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垄断中国贸易，荷兰人都做了啥事，居然让海盗盛行，明廷头疼？

2022年10月11日16:16:23 热门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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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年9月初，荷兰人迁往台湾。荷兰人在身的旧砦址建筑起新城楼荷兰地(Orange) ，之后于1627年改名为热兰遮(Zeelandia) ，就是今之台南安平古堡遗址。这里成为荷兰人的行政中心，也是荷兰在东北亚海域上唯一控制的贸易港，荷兰人的势力范围亦自安平向外扩张，对台湾的开发有重要意义。

1、该与谁谈判？

事实上，自荷兰人迁到安平后，中国人来者骤增，但长官孙克最大的责任和目的是如何发展与中国的贸易，他建议巴达维亚”遣派数家族前来，当有利于公司，但须限制其具有贸易之能力。如此则可增加公司资本，招徕其他地方之中国人前来台窝湾(安平)，亦可从敌人(澳门之葡萄牙人及马尼拉之西班牙人)手中，完全夺取中国贸易。”

由此可见，垄断中国的海外贸易仍然是荷兰人的最终目标。然而在1625年9月，长官孙克在台湾一次沉船意外中不幸丧生，同一年的8月，李旦亦病逝于日本平户。

记得当荷兰人撤离澎湖的时候，李旦会以荷兰谈判代表身份前往中国交涉，争取福建当局发出的正式贸易许可证。1624年11月14日，李旦回到台湾，只带回厦门都督(总兵)发给的书简，荷兰人大失所望，指责李旦是个有害的人物。从李旦带回的书简中，可以知道这是总兵官写给台湾长官孙克的私人信函而非协议文件，他在信函中表示：明白荷兰人希望在巴达维亚及台湾与中国贸易的愿望，他会将这事转报在福州的巡抚会议处理，都督表示中国人可自由前往巴达维亚，满足贸易的需要，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及可以在台湾贸易的事。”

由此可见，当荷兰人从澎湖撤出时，俞咨皋似乎没有承诺可以在台湾贸易。也许他含糊其辞的表示可以在澎湖以外的地方进行贸易，他最终目的是利用李旦把荷兰人骗离澎湖而不必动用武力。

荷兰人对中国人这种办事态度越来越明白，也越来越不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官员尽可能不直接与荷兰人接触与谈判，因自荷兰人强行闯入澎湖筑城后，中国人已把荷兰人视同倭寇一类人物。因而不可能出现正式的官方交往，所以，华裔海商便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来协调双方的误会或作为沟通的管道。问题是海商在中国官员的传统威权压力下，只能扮演唯唯诺诺的传话人角色，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李旦死后，他的得力助手许心素便成中荷之间的传话人。

2、突如其来的变数

自荷兰人迁往台湾后，中国对于荷兰人的动静十分关注。福建巡抚南居益在天启五年(1625)四月的一份奏疏中指出荷兰人：

“尚泊数船于东番，将有事于吕宋。夫吕宋我之属国，今商民乘春水赴之者甚众，遭于洋必无幸矣。可虞者一；东番，倭寇之薮，今虽暂异于夷，久之啖夷利，势将复合，小则劫洋，大则要市，兹蔓难图，可虞者二。”

南居益对海峡形势是有所了解的，他并未提出渡海把荷兰人赶出台湾的想法，他只考虑“用间”的传统手段，希望收到“夷寇相残，我收渔人之利”的效果。然而，南居益对于用间政，仍要中央正式授权。以免“党奸之人，出蜚语惑乱视听。”

由此可知，当时官僚间的政治斗争，互不信任，相互攻讦，不但使好的政策无从落实，而且影响到实际的统治效果。

南居益虽自诩：

“为国家复得澎湖一块疆土，为闽人除却百年隐祸”，但是他在天启五年，确因魏忠贤“希图封拜，凡遇边功，无不攘己有，恨臣(南居益)疏中无一字称美，而勘功按臣”，被指责耗费大量饷银，遭受迫害，以致“偷生苟全”。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要做好海防措施似是不可能的，澎湖设治最是句空话。

天启五年(1625)五月，朱钦相出任福建巡抚，这一年，澎湖建置仍在进行中，如在六月“命铸协守副总兵辖管泉南、彭湖二游击及彭湖新设游击关防”。又在九月增添红夷兵饷等。

