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有三不喷：音乐动画片。
在娱乐产业这一块，小日子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是全球市场的“标杆”，不仅创造了大量具有全球辨识度的文化符号，还为全球娱乐业提供了创意孵化到商业变现的完整范本。
今天我们不聊他们怎么挣钱的，只聊这种文化形成的那个时代。
我们试想这样一个场景：
假如现在是1988年，日本东京，你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
父母因为把钱投到股市和房地产上挣到不少，给了你大把的零花钱，“任天堂”游戏机、工藤静香的唱片这种曾经的奢侈品，不过是你的日常支出，也是你和朋友茶余饭后的谈资。
可当时间来到1991年，一切都变了。
伴随着你大学毕业的，还有一场突如袭来的经济危机。
你父母的钱烂在了股市中，公司也濒临破产，而你的大学生身份并不能给你找到一个好工作，也不能帮你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朋友，最终你在这个高压社会下变得麻木抑郁。
从这之后，在白天，你靠《龙珠》、《灌篮高手》重新燃起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在深夜，你阴郁的思想靠着各种老师的“安慰”才重新得到调解。
而在那个时代，有千千万万个你这样的人。
也正是这样的时代下，日本政府需要娱乐产业作为“安慰剂”来缓和民众情绪，同时有意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其实同一时期的韩国也在用一招，当时全斗焕政府提出了“sport，screen，sex”的“3S”政策——即做运动，看电影，放个片，通过发展娱乐业来缓解社会舆论。
如此看来，日本看似繁荣的文化影响力背后是一曲万人血泪的哀歌。在这种极度拧巴的社会心理裹挟下，日本走上了如今的赛道——通过娱乐来满足低欲望社会的精神空虚。
本期，咱们就来接着讲——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泡沫的破裂
从1987年2月到1989年5月，日本央行已经连续27个月维持在2.5%，长期的低利率让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投机市场，日本陷入了一场全民的投机狂欢。
日本主流媒体在鼓吹——“土地是稀缺资源，只有涨价不会跌”；电视节目里在频繁报道普通人通过炒房、炒股一夜暴富的案例，给这种疯狂再添一把火。
那么有没有清醒的人呢？
当然有。
东京大学教授——宇泽弘文和早稻田大学教授——奥村洋彦，就曾不断地发出呼吁停止这场闹剧，但却被当成了杞人忧天的异类。
当时的日本央行副行长——三重野康，也对银行这种摆烂式的长期低利率感到忧心忡忡，主张加息；但行长橙田智却认为，加息会影响出口和就业，就给否决了。
这“老登儿”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很有可能他只想自己任内不出事就行。毕竟，“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直到1989年他退居幕后，三重野康才终于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一年的5月，三重野康宣布收紧货币。
利率从2.5%提升到了3.25%；到了10月再提到3.75%；12月更是提到了4.25%。
一年里调这么多，总该有点成效吧，但这时三重野康惊讶地发现，因为投机带来的货币过度需求，通胀已经从资产市场蔓延至整个消费品领域。
怎么办？只能继续加息。
这时候有人可能会想，日元不是已经升值了很多么，再加息会不会影响出口啊。
但此时的情况不比五年前，日本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和技术升级，已经抵消了不少出口下滑问题，出口压力已经退居次要，现在最紧迫的是国内金融体系问题。
1990年8月，日本央行再次将利率提高到6.0%，同时加强对土地交易贷款的监督力度，提高了融资门槛，使得房地产商无法再像以前一样，以土地担保获得贷款。
而就在同一个月，在大洋彼岸的波斯湾，萨达姆·侯赛因下令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此时还没人会想到：
“科伊边境上一名士兵开枪的行为，最终可能会引起日本的金融风暴。”
海湾战争的蝴蝶效应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石油价格就暴涨了100%。
而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和几乎所有消费品价格直接被推高。
还记得日本在70年代两次能源危机时，是怎么做的吗？
那时的他们化危机为转机，大力扶植电子科技、低油耗汽车等新兴产业，实现了产业转型。
但这次就没那么轻松了。
财团的钱都在股市和楼市里，为了回笼资金，他们不得不大量抛售持有的股票和土地资金，以应对流动性紧张，海外的非核心企业能并购的并购，房地产什么的也能抛就抛，能停就停。
普通民众一听说各大财团都在抛售资产，再也没当时那个狂热劲了，也跟着赎回股票基金。
但当时日本房地产表面并没受什么影响，甚至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价格还在上涨。
这是为啥呢？
