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能否在特朗普、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自身政治前途间巧妙周旋？
特朗普可以通过提供交易筹码——安全保证、民用核合作、增加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获取渠道——来激励沙特领导人采取至少有限的步骤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例如会见内塔尼亚胡或宣布未来有此意向。
特朗普或许还需运用其对内塔尼亚胡的影响力，正如此前说服其接受在加沙实现“非完全胜利”，迫使其在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立场上作出足够让步，为本·萨勒曼创造居中协调的空间。
《伊朗外交》报道：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名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生还人质获释回国的当天访问以色列时，他热情拥抱了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
两人在空军一号专机舷梯下如老友般寒暄，随后共乘豪华轿车前往耶路撒冷。特朗普在以色列议会演讲中盛赞内塔尼亚胡是“具备非凡勇气与爱国精神的领袖，他为促成这一重要日子作出的贡献至关重要”。
这些画面，加上以色列各界对人质获释表现出的由衷喜悦，或将在以色列步入2026年大选年之际为内塔尼亚胡注入关键活力。但局势发展可能不会如此顺利。
这场最迟应在明年10月举行，但普遍预测将因联盟紧张和预算分歧而提前的选举，不仅将决定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命运，更可能为特朗普的加沙和平方案及以色列在地区格局中的定位指明方向。
以色列大选的三种可能结果
内塔尼亚胡拥有显著的竞选优势。以色列在美国的配合下完成的对伊朗核计划的打击深受以色列民众欢迎。过去两年间，以色列军队消灭了真主党领导人，摧毁了该组织的许多战略武器，消除了对以色列的重大威胁。
随后，去年年底，因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结盟而备受憎恨的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倒台。即便是那些看似不利的因素——欧洲国家和联合国对以色列的侮辱、近期对巴勒斯坦国家的承认，以及国际法庭对以色列的指控——也可能成为内塔尼亚胡的有用因素，这位政治家擅长利用对手不受欢迎的特点来争取支持。
然而，这位总理也背负着重大责任。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应对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毁灭性袭击之前及期间的政治、情报和行动失败负责。
他被指责在谈判释放人质问题上拖延时间。他试图将10月7日事件的责任转嫁给安全专家，引发了广泛不满，而这些专家多数已承担责任并辞职。此外，尽管公众广泛支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事件的政府委员会，内塔尼亚胡却反对此举。
与此同时，他的腐败审判已进入第六年，仍在进行中。关于极端正统派男性免服兵役的激烈争论——这是内塔尼亚胡政治联盟的重要基础，该派别反对征兵——激怒了那些因频繁征召预备役而承担加沙战争重担的普通以色列人。
甚至停火和人质归还也因哈马斯迄今仍牢牢掌控加沙地带的权力和武器而蒙上阴影——这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结果，尤其是内塔尼亚胡的右翼基础选民。
民调持续显示，内塔尼亚胡目前的联盟远未达到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议会席位。但若获得51个席位（更可能出现的情况），他或许能阻止任何替代联盟的组建。
在此背景下存在三种可能：
以色列重新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留任临时总理；
反对党在宣布重新选举前组建短期政府，允许其他人选担任临时总理；或部分反内塔尼亚胡阵营的政党可能会分裂出来，加入其领导的“团结政府”，理由是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政治瘫痪，并阻止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等极端政客进入内阁。
最后一种情形对任何反对派政客都构成巨大风险——鉴于多数选民对内塔尼亚胡的强烈反感，任何助其续任总理的行为都可能付出政治代价。
内塔尼亚胡将向选民传达的两点信息
在竭力保住权力的同时，内塔尼亚胡预计将向公众提出两大核心论点。
首先，他将强调自己是特朗普最亲密的盟友，并试图借助这位美国总统在以色列如日中天的声望。
若特朗普决定协助内塔尼亚胡——无论是出于合作意图，还是单纯为了维系与这位从不拒绝他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正如其在议会演讲中公开支持赦免内塔尼亚胡所示）——此举可能为总理带来决定性优势。
美国总统甚至可能推动国会共和党人邀请内塔尼亚胡在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如同2015年这位以色列领导人曾做的那样。该行动将加剧以色列与民主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届时许多民主党议员很可能集体缺席演讲。
不过，考虑到“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迅速蔓延的反以色列情绪，这种策略对特朗普而言也并非稳操胜券。
第二，这位总理将向以色列选民抛出关键问题：他们更信任谁来阻止巴勒斯坦建国？是始终反对此概念的资深政治家内塔尼亚胡，还是那些立场更显谨慎的缺乏经验的政治人物？
这实则是内塔尼亚胡惯用的政治策略——自2015年以来，他一直誓言阻止巴勒斯坦建国。反对派政客们可能不得不顺应其立场，毕竟当前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包括历史上曾支持两国方案者，在10月7日事件后短期内均难以接受巴勒斯坦建国构想。
这一政治话语将在未来大半年间持续阻碍特朗普加沙方案的实施及其区域一体化愿景的推进。阿拉伯国家坚持要求特朗普的加沙计划包含关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行途径”的讨论。
这种模糊而理想化的表述为他们提供了政治掩护，使其愿意投资加沙重建并向国际稳定部队派兵——前提是建立解除哈马斯武装的机制。但若内塔尼亚胡及其他以色列政客日复一日地否定这一根本原则，这层脆弱的政治掩护必将土崩瓦解。
另一个关键因素：沙特阿拉伯
上述考量同样适用于《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展或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外交关系正常化。
与2020年的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类似，其他有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可能不会坚持将建立实质性的巴勒斯坦国作为先决条件。
然而，除了象征性地将哈萨克斯坦等早已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纳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外，要继续拓展新的合作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大挑战。
以色列当前政策将建立巴勒斯坦国定义为不可行之事，这使任何寻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新兴国家领导人，都难以获得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哪怕仅具象征性进展所必需的国内政治运作空间。
若存在破解这一难题的钥匙，特朗普可能掌握着关键筹码——世界或可从他11月18日在白宫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会晤中窥见端倪。
特朗普可以通过提供交易筹码——安全保证、民用核合作、增加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获取渠道——来激励沙特领导人采取至少有限的步骤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例如会见内塔尼亚胡或宣布未来有此意向。
特朗普或许还需运用其对内塔尼亚胡的影响力，正如此前说服其接受在加沙实现“非完全胜利”，迫使其在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立场上作出足够让步，为本·萨勒曼创造居中协调的空间。
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在这场大选中生存下来的优选策略，是向以色列选民展示他既能推动区域一体化、保持与特朗普的紧密关系，又绝不退让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立场。
然而，这种精妙平衡将使特朗普的地区议程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特朗普可能得出结论：实现区域融合重大突破的最佳时机将在2027年以色列新政府上任后出现——而非选举纷争不断的2026年。
来源：伊朗外交
原作：大西洋理事会丹尼尔·B·夏皮罗
日期：202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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