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陆弃
4月7日，美国白宫宣布一项引发轰动的新政——要求所有联邦机构任命“首席AI官”，在六个月内制定AI战略，加速人工智能在政府系统中的全面部署。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果断废除拜登任期内颁布的两项关键AI监管行政命令：一项旨在保障公民权利和技术透明度，另一项对AI采购进行限制。而现在，它们被彻底扔进了碎纸机。
这不是微调，而是根本性的政策翻转。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在备忘录中宣称，联邦政府要摒弃“官僚式束缚”，全面拥抱AI带来的“创新和效率”。新政策将鼓励所有政府部门大胆使用AI，而非处处设限。从此以后，美国行政机构将不再受限于“冗余的道德担忧”，而是要让AI成为行政流程的主力工具。
这场政策突变背后，是特朗普政府一贯奉行的去监管主义在技术领域的再一次极端演绎。在中美技术竞赛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白宫此举表面上打着“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的旗号，实则释放出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美国政府准备放弃对AI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伦理底线，让技术加速失控地奔跑。
拜登政府虽在AI监管上步伐迟缓，但至少在方向上保有一丝理性。他试图通过命令联邦机构保护算法的公平性、减少对弱势群体的伤害、要求AI开发者共享数据用于风险评估等措施，为这一迅猛发展的技术设立“最低限度的道德围栏”。然而，这些努力如今都在特朗普政府的笔下灰飞烟灭。
而且，特朗普政府不仅取消限制，还将AI纳入国家治理工具箱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未来美国政府将更多使用AI处理执法、审批、情报、财政、人事、医疗、舆情管理等事务。但AI决策的黑箱特性、本身的偏见风险、模型不透明等问题尚未被充分解决，一旦用于高敏感度的政策制定或公共管理领域，其后果不啻于将一颗未设保险的炸弹嵌入国家神经中枢。
首席AI官的角色也从“监管者”变成“推动者”，从监督数据滥用、防止算法歧视，转向“带领机构突破创新障碍”。这不仅削弱了AI治理应有的独立性，更是将政府自身变成AI商业应用的“最大客户”和“试验场”。在这样的模式下，技术开发商可以绕过道德评估，以“政府急需”之名加速部署，为资本逐利开辟新战场。
这场“白宫放权AI”的变局，将对全球AI治理格局带来冲击。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不再支持拜登主导下与欧盟推动的“全球AI伦理规范对话”，这等于宣告美国放弃构建“负责任AI”的全球形象。在美国放弃约束之后，其他国家将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坚持规则建设，眼看被美国技术冲刺甩在后面；要么跟进放松监管，加入一场“无道德底线”的科技军备竞赛。全球技术伦理的最低共识，正在被这场“放飞AI猛兽”的政策摧毁。
然而，更糟糕的是，这种对AI的非理性信仰，将进一步削弱民主制度本身的透明度与责任机制。当执政者可以用“AI算法决策”为自己的行政命令背书，当公民无法质询一个模型为什么拒绝发放贷款、取消医保或判定嫌疑人风险等级，我们面对的将不再是“数字治理”，而可能是“技术独裁”。
这场政策转向看似充满“未来主义”的光环，实则掩盖了对公众权利的系统性剥夺。它没有对滥用AI进行防护，却为无监管部署开了绿灯；它没有为算法黑箱设立出口，却为政府权力装上了技术外挂。美国政府不是在拥抱未来，而是在放任技术替代责任、算法模糊权力边界，打造一个用AI外壳包裹的不透明体制。
当白宫一声令下，让AI“无负担上岗”，看似是加快行政效率的捷径，但其代价将由普通民众支付——他们会在未来越来越多地被不可见的机器规则审判、分流和排除；他们会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可质询的政府，而是一道连源代码都无法公开的铁墙。
特朗普政府选择了放弃控制AI的缰绳，在通往未来的不归路上踩下油门。但这趟旅程的终点，很可能不是技术繁荣，而是权力的算法化、社会的两极化和人类决策机制的彻底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