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革命债欠了三十年!为何毛岸英千里返乡,替毛主席偿还欠款?

那是1950年的一个晚上,毛岸英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毛主席的书房,要知道,向来工作繁忙的父亲鲜少单独找他谈话,看来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

毛岸英站在父亲的面前,看着陷入了沉思的父亲,一时间不知该作何举动。

毛主席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那轮明月,沉寂了片刻后,缓缓说道:

“过几日就是你外婆的八十大寿,你替我回去看望她,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办到。”

“我还欠着你的表姨婆一笔钱,算起来,这笔债欠了有三十年,你这次一定要替我还上。”

父亲的话,不禁让毛岸英好奇了起来,已经是国家主席的父亲,怎么还会欠着表姨婆的钱?

毛岸英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起了一段三十年前的故事。

  • 那个充满硝烟的年代,革命青年的爱情,甜蜜而美好

这个故事要从当时的北大老师杨昌济先生说起,他是毛泽东的老师。1918年,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年轻的毛泽东正式认识了杨开慧。

而正值豆蔻年华的杨开慧,又是出生书香门第,性情温婉。尽管长相端庄的她身边并不乏追求者,然而,就在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当她再次见到这个高大俊朗的年轻人时,就已经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心之所属。

尽管毛泽东比杨开慧年长了八岁,却丝毫没有影响二人在相识相知的过程中渐渐坠入爱河。

看似柔弱的杨开慧从小就听父亲讲各种奇趣见闻,以及新的革命思想,以至于从小树立了改革社会,为改变国家命运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

她的母亲向振熙更是一位勤勤恳恳,温柔慈爱,孝敬老人的好妈妈,向振熙和杨昌济在生活中相敬如宾,互相扶持,也在默默地影响着杨开慧。

所以,杨开慧的善良,大度,心怀民间疾苦的性格也是从小就养成的,正是这样的性格,成了后来能跟毛泽东在革命道路共同进退的重要前提。

其实,在杨开慧见到毛泽东之前,她就已经知道了这号人物。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毛泽东在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标新立异的言语和思想,让杨开慧眼前一亮,她不禁通过文章的字里行间,在自己的脑海中描绘出作者的身影。

所以,当毛泽东初次受邀登门拜访,与博学多才的杨昌济探讨救国救民的方法和路线时,年仅十三岁的杨开慧只是端把小椅子,坐在一旁,静静地聆听。

杨昌济

她默默地观察着,学习着,从来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不去打扰,这个安静的小姑娘,很快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他只是好奇:这个小姑娘的眼睛里有着异于同龄人的神采,她到底在想什么?

直到1918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帮助下,来到了北京,成北京大学的一名图书管理员,也是这次的机遇,让他再次见到了杨开慧。

这一年,毛泽东25岁,杨开慧17岁。骨子里,杨开慧是个特别傲娇的女子,虽然心里装着毛泽东,但就是拉不下脸来主动表白,直到陶毅的出现。

在长沙的时候,当时著名的江南第一才女陶毅与毛泽东交往十分密切。性格开朗的陶毅可比杨开慧直接许多,她明里暗里的行为,都在表达着自己的心意,这让杨开慧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终于鼓起勇气表白了,从此,北大的校园里又多了一对甜蜜的身影。

两人一起在图书馆学习进步思想,在北海公园探讨革命的发展方向,在香山欣赏枫叶,在北大观赏梅花。

毛泽东和杨开慧

杨昌济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儿和最器重的学生走到了一起,心里十分欣慰。可惜,那时候的杨昌济已经重病缠身,他最终也没等到二人喜结连理的那一天。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毛泽东以女婿的身份,和杨开慧一起在法源寺为杨昌济守灵,同年的冬天,两人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十分简易的婚礼。

这场婚礼简易到没有礼堂,没有仪式,就连酒席也只有一桌,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二人的感情,婚礼之后,杨开慧便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的宿舍,杨开慧的加入,让这个普普通通的宿舍平添了许多美好的气息。

