是找个外国人多好啊，他们多帅啊。”这颗种子在她心里萌芽30年，离异后才开花结果，她欣喜若狂。
60岁的东北女人秋菊来澳12年，丈夫此前患癌去世。“我整整照顾了他3年，很折磨人。下葬那天，我觉得解脱了。”
秋菊年轻时高挑清秀，心高气傲。听到朋友说婚介可以介绍国外老公，瞬间心动，交了不菲的会费。为了显年轻，还专门纹了眉毛、眼线和唇线。
“谁不想出国享受？都说国外能住大House。”虽被朋友说崇洋媚外，她却不在乎。
“娘要嫁人”
春华、小鹿和秋菊三人有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中年外嫁新娘，这在中国是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
根据民政部统计报告显示，内地女性居民（外嫁）的涉外婚姻数量自改革开放后才出现。2012年，有5万多对跨国配偶登记结婚，2019年降为约2万左右。其中，女性再婚的比例占外嫁者的40%。
澳洲专门研究华人跨文化婚恋的王盼博士曾表示：“很多跨文化通婚是再婚，尤其是有孩子的人士。这些女性在中国可能会受到歧视，而外国男性却不在意这一点。”
春华说，“我们家很穷，离过婚的女人名声不好，不好在村子里找。”还表示，为了能让孩子移民，没有更好的办法。
她一把拉起年仅10来岁的女儿，一头扎进一个说着英语的澳洲白人世界。当年，这个洋女婿跟父母只相差不到10岁，保守的父亲骂她“做白日梦”，身在农村的他甚至认为是有辱门楣。“我爸爸后来病重，跟我妈说不要跟我来澳洲，要跟他合葬。”
所幸，澳人丈夫跟她一起把孩子养大，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她说，“这一点是我幸运，也是我最感谢我老公的地方。”
小鹿的父母起初也不踏实，“当时问我这行不行啊？一个外国人能靠得住吗？”禁不住女儿的坚持，他们最终默许了。
她和女儿约定，自己去澳洲稳定下来后，就接女儿来澳。为此，她正在办理签证等手续，“我女儿来了，我的石头才能落地。”
秋菊的丈夫去世时，儿子只有8岁，朋友也曾为她介绍男友。她说，“女的在国内，男人去世比离过婚好找。”
谁知她的“命门”出现在儿子身上。每次告知带个男孩，即便她在国企工作，有个铁饭碗，都被婉转拒绝。因为在中国，养男孩意味着更重的经济压力。
渐渐地，她失去希望，通过婚介认识一个澳洲人，几个月后两人“莫名其妙”有了感情。对方言明娶她，让她带孩子一起来澳洲生活。“他们很单纯，喜欢你了，不在乎你是不是带孩子。”
因为只有这一个女儿，父母起初不肯她远嫁。但秋菊将父母交给几个哥哥，带着儿子走上了“娘要嫁人”之路。
“雨水打在脸上，我嚎啕大哭”
不过，跨种族婚姻并非都是美丽童话故事。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澳洲本地婚介从业者告诉记者，他牵线成功外嫁的中国女性中，最常抱怨本地男性“很小气”、“就是找个佣人”、“有第三者”。
他表示，“中国人都爱面子，一些国内嫁来的，朋友圈发得特别高兴，平时却没少向我们诉苦。有的为了拿到绿卡，就一直忍着。”
尽管这样，每年会员费高达2万澳元的情况下，其会员仍数以千计，不少人提出“尽快结婚”要求。
对以上三人来说，外嫁之始，她们无不面对文化差异、孤独感、经济压力和语言障碍，但都唯有默默克服和忍受。
春华一度奋力对抗文化差异。刚嫁来时，丈夫一切都是AA制，连房贷她也要付一半，几年后，才渐渐改观。“现在他就是我的银行，前一段还给我买苹果手机。”春华很是得意。
此外，她一度不适应老公娘家人只叫自己名字，而不是老公的妻子，“让我觉得他家里特别见外，好像不接受我。”隐忍让她并没有直说。
曾经有段时间，夫妻俩的关系有些紧张，频频碰撞出“风暴”。
而小鹿则对经济窘迫和孤独感颇为失望，自称有那么一刻，她对西方有些幻灭。
“洋老公”是一名混凝土搅拌工人，每小时工资还不到30澳元。没有一分钱积蓄，房车都是银行贷款。用她的话说，每个月还完贷款什么不剩。
去年，她摔倒在地，胸部疼痛难忍，因为经济拮据，老公甚至都没有提出带她去医院治疗。疼了一个月后，她自己掏钱拍片子后，才确认是骨折，但已经长得差不多了，后续也没用药。
“摔倒的时候不能动，下着雨，雨水打在脸上，我嚎啕大哭。我心里想，不听父母的话来受这个罪干啥呢？”
孤独是小鹿所面临的另一道“痛”，至今无从排遣。“到这里一年，一个朋友都没有，后来才慢慢认识一些中国人。”
春华和小鹿还在坚韧维持着。两人都觉得老公单纯安静，磨合下来还算幸福。而秋菊就没那么幸运。
来了十多年，至今都有语言障碍，这最终成了她和这位澳洲丈夫离婚的导火索。“慢慢的没什么感情了，靠翻译器交流，也没个孩子当纽带。”
“他后来每天晚上去酒吧喝酒，很晚回家，我脾气急，一直在吵。”对于人生第二道伤痕，她不愿回忆太多。
“落叶归根，现在我懂了”
澳洲本地媒体称，在很多西方男性眼里，对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是温柔贤惠。“她们是贤妻良母，懂得如何照顾男人。”
三人学历都不高，是经历风霜能吃苦的女性，承包了家里所有家务。
即便现在，打工的春华还要为老公做三顿饭。一度怀疑丈夫在60岁时找到自己，是否只是为了找一个免费的保姆伺候晚年。不过，想想他平日对母女二人的照顾，她咽下所有情绪。
来了17年，丈夫去年才第一次给自己做了顿早餐。感动之际，她发了条朋友圈。
小鹿这个家庭经济窘迫，她不得不变着法地赚钱。平时当保姆，在50公顷的农场里养鸡、羊，种各种蔬菜，再通过微信群卖给华人。“我们以前连出去吃饭都不敢，最近才渐渐可以下馆子。”
丈夫最初说，之所以和她在一起，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美食。小鹿变着花样为他做，火锅、地三鲜、糖醋肉等等，让老公合不拢嘴。
“我没文化，初中就毕业了，除了会做点家务，别的啥也不会，”她说。
聊到今后养老的问题，春华和小鹿不约而同有种隐隐的担心。
春华说，“我和老公永相随”，但又表示可能回国。她说本地孩子不为父母养老，所以对已安家的女儿并不期望，她也不愿将自己的墓碑树在异国他乡。
多年后，她最终跟曾不看好这段跨国婚姻的父亲思路契合上了，“落叶归根，现在我懂了。”
小鹿也有回国养老的计划。“在这儿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英语也不会，我想回国跳跳广场舞。”
秋菊则选择安心留在澳洲度过晚年。儿子在大公司工作，前景不错，自己平时做清洁赚钱，手头也还宽裕。“父母也不在了，儿子在哪，我就在哪。”
对于这趟外嫁的人生旅程，三人均称“还好”。但却常常欲言又止，个中滋味在各自心底翻滚。
（注：应受访者要求，春华、小鹿和秋菊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