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
撰稿｜赵京媛，《智本青析》实习评论员，就读于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初审｜李佳兴，《智本青析》实习评论员，就读于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二审｜杨啸杰，大外交智库（GDTY）助理研究员、《智本青析》编辑部执行副主编兼审核委员会委员；
终审｜吴翔，大外交智库（GDTY）研究员、《智本青析》编辑部执行主编。
当地时间7月7日，“弗洛伊德案”案发25个月后，美国明尼苏达州联邦法院最终判处涉事前警察德雷克·肖万21年监禁，标志着“5·25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因白人警察肖万暴力执法而窒息死亡的非裔黑人弗洛伊德终于等来了“迟到的正义”。讽刺的是，2020年至今，美国警察执法致死人数为2563人，其中非裔死亡人数达565人，占比超过22%。不难看出，“弗洛伊德案”仅仅是美国白人警察暴力事件的冰山一角。
美国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由来已久，无论是黑人自殖民地时期就受到歧视行为，还是到战争年代俄罗斯裔、日裔华裔等遭受差别对待，美国社会的“种族形象定性”问题痼疾难除。在“标榜自由民主、大声疾呼人权”的美国，身为美国人的少数族裔正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成为警察暴力最严重的受害者……
非洲裔美国人频频成为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受害者 （图源@央视新闻）
一、美国“种族形象定性”的产生与含义
美国是一个由多种族组成的国家，社会上存在的“种族形象定性”问题也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它的产生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大规模开展的禁毒战争密切相关。面对毒品泛滥的情况，里根政府表示会继续重点整治毒品犯罪问题，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根据发表在《美国健康杂志》的一项研究， 非裔男性因警察执法致死的可能性比白人男性高出近3倍 （图源@CNN）
美国政府开展禁毒战争、打击毒品泛滥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缉毒人员在判定某个人是否涉嫌毒品犯罪时，除了观察此人当时的行为举止，也通过肤色、种族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毒品搜查。他们坚持“参与毒品犯罪的人中大多是少数族裔，所以少数族裔更容易涉毒”的论断，在执法中更加倾向于对少数族裔展开调查。随着禁毒战争的深入，这种对少数族裔进行不公平的禁毒执法行为日益增多，新闻界对这种不当执法行为予以报道，并使用“种族形象定性”对其进行界定，逐渐将执法人员针对少数族裔的片面执法行为展示在世人面前，美国“种族形象定性”问题就此浮出水面。此后，各地执法人员针对少数族裔的各种执法行为有增无减，“种族形象定性”的相关报道越来越多。
到20世纪末期，警察针对性执法现象更加普遍。199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调查者表示“种族形象定性”在全美已经十分普遍。在被问及是否有仅仅因为种族或种族背景被拦截的经历时，超过四成的黑人给予肯定回答。在这些被拦截的黑人群体中，被拦截超过3次的黑人比例高达69%。同时，超过4/10的美国黑人认为他们是“种族形象定性”的受害者，其中包括近3/4的年轻黑人群体。
1995—1999年部分报刊对于“种族形象定性”事件的报道 （图源：笔者自制）
以上，“种族形象定性”可以概括为是美国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以肤色、种族为依据，无端对非白人少数族裔群体进行定性的歧视性行为。实施“种族形象定性”的人员，除了传统认知中的以执法人员为代表的国家机构人员外，普通白人也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一歧视性行为最常见于各种执法活动中，但逐渐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拓展。
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非裔占美国总人口13.4%， 其被暴力执法致死的人数占致死总人口28.06%
二、“种族形象定性”缘何难以根除
（一）种族主义根深蒂固
美国种族主义根深蒂固是“种族形象定性”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种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一种制度体现。它以自我种族为优势，是对其他非我种族的歧视与偏见，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种族压迫行为。
与历史上公开叫嚣种族隔离、种族压迫等种族主义略有不同，当今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主义，更多地反映在白人群体认为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群体违背了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负面情绪。一方面，美国“白人民族主义”、“白人至上”思想正在滋长。各种极端种族主义组织，比如美国纳粹党、得克萨斯州雅利安兄弟会、全国白人协进会在全美积极活动。根据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发布的2019年度《美国仇恨组织情况报告》，2019年依然存在的940个活跃的仇恨组织中，主张“白人至上”的仇恨组织就高达391个。其中，白人民族仇恨组织数量较2017年增加了55%。他们持续发动针对各少数族裔的袭击，造成人员死亡，带来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这些“白人至上”种族组织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有着众多狂热的追随者。除了发放传单、游行示威等传统方式进行种族主义宣传外，新媒体日益成为其传播种族主义主张的“主要战场”。这些组织大多已建立独立运营的网站，鼓吹种族主义的优越性，通过推特等社交平台发表极具欺骗性的言论，以达到宣传种族主义的目的。