来年二月,杨开慧和兄长杨开智一起护送父亲杨昌济的灵柩回到长沙,这是杨开慧婚后第一次与先生分开,心中自是无限思念。

杨开智 曾用名杨子珍 杨昌济的儿子

但是,时间和空间并没能阻隔开二人的情感,就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写下了《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

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著名的词作在遣词造句上,并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然而,字里行间却无处不在地表达了作者对爱妻的思恋之情。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样的感情是如此的让人感怀至深。

  • 革命浪潮迎面袭来,情侣变战友,共同创建革命事业

1920年上半年,当时的湖南革命形势相当严峻,湖南人民水深火热,在肚子吃不饱,精神世界也没有任何指引的情况下,中国人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于是,忧国忧民的毛泽东当即决定,要创建书社,推广新文化,把失去了方向的广大青年学生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于是,他召集了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长沙召开了启动会议。一群有着共同理想和目标的革命人很快就把成立书社的相关事宜定了下来,没想到,就在大家踌躇满志的时候,还是遇到了最为尴尬的问题。

既然要创办书社,首先就要解决书籍的问题。他们需要印刷一部分马列主义的书籍以及一些进步书刊,还有就是带有先进文化内容的报刊,这就要用到纸张,油墨和印刷设备,这些物品每一样都需要花钱去购买。而当时只是北大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每月工资才八元钱,手上的积蓄对于创办书社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眼下,经费该怎么办?

根据《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一个月八元钱的工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其实并不算低,毕竟那个时候,大米每斤才3分钱,而猪肉每斤1角钱左右,如果不欠薪,每个月八元的工资,还是能过得比较好的,然而依靠工资收入来开书社,基本不太可能。

杨开慧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也十分着急,四处奔走,不停地联系她的同学寻找关系,积极配合毛泽东的工作,希望能筹集到足够的经费。

经过了多日的努力,经费始终还差一部分,这下可把杨开慧急得团团转。

忽然,她想到了自己的“娘家人”。

在当时来说,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的工资收入比普通工人高出许多。当时北大老师的薪酬待遇相当不错,就连普通的助教,每月也能拿到50~110元,教授的工资是更是能拿到140~280元,而杨昌济的工资是240元,是毛泽东的30倍。

杨开慧再三考虑,终于还是向母亲开口了。只是,一心记挂着革命事业的杨开慧哪里晓得家里的情况。

父亲在世时留下的钱财,一直由母亲向振熙保管,杨老夫人也是位勤俭持家的好母亲,先生杨昌济去世后,她小心翼翼地管理着家里的财物,除了平时家里必要的生活开支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额外开销,毕竟还要维持一家人以后的生活。

听到杨开慧的请求,母亲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她想着,先生不在了,生活来源缺少了很大一部分,现在还要把家里仅有的钱拿去资助革命事业,那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杨开慧也看出了母亲的犹豫,她真诚地对母亲说:“妈妈,毛泽东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用来创办书社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把更多的热血青年带上革命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

杨开慧


“到那个时候,广大群众才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能平等生活,不需要再担心吃饭穿衣的问题。”

“现在的生活虽然困难,但是我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的,而且,我们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迎来新希望的曙光。”

听着女儿的话,杨老夫人陷入了沉思。

这时,杨开慧动情地说道:“妈妈,要是爸爸还在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毛泽东,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倾囊相助。”看着女儿那稚嫩却坚定的面容,杨老夫人点了点头。

几天后,她交给杨开慧一笔钱,补足了文化书社的资金空缺。

这笔钱里,还有一大部分是杨昌济先生的“奠仪”费。杨昌济先生去世时,他在北京的同事和朋友曾经捐助过一笔“丧仪”费,杨老夫人用这笔钱给先生杨昌济办理了后事,剩下的那一部分就保存了起来,准备用来补贴往后的家用。

听到杨开慧讲述了毛泽东全力创办文化书社的事情,更想到了先生在世时对毛泽东的赏识,最终还是决定把这笔钱通通拿出来,就当是先生对自己最钟爱的学生最后的帮助。

不但如此,她担心资金不够充足,又找到了自己的姐姐向振凯,把杨开慧对她说的话复述给了姐姐听,并且提出了借钱的请求。姐姐向振凯也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而且她的女儿钟怀瑾和杨开慧也是感情相当要好的表姐妹。

