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战略。毕竟,这是冷战结束30年以来,首次发生的一个主权国家跟另一个主权国家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战争结束后,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如何制定自己的国家战略,尤其是安全战略,将取决于战争何时结束以及如何结束。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估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积极干预,并一直在推动战争的演变,其利益和价值观,毫无疑问,将面临窒命地挑战。
在这场冲突中,美国至少有三个切身利益: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关系,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跨国威胁,以及维持有利于美国所谓的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对未来的估计往往被不可预测的事件削弱,尽管如此,当政策制定者驾驭未知事物时,有助于获得普遍的方向感。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我们可以提早预测,美国在俄乌冲突之后,将如何调整战略。
自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一直专注于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中俄伙伴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欧洲主要的安全架构北约,看起来似乎不再“脑死亡”(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早些时候的话说)。而俄罗斯经济疲软,军事声誉受损,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初级伙伴。考虑如何将战后的俄罗斯重新融入国际体系,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政策,试图做出的一项尝试,尽管这项尝试看起来可笑。
甚至在俄乌冲突之前,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就有两个问题。首先,它将非常不同类型的国家混为一谈——一个衰落的国家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正如世界在1914年和今年不幸发现的那样,衰落的大国往往更容易接受风险。俄罗斯正处于人口和经济衰退之中,但保留了巨大资源,从核武器和网络武器到中东或威胁其邻国的一切破坏者。美国需要一个新的俄罗斯战略,不希望俄罗斯跟中国走的太近。
关注大国竞争战略的第二个问题是,对生态全球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新型威胁的关注不足。全球气候变化将耗资数万亿美元,并可能造成战争规模的破坏。COVID-19大流行已经造成100万美国人死亡 - 超过自内战以来我们所有战争的总和。
一些政客称当前局势为“新冷战”,并敦促采取孤立和遏制政策。但这个历史隐喻,歪曲了美国面临的战略挑战。在真正的冷战中,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双边商业或社会接触,遏制是有道理的。然而,今天,中国现在是比美国更多的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应该在技术的某些方面将安全风险脱钩,但试图限制与中国的所有贸易,肯定要付出代价太高。与与中国脱钩相比,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世界经济的实际代价,都将相形见绌。
此外,即使经济全球化的分裂是可能或可取的,美国也不能将遵循生物学和物理学定律,而不是政治规律的生态相互依存关系脱钩。乌克兰战争并没有改变这些事实。一个好的战略,要求美国在作为战略对手竞争的同时,与中国合作。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彻底战胜生存威胁,而是“有管理的战略竞争”。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会在2030年代超过美国。但中国面临着许多经济、人口和政治问题。中国的增长率正在放缓,全要素生产率低,劳动力在2015年达到顶峰。即使有俄罗斯,它也只占世界经济的五分之一,而美国、日本和欧洲只占一半。换句话说,即使乌克兰战争将俄罗斯与中国联系起来,直到普京时代之后,西方国家也试图组织一个能影响中国行为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持这些联盟仍将是美国后乌克兰战略的核心。
美国关心稳定和秩序。当美国谈到国际秩序时,经常提到两件事:潜在的权力分配或平衡,以及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一套规范和做法。通过削弱俄罗斯的软硬实力以及中国软实力,乌克兰战争稍微改变了美国所认为的战略平衡。关于规范秩序,美国认为俄乌冲突破坏了1945年后《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规则,大多数成员国仍保留着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利益。自1968年以来,对减缓核武器扩散的不扩散制度准则造成多大损害,还有待观察。
简言之,乌克兰战争结束后,美国可能要进一步调整美俄关系,尤其是改变对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历史总是充满着惊喜和意外。许多事件可能迅速摧毁这些有利美国的环境:例如,俄罗斯正通过战术打击,来强化国家安全。美国不断在中国台湾问题上,采取边缘化试探政策,如果局势失控,将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大规模脱钩。作为霸权国美国,其内部分歧正在不断地削弱了美国内部的软实力,并影响其在对外战略上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