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浙江农民朝毛主席专列丢石头，五天后被抓，罪名意外

1955年6月9日，毛泽东主席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当天晚上，毛主席坐专列南下，第二天上午到达杭州，入住在刘庄。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并不常在北京，更多时间都在专列上到全国各地考察。但这次到杭州，毛泽东主要目的并不是考察，而是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一年前，他正是在杭州，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草案。

在杭州期间，他心情很好，游兴也很高，兴致勃勃地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五云山等。攀山途中，他时常被名胜古迹和南方山峦秀丽幽美的风景吸引得流连忘返，诗意盎然。在这期间他一连写了三首诗，《五律•看山》就是其中的一首：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

这次是毛泽东第三次上北高峰，走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老路，虽然铺着石板，但年久失修，路面破败不堪，杂草从裂开的石缝里长出来，还很茂盛。山路很陡，两旁也没有树木。那天天气有些闷热，没多久便出了汗，毛泽东于是敞开衣裳，手里拿把扇子摇了起来。

毛泽东革命半生，虽然成为了国家主席，但他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架子。当他敞开衣服摇扇子的时候，更是与一般农家老人无异。不得不说，这是毛泽东身上的美德之一，也是他能够始终跟广大劳动人民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在陕北时，美国记者斯诺就曾见到过，毛泽东盘坐在炕上，一边跟他聊天，一边脱下棉衣来，若无其事的捉虱子。

跟毛泽东的怡然自得相比，负责警卫工作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却轻松不起来。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浙江又是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的破坏活动很频繁。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在毛泽东活动经过的地方，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王芳过度的紧张，还曾引起毛泽东不高兴。那天上山前，王芳事先派人对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毛泽东一路上见不到群众，很不高兴，也不吭声。毛泽东向来主张不能脱离群众，1950年从苏联回国，途径长春时，便因为当地干部疏散群众而发火。

王芳估计，毛泽东那首《五律•看山》就是那天构思出来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远望杭州一座城，不见杭州老百姓。“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在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

那是毛泽东第二次登北高峰时，路过一户农舍，见到大门紧闭，不见一人。正当他在农舍旁的一棵松树下休息时，忽然一只大公鸡从房后跳出，大摇大摆走了过来。毛泽东笑着对王芳说：“厅长，厅长，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这只大公鸡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我们到这里，没有群众欢迎我们，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呢！”

正因为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毛泽东尽管已年过六旬，但他却从不肯坐轿爬山。不仅他本人不坐轿子，中央的老同志来杭州登山也从不坐轿子。有一次，王芳悄悄从驻军那里调来两匹马，打算让主席爬到中途累了骑马上山。毫无意外，王芳又遭到了一顿训斥，赶紧把马送了回去。

王芳是个老保卫人员了，1938年，18岁的他就担任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保卫科科长，后来又先后担任鲁中军区保卫部部长、三野第八纵队保卫部部长、三野第七兵团保卫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王芳又转战公安一线，先后任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1952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1954年9月起兼任浙江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省人民委员会第一办公室主任、省委委员。

王芳经验丰富，更有保卫首长的决心和勇气。出于他的优秀表现，他担任过38次毛主席巡视杭州的警卫员，算是毛主席最为信任的警卫。

6月18日，毛泽东审阅了一份指示稿，其中指出：解放后，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但是，对于大批采取两面派手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因此，有必要开展各条战线上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毛泽东在指示稿上做了“我看可用”的批示，当天晚上便再次坐上专列，离开杭州返回北京。没想到的是，这趟列车还没驶出浙江，却遭遇了一次“遇袭”事件。

傍晚19点10分，原计划19点30分出发的列车，在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下，提前驶出了。毛泽东的专列一般分为前驱车跟本务车，前驱车会走在前面，为后面毛泽东乘坐的本务车探路。前驱车一般会提前十几分钟开出。

专列在铁轨上平稳地行驶了30分钟，而就在车辆到达萧山县城，正在穿越萧山西门道口时，车身突然传来了一声脆响。王芳本能地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指在19点45分，接着便召集车上的警卫人员，巡查各节车厢。毛泽东所在的车厢安然无恙，王芳也算是稍稍定了定神。布置好警卫后，开始到其他车厢巡查。

当王芳走到第六节车厢时，发现列车右侧的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拇指大小的破洞，看上去是被什么东西砸中了。王芳仔细观察了破洞的形状，看上去很像是子弹造成的。想到这儿，王芳很快将这件事跟敌特的袭击联系起来。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了。1949年底，毛泽东准备前往苏联访问前，解放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收听到一段神秘的电波。破译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国民党的特务不仅获悉了毛泽东访苏的绝密情报，还计划在毛泽东访苏途中实施暗杀活动。

最终，在距离哈尔滨10多个小时车程的一条隧道里，一位战士在沿铁路线巡逻时，突然发现两名可疑人员，他立即鸣枪报警。就在敌人准备点燃炸药时，执勤部队迅速赶到，将他们当场击毙。几个小时后，专列安全驶过隧道。

正因为专列曾经历过这样的风险，当王芳见到疑似子弹的痕迹时，才感到事态严重。

列车仍在行驶中，王芳赶紧回到毛泽东所在的车厢，看到主席仍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谈笑风生，再次吩咐警卫人员加强防护。并再安排对整辆列车做一次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列车平稳行驶到诸暨车站，王芳立即跑到车站站长室和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通了电话，告知了专列上发生的事。