随着南居益的被批判，以及魏忠贤的弄权及搜括，福建及外海澎湖的防卫新政策受到严重的摧毁。

这可从下述事件得知：

天启六年(1626)五月福建巡抚朱钦相的奏疏中透露：“遵旨将前新设钦衣、中军、千把总等官，尽行裁革，改用名色，总计每年减丁廪银二千二百一两有奇，解助大功。”

所谓“前新设”就是增强澎湖防守一事，如此削弱海防经费对福建沿海士气伤害极大，进而影响澎湖的地位。

也就是说，澎湖设治防卫不到一年，其防卫经费便被削减，再晚一些，变相被裁撤了。而力主在澎湖筑城设治的南居益，则被指责耗饷受到阉党弹劾，最不幸的是福建的防海储备金亦被迫解运上京。原本福建布政司西库贮银三十七万两，留作海上防卫之用。

南居益驱逐红夷时开销了十七万两，尚有实银十九万三千余两。魏忠贤竟命工部催解积银以助大工。换之，一切沿海防卫基金都因魏忠贤的弄权而被挪用，澎湖及福建沿海防守因而瓦解。

3、海盗与荷兰人的勾结

事实上，天启六年(1626)东南沿海并不安宁：4月9日两艘荷兰士希布船(大船) 因追讨中国商人许心素)欠他们订购的绢丝而出现在厦门。当时，荷兰人为了达成贸易，总是向海商预付资金。他们在1625年向许心素订购生丝时预付了40， 000勒阿尔(荷盾/里耳) ，结果生丝迟迟仍未运到。因而有这次厦门之行。

他们在厦门时，许心素的船运来200担的生丝，荷兰人又写信向总兵投诉台湾的贸易未依约进行，总兵推说因有海盗之险及无利可图，商人都不愿前往。荷兰人表示要扫荡海盗，提高利润，并上书皇帝取得台湾的合法贸易许可，但总兵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不要再来。

"总兵显然是敷衍了事。天启六年，在浙江海面也出现“海寇林七老等，纠合红夷，伪称王号，扬帆海面，御货杀敌。”

早在上一年就有所谓海寇“伪用宽和年号，元帅、将军等旗帜，自称红夷第一哨，连䑸入犯。”

本年十一月，闽广沿海一带海寇招徒结党，称王称国。其中以杨六、蔡三、钟六等最雄强。福建与广东海军南北夹攻，于是蔡三走日本，钟六赴东番，而杨六率三千多人，大小战船七十二艘向福建总兵俞咨皋乞降，愿讨贼自效。

由此可见，自荷兰人从澎湖遥移至台湾后，海商船帮又伺机集结，企图控制海上贸易。由于海商与荷兰人及日本人的关系密切，使福建当局极度警惕，中国承诺开往巴达维亚的中国戎克船如期在1626年1月31日抵达，据说这一年开往马尼拉的小型戎克船约计一百艘。

换言之·当时海澄月港的对外贸易仍然维持正常的状态，即中国帆船可前往马尼拉和东南亚贸易，而前往日本及台湾则仍被限制。当然走私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中、荷有关在台湾贸易的谈判一直没有共识，荷兰人以为放弃澎湖便可以在台湾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愿望，显然没有实现。因此，有关中、荷之间的贸易问题仍未解决，冲突必将再度出现。

在贸易不正常的情况下，走私海商与红夷相继出没在海面上，澎湖守军备受压力，不过，天启六年九月时巡抚朱钦相与朝廷讨论“停止榷税”时，提及“今筑城(指澎湖)增兵，远海长戍，然一重镇。兵不可撤，则舍洋税，饷无所出。”当时，澎湖似仍需明军戍守，这一年的十月，巡抚朱钦相被撤换，朱一冯为福建新巡抚。

当年杨六向总兵俞咨皋投降时，兵部尚书冯嘉会论及总兵俞咨皋用降贼杀贼的政策时说：

“藩库中无复有锱铢之遗矣！公私告匮。行伍从何充实?器械从何置办?船只从何增添?所谓御今日海贼与昔日海贼异者，此也。”可见冯嘉会已感到无可奈何，向海寇招安成一时之策。更麻烦的是，兵部尚书冯嘉会对沿海形势完全陌生。竟然把天启年间辛苦经营起来的澎湖防线裁撤。"

