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斯-新首相和英国国力的错位

作者：吾楼

近日英国前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Liz Truss）成为继玛格丽特·撒切尔、特雷莎·梅之后英国历史上第三位女首相。另有报道称脱离英国殖民统治75年的印度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反映了英国影响力的持续下滑。特拉斯的当选凸显了英国经济形势和政治局势的“动荡”，《金融时报》等英国媒体使用新词“omnishambles“（全面混乱）来形容此次唐宁街10号领导层更迭。

六年四任首相、五位外交大臣，英国脱欧后政府的频繁更迭，不断消耗英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国际社会对英国的感知和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而特拉斯的当选，并没有消除英国民众的顾虑，国际社会对其也充满疑虑。

未上台就不被看好的首相

特拉斯竞选保守党党魁时就被《金融时报》等英国媒体描述为“最差的首选竞选人”，而英国当前也面临糟糕的内外环境，包括俄乌冲突加剧的能源危机、高通胀和罢工抗议等问题。从信心和心理层面看，唐宁街10号再次洗牌并未改善商业情绪和提振市场表现，这对本来就黯淡的英国经济前景来说也是一大打击。9月5日，英镑兑美元跌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进一步反映了英国经济的严峻形势。目前，英国通胀已达13%，创40年新高。

▲从左至右：约翰逊、特雷莎·梅、布朗、卡梅伦、布莱尔。

脱欧开始以来，卡梅隆、特蕾莎·梅以及约翰逊都是被迫辞职，告别政坛。很多舆论已经开猜测特拉斯的首相命运。这和英国国内的整体舆情与氛围有关。

保守党党内选举似乎会给英国选民一种“政权更迭”的错觉。事实上党内选举和主流民意无关，投票人数只占全国人口（6000万）的0.3%，不会照顾普通选民诉求。特拉斯出任首相，也不符合英国选民呼吁强势领导人的诉求。YouGov进行的另一项全英不分党派民调发现，只有12%的英国人预期特拉斯会成为好首相或伟大首相。在英国普通民众眼中，特拉斯是一位弱势的领导人。

真正影响选举结果的依然是经济问题，包括约翰逊辞职的本质也是因为经济问题加剧的政治压力所致。2024年英国大选结果也将取决于经济议题。特拉斯竞选期间意图通过模仿撒切尔夫人手段，通过减税阻止经济衰退，但是，在当前高通胀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通过举债为减税方案提供资金，反而会增加金融市场风险，且不符合撒切尔政府减少借贷的承诺。一旦自己的经济“药方”不管用，特拉斯就会面临下台的风险。

▲9月6日,英国新任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就职演说。

舆情和市场均不看好特拉斯当选，除了和她刻意模仿撒切尔的个人风格，以及她过度强硬和激进的政策倾向有关外，主要还是因为保守党政府可用手段有限，她上台后很难有效应对英国当下面临的国内外挑战。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英国政坛近年缺乏稳健和理智的领导人，间接导致英国的国际影响力下降。

英国该有的国际地位

19世纪上半叶大英帝国辉煌时期，英国的殖民扩张达到顶峰。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主动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并且在美苏争霸期间，沦为普通的欧洲国家。冷战结束后，英国依附于美国，充当美国的“马前卒”。脱欧后，英国对美国的依赖度更大。

尽管本世纪有关日不落帝国“日落黄昏”的讨论一直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仍然是西方强国之一，在经济规模、军事实力、人力资源、社会和政治适应力，以及其所代表的宪政模式方面都占据优势。比如，作为老牌工业国家，英国在半导体、芯片、生物制药、环境科学和军工等领域占据优势。这也是美国忌惮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在英国开展合作、拓展业务的原因之一。

▲6月26至28日，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举行。

从经济上来看，2021年英国GDP总量达3.11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六，但英国人均GDP约4.62万美元，高于日本（4.07万美元）、法国（4.50万美元）、意大利（3.56万美元）等经济发达国家。而印度2021年人均GDP只有0.21万美元。英国在金融、保险和福利制度和文化影响力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首都伦敦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外汇市场和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另外，英国也是联合国五常，五眼联盟国和奥库斯（AUKUS）联盟国之一、也是北约体系内仅次于美国的军事盟友，在国际安全形势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比如，从本世纪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当前的俄乌冲突来看，英国都是欧洲或美西方不可或缺的“桥头堡”。在北约框架和美英铁杆同盟体系下，英军有很强的军事震慑能力，即可单边行动，又可双边、多边（美英法）协作，在欧洲安全体系内可谓游刃有余。