吕剑光随即给萧山公安局局长潘振铎打电话，将专列“遇袭”，玻璃被“子弹”击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潘局长。事情的严重程度不用吕剑光多说，潘振铎也知道，在自己的“地界”发生这样的大事，潘局长还没放下电话，手心就已经直冒汗。最后，吕剑光下达指令，24小时内必须破案。

经过仔细分析后，潘振铎局长认为这样大的事，不是他一个县公安局局长可以处理得了的。他一边布置警力进行调查，一边跟吕剑光商量，迅速到杭州跟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国务院副总理兼华东局第一书记谭振林汇报。

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正好也在杭州考察情况，赶上吕剑光跟潘振铎来汇报，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在了解完具体情况后，许建国马上投入到调查工作中。潘振铎汇报完也紧急回到萧山，重点调查从萧山西门道口一直到白露塘车站之间曾经的黑五类分子，查找他们中是否有袭击车站的凶手。

一时间，萧山县所有警力都出动了，50余名干警即刻出发，连夜奔赴铁路沿线的各村、镇，敲开了相关的每位治保干部的家门。区乡干部、铁路派出所都加入到了调查当中。连夜审查了60余名四类分子和历史复杂分子的动态。40余名已排除了嫌疑，21名尚在核实当夜出事时他们的行动情况。

第二天一早，许建国带着大家赶到诸暨，亲自到专列上查看现场。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老革命，很快就断定：“这并不像是子弹打穿的孔。”许建国的理由是，如果是子弹打过来，绝不可能只是击碎一块玻璃后就消失，应该也会打碎另一面玻璃。而且现场也并没有找到任何弹头。

潘振铎跟吕剑光听到许建国这一番判断后，都长出了一口气。但是，玻璃上的破洞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案件仍然毫无头绪。许建国又跟潘振铎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重点调查一下铁路沿线的村庄。因为玻璃上的破洞更像是石头扔过来砸破的，而当时因为火车经过，村民们出于好奇，大多都会远远地围观。

除此之外，许建国还宣布取消了24小时破案的命令。既然不大可能是反革命破坏行动，那就把侦查面放广一点，耐心一点找。有了副部长这番话，萧山的公安干警不仅稍稍放下了紧张，也有了调查的方向。

在专列“遇袭”的第五天，6月23日，一个叫曹文生的村民进入了民警的视线。这个曹文生是个地地道道的贫民，他的家里穷得很，家里连油灯也没有一个，深夜里，只能凭借依稀的月光看见他家里的面貌，家徒四壁，只有一张破木桌子摆在中央。

当公安人员过来抓捕曹文生时，他的妻子吓得嚎啕大哭。这也怪不得她，当时公安部副部长都过来查案，在那幺小一个村庄里，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都说是犯了大案，能不害怕吗？

曹文生自己也怕，因为怕罪行太重，所以在最开始受审讯的时候，也拒绝交代。稍稍问得急了点，曹文生又吓得直哆嗦，话也说不出来。潘振铎决定还是采取攻心的方式，先跟曹文生聊贫农在解放后获得土地，翻身做主人的不容易，再向他讲述党的政策，要老实交代，才能争取宽大处理。

慢慢地，曹文生也开始不那么恐惧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那个傍晚所做的事情经过：

“18日傍晚，车来之前，有五六个人站在火车路西侧闲谈。我站在友根家门口，参加闲谈，手中捏着一块从铁路上拾起来的棱角石头在玩着，这时看到一辆蛮漂亮的火车开过来，我就随手将玩着的石头从下往上抛了过去，扔在第三节或者第四节车厢上，打在火车的窗门上了。”

总算是让曹文生承认了，但只有口供，没有旁证，恐怕还不能让上级满意。潘振铎又问曹文生，他为什么要扔石头，扔石头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曹文生回答道，“我是随意扔了出去，闹着玩的。我们一起有五六个人，曹培兴离我最近，他大概是看见的。”

萧山公安很快就找到曹培兴，他是个老党员，做过多年当地的乡长，政治上比较靠得住。但当公安找到曹培兴时，曹培兴却主动承认，是自己扔石头击中了列车，并请求政府宽大处理。这一下，可让潘振铎懵圈了。一下出来两个承认扔石头的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对于曹培兴的审讯，潘振铎反其道而行之，告诉他向列车扔石头是重罪，虽然坦白从宽，但也还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曹培兴听到这话，立马就讲出了真相。原来，曹文生被抓后，他妻子便找到曹培兴，认为曹培兴是党员，又做过乡长，如果他去承认的话，应该不会受到责罚。而曹文生没有任何身份，要是被查出了犯了事，可能就回不来了。

曹培兴因为可怜曹文生一家，这才决定“自首”。有了曹培兴的口供，这起曹文生向专列扔石头的案件，可以算是结了。但到底该怎么处理曹文生，又成了一个难题。最后一直上报到中央，中央相关领导给出了意见：“曹文生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罪行为。考虑到曹文生是一个贫苦农民犯错误，贯彻教育为主方针，可以给予从宽处理，判个缓刑就行了。”

最终，曹文生被萧山县人民法院以破坏交通安全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在看守所关押了23天后，曹文生便被释放，回到安桥乡曹家桥的家。一场“专列遇袭案”，虚惊收场。曹文生经历了23天的惊慌后，安然回家，只是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扔出去的一块石头，砸中的是毛泽东主席的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