这对福建沿海官军的士气影响极大，特别是总兵俞咨皋，这位会被南居益誉为“世仰标铜”的将军，就是已故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现在他却是包庇走私贸易的共犯，也因为澎湖弃守，士气低落，防守缺饷，以及指挥官无心恋战等因素，使走私海商更猖獗。

4、郑氏集团的登场

天启七年(1627)二月，一个庞大的海商船帮由郑芝龙(一官)统领，“聚众数万，舟数百，犯中左所，饷掠三月去之。”

事实上，郑芝龙已成福建沿海新出现的海上霸主，新上任的福建巡抚朱一冯在这一年的八月就提及，一年来海上的船帮如萨子马、钟六老﹑牛屎老及蔡三老等不是被擒斩就是归顺，只有郑芝龙最令人忧虑。因为郑芝龙比较特别，他们将所掠的金钱“遇贫民则给以钱，重偿以招接济，厚精以饵间谍，使鬼通神，人人乐之用”。致闽中竟出现“德贼、附贼之众志。”

中左所(厦门)辖属于同安县，当时的知县曹履泰便指郑芝龙“直抵内地，约有二百余船横行无忌。其最毒者遍搜各港民兵船，而一并焚之，以绝我追蹑之具耳!”更麻烦的是郑芝龙”假仁假义,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

由此可见，郑芝龙集团实已操控沿海形势，这一年的八月明熹宗逝世，明思宗继位。明思宗虽然颇有主见且力图振作，但是他也是一位刚愎自用的年轻皇帝，这样的性格并不能更好理解错综复杂的海寇问题。

5、明末海盗盛行的国际因素

海寇问题自明立国以来一直存在，明嘉靖年间最为激烈，但自澳门开埠及月港开放对外贸易后，沿海的贸易活动基本上是有秩序进行。日本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得到中国丝货等物的满足，而月港开放出外贸易亦满足了福建人出海谋生的意愿，当然中国也从澳门及月港得以进口大量外国白银，也由于贸易得以合法进行而减少了倭寇的非法活动。

这种贸易架构是要依靠各方面的平衡才可以维持下去，若有一方变动便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常的贸易秩序便会遭受冲击。晚明天启年间首先挑战这贸易架构的正是荷兰人，他们占据澎湖要垄断对中国的贸易，几经交涉，荷兰人终于迁移台湾安平作对华质易基地。

可是贸易不但未能如愿进行，原因是荷兰人一直设法阻止马尼拉与月港之间，以及澳门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使这个行之有效的贸易框架备受极大的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此一时期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变。最初幕府对基督教探取放任态度，但在1612年发出禁止基督教令，对基督徒进行迫害，日本开始走向锁国的方向。

1616年幕府禁止欧洲船只在平户和长崎以外的地方入港。1623年英国人被禁止来航，1624年西班牙船只亦被禁止到日本。

据荷兰人的记载，幕府在1626年已发出禁止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在日本居住的命命，以上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澳门的贸易地位，也间接冲击上述的贸易框架。由于日本与澳门的贸易开始受到挫折，而荷兰人因没有涉及基督教问题仍受日本人的信任，所以海商们为了谋求出路，又重新回到福建沿岸，且与荷兰人构成新一波的贸易关系。在1625年浙江与福建海面出现的海商船帮，都与红夷或东番或日本有关，也就是这一时期的具体反映。

6、明末海盗盛行的国内因素

记得天启年间在澎湖跟荷兰人交涉时，表现出强烈自信心的俞咨皋，现在竟然变得畏缩不前，这位总兵官着实令人大失所望，也许他对生活已完全失去方向。天启六年(1626)出任同安知县的曹履泰，对俞咨皋的作为极不满的说：“俞总兵腹中止有一许心素，而心素腹中止有一杨贼。”

这里的“许心素，就是荷兰人所要追讨的中国商人许心素，他是李旦的亲信，在第二次澎湖交涉过程中曾有所作为。李旦死后许心素成为俞咨皋与荷兰人的联络人，他们之间是否有利益输送，荷兰人与许心素则订有贸易合约，但是到了1626年底，许心素仍未把绢丝交付，原因是沿海的安定已受到严重的干扰，正常的贸易活动已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