所以，英国实力的下滑是相对的，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事实上，关于“英国衰落”讨论的另一面涵义更多是指英国未能或无法担任其作为一个西方强国所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日本也是发达经济体，但由于历史和宪政因素，日本扮演的国际角色有限。英国则不同，虽然其国力相对出现下滑，但国际社会对其依然存在很高的期许值。同样的期待也存在于英国国内，英国选民近年来对弱势国家领导人已经厌倦，迫切希望出现一位强势领导人。

现在英国领导力的缺失表现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战略迷失，主要原因在于智慧型政治领袖的缺失。基辛格说当下国际社会缺乏强势、果敢及智慧的领袖人物，也是从约翰逊、特朗普等辈上台及俄乌冲突无法缓解所做出的判断。他们不但无法解决地缘冲突和国内困境，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哗众取宠，热衷于政治秀，有失国际体统，对于经济困境、气候变化、防核扩散以及地区冲突等棘手问题并没有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特拉斯也属于这类领导人。

从政客到国家的迷失

即便英国在人口资源、科技、金融和军事、文化等领域占据一定优势，但也经不起政客的挥霍和内耗。在特拉斯证明自己之前，英国依然缺乏与其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优秀政治领导人。

21世纪初，布莱尔上台后推出“桥梁外交”和“枢纽外交”，充当美欧、国际社会的“枢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接替他的戈登·布朗在协调西方应对这场信贷危机上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很明显，当时英国的经济话语权已经不如德法和中日等国，这也是2010年卡梅伦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同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强化关系的主要原因。2015年初卡梅伦政府提出打造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黄金十年”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但2016年的脱欧公投导致英国的欧洲影响力迅速下滑。保守党不希望脱欧后的英国继续充当“枢纽”，而是要引领“全球”。所以，特蕾莎·梅曾提出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战略，约翰逊上台后将该战略细化和付诸实践，比如高调力挺乌克兰，设置七国集团议程。但这一战略最大的问题就是离不开美国的主导。

比如，英国炒作中国香港话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利用香港话题升级对华博弈的需要。当时距离卡梅伦提出中英“黄金时期”口号不到两年。放弃加强中英双边关系的战略，并不是因为中英贸易关系出现问题，而是因为美国保守政府上台后想要利用台湾、香港等话题围堵中国，英国不得不附和、参与其中。这一点从英国起初接受华为到最终受美国施压而选择封禁华为也能看出。

俄乌战争的爆发后，英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甚。这就意味着脱欧后英国所寻求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根本无法实现。“全球英国”战略基本上已经被抛弃。

▲苏格兰民族党（SNP）9月5日再次强调苏格兰独立的必要性。（SNP推特发图）

脱欧后的英国表面上增加了自主性，但元气大伤，国际地位并没有提升。约翰逊和特拉斯当选背后的民粹潮流在深刻地影响英国，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也在下滑。所以，特拉斯在外交上也会表现得更强硬、甚至激进。但外强中干的策略只会让保守党政府看上去更弱势。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特拉斯将继承约翰逊政策，坚持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采取对俄强硬姿态，但和国内通胀和能源危机一样，她可发挥的空间非常有限，毕竟当前英国保守党内部缺乏政治新思维，难有新的创意。

虽然混乱一片，充满不确定性，但是英国仍有机会。卡梅伦执政期间，保守党能够强化与法国、德国的合作，展现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配合美国推进了英国在东南亚和东亚的经济战略布局。新的保守政府在下次大选到来前仍有机会，在危机中寻找机遇。

前提是保守党政府首先要管控好国内的政治风险，比如苏格兰可能的公投、以及北爱尔兰议定书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类政治风险，英国就有可能持续内耗和分裂。此前卡梅伦的脱欧公投就是一种政治赌博，只不过他赌输了。如果处理不好内部政治风险，英国只会走向更多混乱和分裂，进一步拉低英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