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巴勒斯坦前驻华大使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口述》是《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中的一本，记述了穆斯塔法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起入读北京大学以来的人生经历、 事业成就，以及与北大之间难以割舍的情缘。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MoustaphaSaphariny），巴勒斯坦籍，1971年至197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与历史，1978年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在该系攻读博士学位。穆斯塔法·萨法日尼长期从事外交工作，1992年至2002年担任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现任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任教。
1971年10月，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中国政府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就在这次招待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后来我又在类似的场合中多次见到过他。在我的记忆中，周恩来总理对人特别友好，又非常诚恳。每次宴会进行时，他都绕着所有的桌子同每个人干杯，喝一点酒，欢迎客人并和他们说几句话。所以我要说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总理，也是我们所有亚非人民尊重和爱戴的总理，非常谦虚、伟大的领导人。当周恩来总理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领导人，只感到他是一个善良和朴实的长辈。
参加国庆招待会时我还不懂中文，由我们代表处的翻译人员帮助我。当时我正准备回到前线，在给我的领导的信中，我说中国很友好，但我不习惯，我不会说中国话，不想当外交官。周恩来总理走到了我所在的那张桌子前面，通过翻译得知我是巴勒斯坦外交官，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工作，想要回巴勒斯坦前线去。我还提到了阿拉法特主席和中巴友好关系。周恩来总理对我讲，你应当利用在中国的机会深入地学习，学习中国语言也很重要，中文可以作为连接中国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一座桥梁。其实我也很赞同他提出的关于学习语言的建议，而且我也很喜欢学中文。第一次来中国的那一年，我多少也学会了几句中国话，而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就是我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的最初缘由。就是在这次宴会上，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之后，我决定留在中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
现在我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还能为中阿关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要特别感谢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当年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才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中文。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左二）在北大建校117周年纪念交流会上
我进到北大学习后不久，燕园又来了一些外国留学生。我的越南同学告诉我，在这些新来的留学生中，有一位是从老挝来的姑娘，她叫索拉达，在西语系学习英文。这位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中文说得也非常好。
我和她逐渐成了好朋友，后来开始与她谈恋爱。
我和她在北京大学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一起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和思想教育活动，一起参加专门为外国留学生组织的旅游和参观古迹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关系也不断地升温。每当我参加学校足球比赛的时候，她都到场观看，为我加油。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与妻子
经过一年多的恋爱，我们的学业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都从爱情中得到努力和进取的动力。我们在取得了自己所预期的学业上的成功之后，决定在爱情上也更进一步，朝着建立充满幸福的可以生儿育女的爱巢，朝着努力搭建两国人民之间联系桥梁的方向走下去。在美丽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我们时常漫步在未名湖畔这个终生难忘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甚至湖里戏水的鱼儿，树枝上驻足的鸟儿，甚至那甜美的空气，都见证了我们彼此忠贞不渝的爱情。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与妻子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与妻女
我在北大讲课的起源是与我在中国的学习和工作紧密相关的。现在我教北大外院阿拉伯语专业学生口语课，主要就是用阿拉伯语讲中东问题、中阿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我在中国长期从事中阿关系方面的工作，并进行相关课题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现在的四十多年正是中阿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而我在这个阶段恰恰是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时候，当年我重启了阿拉伯大使委员会的工作，并成立了新闻宣传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直到现在还在运作，我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更好地推动中阿文化等领域关系的发展，我向大使委员会提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每个月安排一位阿拉伯国家大使去比较重要的大学给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们讲课，内容是介绍本国的情况或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通过这样的讲课，不仅能提高学生们的阿拉伯语听力水平，而且也有助于他们了解中阿的双边关系。如果每个国家的大使都能来讲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次，这对阿拉伯语专业的师生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毕竟学习阿拉伯语是为了将来能参与中阿关系方面的工作，所以语言能力是必需的，但增加相关知识储备也非常重要。就这样，我是第一个到北京大学阿语系讲课的阿拉伯大使，我给北大学生讲课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在北大授课
北京大学对我来说不是一般的大学。我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多大的才能和多少的知识，对世界也没有那么多的了解，学习也很困难。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除了打仗和打游击，就是一门心思要解放自己的国家。在北大学习了那么多年之后，我逐渐认识到，解决巴以问题可能有比打仗还好的办法，主要是要有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也就是通过磋商、对话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改变了以前的看法。正是在中国和在北大，我认识到了武力不一定是解决国家和国家之间争端或任何国际事务问题的唯一方式，还可以通过对话和磋商来处理任何争端和任何国际事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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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寒冰
编辑：陈峦明、姬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