因为日本人普遍认为——股票上下浮动是正常的，但是土地不一样，日本国土面积总量匮乏，地价不可能下跌。这还不止是普通民众这么想，多数日本经济专家也是这么想的。
但他们好像忘了一件事——财团们股市亏了，不得不卖地补亏空，可问题是卖地的交易周期极长，要是找不到人接盘，那就完了，土地再稀缺也没什么意义。
终于，在股市猛跌一年之后，房地产也扛不住了。
1991年5月，日本制定了“地价税”，对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征税，将于1992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目的显而易见，是要抑制囤地，控制土地价格。
这一消息传来后，本来强壮淡定的房地产商们终于演不下去了，他们手头都囤了一大批烂尾地和烂尾楼，却迟迟没能等来“韭菜”接盘，怎么办？
想办法狠狠的抛售！
这下好了，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卖地热潮出现了。
1991年下半年，东京住宅用地价格开始猛地下跌超14.1%；
甚至出现了“买公寓送土地”的极端促销方式；商业用地更不好过，在1991年到1993年这短短三年里，东京的核心区商业用地价格暴跌65%，大阪在接下来十年里跌幅将超过80%。
还有许多自以为聪明的郊区土地开发商，买了一大堆郊区的地等着开发，结果全砸在手里了。
连“土地价格低于拆迁成本”这种现象都发生了。
在1991年时，日本的土地交易额约120万亿日元；
到1995年时已经不足40万亿；到1999年就仅仅只有25万亿日元了。
在股市跟房产都崩溃之时，企业注定也好不到哪儿去。
在1991年到2000年间，年均有1.5万家企业因债务问题破产；1997年，日本第四大券商——山一证券因1.8万亿日元债务破产，成为了战后日本最大的金融企业破产案。
这时候我们之前提到的日本企业的“优势”，就出问题了——在“终身雇佣制”下，老板不敢大规模裁员，员工忠于企业不会跳槽，社会舆论也对“裁员”接受度极低。
1993年，三菱电机计划裁员2000人时，结果遭到了工会强烈反对，最终被迫缩减裁员规模，并承诺“优先内部转岗”。三菱电机这种还算挺过去了，中小企业就惨多了。
狠一点的公司会进行裁员，公司进行重组；舍不得裁员的公司则像一艘艘漏水严重的小船，
从船长到水手，谁也不愿意跳船求生，最终一船的人只能和这艘船同归于尽，迎接破产。
最终还是会汇集成一片失业大潮。
在1987年前，日本经济新闻里“泡沫”一次只出现过一次。
但在1991年，“泡沫”一词出现了2546次；1992年更是多达3745次。显然，当人们处于泡沫之中时，是无法意识到泡沫的存在的；只有泡沫崩溃了之后，才能知道它是泡沫。
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日本进入了“失去的三十年”，曾经引以为傲的“日本制造”光环渐褪，年轻人背负着父辈的债务与渺茫的未来，“低欲望社会”成为时代注脚。
低欲望社会
在这场危机之后，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甚至不足1%，持续到如今。
而最为严重的并不是经济上的崩溃，而是整个日本的心，垮了。股市和楼市里含着许多人一辈子攒下来的积蓄，他们难以承受扑面而来的生存压力，选择了终结自己的生命。
1995年日本约2.1万人自杀，到1999年飙升至3.4万人；
进入21世纪的前15年，一直在2.5万人以上。
而没有选择自杀的人则往往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绝不背房贷车贷，不结婚不生子，任何潜在的风险和责任，都不想承担。
曾经泡沫时代“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被打破，年轻人对于那种“为企业、为家庭奋斗”的意识淡化，以至于只用了30多年时间，日本就从老龄化社会加速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成为了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在消费观念上，日本家庭储蓄率在泡沫崩溃的十年内回升了15%至20%。
尽管日本新世纪的几代首相，都试图通过量化宽松和重新降低利率，鼓励老百姓花钱，但是日本人已经完全被那场危机吓怕了，利率调到0，都阻止不了老百姓们的存钱欲望。
曾经泡沫时代日本炫富的心态几乎彻底崩塌，大额消费被压缩，实用主义消费观念成为主流，二手市场相当繁荣，性价值之上取代“品牌崇拜”。
日本有一个牌子叫无印良品（MUJI）很火，因为这个牌子的提倡的“没有商标与优质”的理念，迎合了年轻人对于“极简生活”的渴望。
对现实的无力感，阶级固化的焦虑，人际关系的疏离。
最终，日本宅文化应运而生。
不管是沉溺于二次元老婆蕾姆，还是痴迷于忍界大战，更或者喜欢看那些“太太你也不想让你丈夫失去工作吧”的小电影，本质上都是对低欲望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创造性回应。
日本在这种安慰剂产业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匠人精神”，做到了行业顶尖。
“热爱反思”的日本人正在痛苦地摸索爬出来的路径，正如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所说：
“泡沫的破裂不是终点，而是让日本重新审视经济本质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