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半导体之母，终身残疾身患癌症却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校长

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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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年少多磨难。

她，生于军阀混战的贫穷旧中国；求学于日寇侵略，民族多难的黑暗岁月。

她还体弱多病一生常与病痛相伴，17岁患上股关节结核病，留下了终身残疾。38岁做肾切除手术，46岁又患了乳腺癌。

但她从来没有低头屈服，她与病魔斗争又历经3年高考考验，终于成为一代科学家，以瘦弱而坚强的身躯，为我国的半导体物理、表面物理的理论研究撑起一片天。

她就是“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

同时她还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复旦大学唯一一位女校长。

谢希德1921年出生在福建省泉州的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物理学家谢玉铭。谢玉铭在美国留学时，因精确测定了氢原子光谱的结构，被杨振宁誉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人。

在谢希德的记忆中，她最喜欢的去处就是父亲的书房。父亲书柜中的书不管能否看得懂她都喜欢翻看。

久而久之，父亲书柜中的书她都比较熟悉。有一次，她的父亲出差在外家里收到了一封电报，当时电报局没有翻译电报字码的业务，需要收报人自己去翻译，所以家里都备有一本电报明码检字的书。

因为着急，外婆一时间找不到那本电报书，这时谢希德便冲进父亲的书房轻而易举的找到了书，并帮忙翻译了电报。

这样的“成就”让谢希德更加爱上了读书，爱上了学习。

进入小学之后，谢希德更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小学霸，一考试就是年级第一。

1937年，受卢沟桥事变的影响，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华北，谢希德全家随父亲南下逃难到了贵阳。

不久后，17岁的谢希德患上了股关节结核病，而这时她刚刚考上湖南大学物理系，但病痛的折磨让她不得不从学校退学。

更让她难过的是，医生告诉她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并没有特效药，她能做的只能是回家休养。

这无异于是给谢希德判了“死刑”。

但她没有放弃抗争，始终没有放下书本。

她对母亲说：“读书是我最大的兴趣，只有读书可以使我忘掉病痛，使我的生活充实。读书是治我疾病的良方。”

经过4年的休养，她靠着顽强的毅力站了起来，而且靠着自学考入了厦门大学物理系。

1946年，谢希德大学毕业，父亲坚持让女儿出国留学，看到更大的世界。谢希德便参加了留美的考试，但是她并没有考取上公费生，而是只能自费出国留学。

然而那时的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能支撑她高昂的学费，无奈之下，谢希德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第二年的考试。

好在，一年后，谢希德被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录取，担任该校助教，免收学费。

1949年，麻省理工攻读硕士的谢希德收到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新中国成立了！

谢希德难以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巴不得马上回到中国！”

可是就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钱学森被软禁，美国政府宣布，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内地。

谢希德十分着急，但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静待时机。

在等待的两年中，她拿到了麻省理工理论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到了1952年，谢希德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和自己的恋人曹天钦共同商量了一个策略：谢希德先从美国脱身，到英国成婚，然后归国。

可谢希德刚走上驶往英国的轮船，美国警察就来了。经过盘问和检查，他们发现谢希德的行李，只有与曹天钦往来的几千封信件，才不得不放行。

回到祖国后，她来到复旦大学物理系任教。她在复旦先后开设了光学、理论力学等七八门基础课程。每开一门课上熟了，她就让给别的老师上，自己又去开辟新的课程。

同时她看到计算机还是由电子管组成的，占地面积特别大。所以她敏锐地意识到，半导体科学将改变今后的计算机科学，从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投身半导体物理学的研究。

1956年，国家要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人才储备，希望谢希德可以到北京担任副主任主持工作。

但那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出生，就在大家都觉得她会请辞的时候，她没有犹豫，简单的收拾了包裹就去到了北京。

2年后，她和黄昆合编的《半导体物理》问世，开创了我国半导体领域的先河，此后很长时间这本书成为我国半导体物理专业人员必读的标准教材和基本参考书。

同时，第一枚单晶硅，第一块半导体材料和第一支晶体管也在她的努力下诞生。

除此之外，经过她的努力，五校联合培养了出我国第一批共200多名半导体专业毕业生，为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全国许多高校仿效成立半导体专业，建立研究所和生产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车间。

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让谢希德身体有时吃不消，有一次，她在实验中突然晕倒，后来大家才知道她扛着严重肾结石和心脏病工作了近1年。

经过手术后，顽强的她再一次站上了讲台。但好景不长，特殊年代下她被卷入运动之中，她住牛棚、做苦力、扫厕所什么脏活累活都是她的。

后来，如此环境下她被检查出患有乳腺癌。

疾病虽然没有优待于她，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在她瘦小的身躯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1983年，谢希德担任复旦大学的校长，成为了新中国高校第一位女校长。

作为校长，她眼光长远而犀利。她力排众议，率先在国内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苏联模式，增设了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几个学院，将复旦变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

她还开设了当时在国际上刚刚诞生的表面物理学，还建立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促进中国学生了解美国。

为了能让更多的学生走出去，谢希德在工作之余，坚持为学子向世界高校写推荐信。只要获得谢希德的认可，无论是否是本校学生，她都会给写下一封长长的推荐信。

而且，谢希德极其厌恶千篇一律毫无根据的空话套话，每一封推荐信都写得真实而全面。

“虽然这要占用我不少时间，但对我是一种乐趣。”

还有一次，一个学生刚从德国留学回来，想开展一些科研项目，但苦于没有任何基金的支持。他请导师谢希德写封推荐信。

但那时候谢希德的丈夫刚刚离世，他本来想找其他老师来写推荐信，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追悼会的第二天，谢希德便把她写的推荐信送到了学生手中。

学生十分过意不去，“其实，信让我自己起草，您审定签个名就行了。”谢希德却说：“由我亲自来写，对你更有帮助。”

在她任职校长期间，复旦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达600多次。外媒记者称她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

到晚年的时候，她的癌细胞几度向胸壁、淋巴结转移。她的胸腔严重积水，先后29次抽出近2万毫升积液，相当于40个盐水瓶的容量。到晚期，她不得不插上好几根管子，吸氧、鼻饲、输血、导尿，还接着心脏监测仪。因为腿部残疾，卧床也是强迫体位，无法向右侧，使她十分痛苦。

谢希德却十分坚强，从未哼过一声。

她在还能说话的时候，对每一位帮助她的医护人员说：“谢谢”。即使插管伸到喉咙，无法再说话，她也轻轻捏一下医护人员的手，表示谢意。

医生说，“我们从未看到这样有风度的病人。”

在住院期间，她唯一的要求只是要一部电话，让她接通电脑。因为腿疾不能弯曲，她只能站立着工作。每天接发很多邮件，处理大量的事情。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才不得不停止工作。

一位负责她治疗的医生说：“她近10次心衰后，医生在抢救中给她插了呼吸管。她醒来后希望把插管拿掉，在我手上写了一个‘死’字，她要在最后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向她解释，照现在情况呼吸机不能拿，只有一个可能是从颈部切开气管。没想到她立即表示同意。”

2000年3月4日，谢希德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她在遗嘱中写道：“把我的遗体捐给中国医疗事业。”

那天晚上，学生自发折叠的数千只纸鹤挂满了枝头，从复旦物理系学生宿舍9号楼一直绵延到第一教学楼。

有很多人都记得，谢希德去世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教师节晚会，谢希德和几位著名科学家，并肩站在宽大的舞台上，台下坐着本市教师代表和年轻的学生们。

当主持人问她：“50年代时，是什么力量使您冲破了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谢希德对着话筒，一字一顿地说：“我、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