人群聚集在明尼阿波利斯案发地默哀9分钟29秒——这是警察用膝盖跪压弗洛伊德颈部的时长 （图源@新华网）
（二）联邦立法遥遥无期
自禁止“种族形象定性”的法案在国会提出伊始，几乎每届国会都会在谴责“种族形象定性”行为的基础上进行立法活动，但每届国会在这一问题上都没能交出满意答卷，甚至相关提案仅在立法程序的初步阶段就宣告夭折。这主要是因为种族问题不再成为当今美国政府的首要议题。乌克兰危机的悬而未决、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恐怖主义袭击等问题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尽全力应对挑战。
例如小布什执政初期，他曾表达解决“种族形象定性”问题的决心。然而，猝不及防的恐怖主义袭击彻底粉碎了美国社会终结“种族形象定性”的梦想，反恐彼时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在此后7年间的国情咨文中，总统除了表示政府持续关注经济、就业、教育以及发展清洁能源等领域外，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抗击恐怖主义战争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奥巴马、特朗普政府更是无一例外。
拜登政府时期，“弗洛伊德案”的发生将全美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推向高潮。当地时间2021年3月3日晚，美国众议院以220票赞成，212票反对的票数通过了《乔治·弗洛伊德警务正义法案》（这是一项广泛的警察改革措施，法案以2020年一名白人警察用膝盖顶住脖子超过8分钟后死亡的46岁黑人男子命名），旨在对执法部门的豁免权进行改革，禁止在部分执法行动中使用种族性剖析，禁止在联邦毒品案件中签发“不敲门搜查令”。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人无一表示支持，直至今日，该法案仍未生效。尽管“弗洛伊德式”的悲剧每天依然以不同形式重演，但却无法获得像民权运动时期那样促成保障民权立法的阶段性成果。
弗洛伊德的弟弟菲洛尼斯·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案”庭审结束后激动落泪 （图源@必应）
（三）部分少数族裔损害群体形象
虽然美国少数族裔时常成为“种族形象定性”问题的受害者，但一部分少数族裔有害于社会稳定的行为在损害群体形象的同时，也加深了公众的不信任感。一方面，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发布的《1980—2008年间美国的凶杀趋势》报告，这28年间黑人凶杀犯罪的比例一直远高于白人，仅2008年（当年黑人凶杀犯罪值历史最低）黑人凶杀犯罪的比例也还是白人的7倍之多。另外，根据纽约市警察局记录管理系统的有关种族犯罪情况的统计数据，在涉及枪击、毒品、偷窃、谋杀等犯罪中，非裔和拉美裔群体的犯罪率远高于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种族，一直处于纽约市高犯罪种族的榜首。
另一方面，少数族裔的犯罪问题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在毒品问题上，非裔和拉美裔群体受到波及最为严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于2003年发表的《种族与“禁毒战争”》意见书指出，在“扭曲的禁毒执法”中，非裔和拉美裔因被怀疑持有毒品而被搜身或拦截逮捕的几率远高于白人群体。这种禁毒执法过程中的种族差异自2010年以来就没有发生改变。此外，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美国政府不仅扩大西南边境巡逻队数量，更赋予了执法人员在执法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权利。美国司法部甚至规定，“由于在执行保护国家边界的法律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必然涉及考虑一个人的身份问题。因此，要以现行法律和宪法标准为准绳来运用种族或族裔因素。”
可以说，美国社会中少数族裔确实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仅败坏了所在群体在美国白人眼中的形象，还进一步加重了白人对他们的猜忌与恐惧。同时，部分少数族裔违法犯罪事实确凿，为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政策提供了借口，导致执法人员“种族形象定性”执法几率增加，种族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反种族歧视抗议蔓延至学术界。 （图源@必应）
三、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美国警察针对少数族裔的片面执法行为而引发的种族冲突愈演愈烈，“种族形象定性”问题随之引发热议。然而，“种族形象定性”并不仅仅存在于执法领域，它更成为美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无论是巴拿马裔黑人血统的父子在驾车途中遭遇暴力执法，还是拉美裔女士在购物时因用西班牙语打招呼而被拘留要求确认身份，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不断发生，美国“种族形象定性”问题似乎已经“退无可退”。尽管美国社会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深刻的历史根源与复杂的社会现实，都成为这一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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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浩、淡然：《校园枪案和射杀黑人报告再次凸显美国“系统性失败”》，新华网，2022年7月19日，https://news.sina.cn/gj/2022-07-19/detail-imizmscv2585252.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