向振凯对妹妹说:“这笔钱我同意借给你,而且也应该借给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杨老夫人有些不解。

姐姐微微一笑说,“这笔钱,不应该以你的名义借,既然是孩子们要用这笔钱去干革命,那就应该以他们的名义来借,并且由他们来偿还。”

杨老夫人听完,动情地点了点头。

于是,就有了开头,毛泽东让毛岸英去偿还这笔欠了三十年的革命债的事情。

有了这笔资金,文化书社于1920年9月9日,在潮宗街56号隆重开业了。当时的湖南省省长,也是督军,湘军总司令的谭廷闿亲自到场剪裁,并且为他亲笔书写的文化书社牌匾揭幕,这一举止,大大奠定了文化书社在当时当地的社会基础。

文化书社的开业,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新文化浪潮,前来借书看书买书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以青年学生居多。书社里都是毛泽东以及何叔衡等创办人精心挑选的进步刊物,这些书籍给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从未有过的新世界的大门。

开业初期,书社的员工们条件相当艰苦,没有工资不说,就连生活费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每天到了饭点,就在书社的屋檐下,点一个小煤炉,用瓦缸子架在上面做饭,米饭煮熟后,就着家里带来的咸菜,也吃得津津有味。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大家凭着满腔的热血和不懈的努力,没多久文化书社就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且受到了各界的关注,许多先进人士纷纷解囊相助。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文化书社很快就长沙以外的城市也开起了分店,而这些文化书社的创办人,工作人员以及一批有着先进思想的青年学生成了后来最早的一批革命者,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流血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创建共产党活动的过程中,文化书社也成了革命积极分子重要的集会点。

  • 长沙文化书社 藏于闹市的革命秘密据点

文化书社能这么快就有声有色地发展起来,离不开毛泽东最擅长的管账知识,以及灵活的经商头脑。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已经接过了他的父亲毛顺生交给他的账本,担负起管理整个家庭开支的“重任”,具有经商头脑的毛顺生从小就有意无意地培养毛泽东的经商本领,比方说记账本,打算盘,少年的毛泽东采用的“入付”记账法,把一个大家庭的收支管理得井井有条。也正是这些基本功,让毛泽东在后来扩张书社的过程中得心应手。

文化书社遗址

在书社开展的初期,毛泽东严格要求他的“员工”们必须把书社的每一笔收支记录得清清楚楚,不允许有任何一笔糊涂账。

起初,为了解决书社经费不足的问题,毛泽东把跟着父亲积累下来的经商经验发挥到了极致。他巧妙地借助舆论的工具,对文化书社进行大力宣传,又根据读者的兴趣爱好,大量出售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书刊,并且根据畅销书籍设计了恰当的软文,进行再次的推销。

在他的努力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成了他的“介绍人”,为文化书社开设分店努力奔走。在陈独秀的帮助下,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优先为文化书社提供书刊,并且无须提前交付押金,李大钊也为文化书社找到了成本最低的书籍供应商,这样一来,文化书社最基本的“货源”有了保障,同时也节省了一笔很大的经费。

而这个时候,杨开慧也当上了母亲。192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长沙出生了,毛泽东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岸英”,寓意伟岸,英勇,这个名字寄托着父亲毛泽东的太多期望。他希望儿子能健康成长,早日继承自己的革命事业。

初为人母的杨开慧“一心两用”,一边照顾着嗷嗷待哺的儿子,另一边也记挂了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是否顺利。

第二年年底,次子毛岸青也出生了。

两兄弟曾经在父亲身边度过了一段相当难忘的幸福时光,母亲的温柔呵护,以及父亲悉心的谆谆教诲,让他们多年后依然十分怀念这段来之不易的时光。

1927年4月4日他们的幼子毛岸龙在武汉出生了。

如果那是一个和平年代,这样的一家五口该是多么的幸福。然而,从未停止的革命浪潮还是无情地向他们席卷而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考虑到孩子们尚小,毛泽东不得不安排杨开慧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们先回到长沙板仓,杨开慧的娘家。

