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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节选
欧洲对转基因的保守，已经导致其产品开发和产业的落后，因此，当基因编辑以及其它新的育种技术兴起时，欧洲的科学家都热心探索，以求规避监管，赢取公众支持。他们最终的目标是欧洲能从过程监管转向产品监管，但现实来看只能是希望部分的定点基因编辑产品不会纳入转基因监管。
早在2011年，欧盟便有了一系列新育种技术的监管讨论，还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对定点基因组编辑技术做了几种分类，给出了监管建议。然而，欧盟的迅速反应并没有扭转局势，几年下来，甚至连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都受到了影响，更遑论应用。
“在欧洲，我们去介绍的时候，科研人员还不习惯使用这一新技术，在欧洲相对比较保守。在中国，我们的植物基因组编辑研究在国际上还是领先的，并且得到了快速、广泛的应用。”邱金龙说。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1年，35%的基因编辑的科学出版来自欧洲，但之后被美国超过，有评论认为，这或许是得益于美国对于技术创新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环境。
基因编辑
Gregory Conko等人认为，与欧盟相比，美国对待基因工程技术的态度相对要宽松。美国食药监局一直把重组DNA技术获得的食物和饲料与传统育种技术所获得的产品对等，集中评价其产品，通过非正式的咨询考虑其组分的等同性、毒性、过敏性、抗营养等方面。美国环保署集中考虑抗虫特性，关注“植物杀虫剂”——也就是表达的抗虫蛋白对环境的影响。而作为框架领头的监管机构，美国农业部发明了“植物害虫”（Plant pest）一词，关注在基因工程作物的创制过程中，是否用到了植物病原体。对于新兴的植物编辑技术，目前，白宫命令农业部，食药局，环保署更新其生物技术监管的协调框架来应对新技术的变革，与此同时广泛收集民众的意见。
传统育种已经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和气候变化等环境挑战。如果还是通过发现自然的变异后杂交育种，甚至加上60年前发展的诱变育种，作物改良也将不可持续。“传统的杂交育种，假设很幸运能找到一个抗病植株，但一般它产量不高，那就需要和产量高的进行杂交，假设能够杂交，还要经过多代的优化分离，一般要至少十年以上。”邱金龙说。
作为传统技术的补充，上世纪90年代发展出来的转基因技术，创制了一大批抗虫抗病，抗除草剂，富含某些营养元素的品种，已有长达23年的商业化种植历史。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数据，2016年全球26个国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超过1.8亿公顷，而在美国，90%以上种植的大豆和玉米包含了一个或多个转基因，使得它们能抗虫或者除草剂。
然而，欧洲的科学家Maria Lusser等人2012年发表在Nature Biotechnology的一篇文章指出，不利的监管环境导致的高成本（每转基因事件3500万美元）和费时（需要5.5年才能完成），使得只有一些高利润的作物获得大规模种植，如棉花，大豆和玉米；一些冷门的作物比如蔬菜和园艺品种则无人问津。
“我觉得基因编辑如果法规足够宽松，不需要大公司去做，很利于中国的小公司去创新。我们给科学院写过材料，用了一个很俗的名词，说可以实现中国育种产业的弯道超车；中国有2000多家种子公司，大都是小公司，没法和国外的跨国公司竞争。” 邱金龙向《知识分子》表示。
能否建立以科学为导向，以产品为基础的管理体系已经摆在了各国政府面前。在植物育种领域，我们正站在一个变革的十字路口，也许是一场双重的范式转换：一方面，潜力巨大的植物编辑技术正在革新行业面貌；另一方面，以过程为基础的监管策略已经不合时宜。
来源：知识分子
作者： 邸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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