直到八月中旬,毛泽东才再次回到长沙,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儿。这次的团聚相当匆忙,也就三四天的时间毛泽东就离开了板仓抵达安源,因为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那就是秋收起义。

然而,谁也料想不到,这次的团聚,竟然是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和幼子毛岸龙的最后一次会面。

打记事起,毛岸英就知道外婆向振熙非常疼爱他们兄弟三人,母亲常常忙于配合父亲,做党的地方工作,三个孩子就基本上都交给了外婆来照顾。

外婆家门口,有一大片映山红。懂事的毛岸英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在附近玩耍,回家之前,还不忘采上一大把鲜艳的映山红送给母亲。

板仓,杨开慧的娘家 板仓,杨开慧的娘家

此时的毛岸英已经八岁了,而距离上一次见到父亲也已经过去了两年多。

远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当然也非常惦记着自己的妻儿,然而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过于严峻,两人非但不能见面,就连书信往来也是少之又少,偶尔收到一封毛泽东辗转寄来的书信,杨开慧总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还一字一句地念给孩子们听,通过这些书信,杨开慧得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革命事业进展得很顺利,思念之余倒也放心不少。

随着井冈山的星火越来越旺盛,丧心病狂的敌人对毛泽东进行了疯狂报复,甚至把目标转移到了杨开慧和她的孩子们身上。

1930年10月,由于敌特分子的通风报信,杨开慧在板仓的家暴露了,她和八岁的儿子毛岸英被押到长沙警备司令部接受审讯。在这里,杨开慧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各种毒刑,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提出的与毛泽东脱离关系的要求。

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杀害于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噩耗传到井冈山,悲痛欲绝的毛泽东写下了八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杨开慧牺牲后,关押在牢房里的毛岸英被中共底下党组织解救了出来,并把他和两个弟弟秘密护送到了上海。

1936年,毛岸英又被安排到了苏联学习,直到1946年才回到了延安。

  • 喝水不忘挖井人,带着父亲交给的任务,毛岸英返乡替父还债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在父亲的委派下,带着那个重要的任务,回到了母亲杨开慧的老家,湖南湘潭。

毛岸英回来后,也没忘记父亲的教诲:脱下军装,不许有任何警卫员跟随,更加不能享用专车接送,一切饮食起居都要以当地农民为标准。

已经八十高龄的向振熙老人见到外孙毛岸英后,激动地半天说不出话来,满是皱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外孙的额头,用颤抖的声音不停地说: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就好。”

向振熙

为外婆庆贺完寿辰,毛岸英就迫不及待地打听表姨婆向振恺的消息。得知表姨婆住在离板仓有一二十里地的平江石洞田坪的钟家,还有任务完成的毛岸英就匆匆告别了外婆,赶往表姨婆的家。

此时的向振恺已身患重病,身边也剩下唯一的女儿钟怀瑾。早年,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娘家的时候,就经常去钟怀瑾家玩,毛岸英对钟怀瑾一家有着深厚的感情。

向振恺看到已经长大成人的毛岸英站在自己的床前,竟然能撑起虚弱的身体,和毛岸英聊了很长时间。过程中提及最多的当然是毛岸英的父母已经毛岸英小时候的事情。

就在向振恺感慨万千的时候,毛岸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布包,他一层层打开后,露出了里面的100元钱。他郑重地向表姨婆说明了来意。表姨婆顿时老泪纵横:

“我们毛姑爷现在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了,这么忙,还记得这些小事,好嘛很好嘛,姑爷是位好领导,替我感谢姑爷的记挂。”

没过多久,向振恺就和向振熙两位老人,在毛主席的安排下,一起住到了长沙城希圣园内,并且每个月固定给两人老人寄去生活费,还经常写信慰问她们。

毛主席从来没有忘记杨家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两位老人的晚年一直过得很幸福,直到她们逝世。

毛泽东得知向振熙老人逝世,十分悲痛,甚至提出让向振熙与自己的夫人杨开慧同穴,并表示:

“毛杨永远是一家”!

在与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向、杨两家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牺牲,他们的牺牲,人民没有忘记!毛主席没有忘记!历史更加不会忘记!

——谨以此文,致敬伟大的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