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尼克松说改变世界，亚非拉人民视为圣经

毛泽东是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著作也随着他的影响而广泛传播。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阅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无不掀起巨大的思想波澜。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毛泽东会见他时，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泽东的作品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在那些长期受到压迫的国家，其影响力更加巨大。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被西方殖民者打开国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苦难，而最终自立于世界！

中华民族，一个曾经被西方人侮辱为“东亚病夫”的民族，是怎样站立起来的？毛泽东是怎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这些成功的经验是那些被奴役的国家亟需学习的。

亚非拉地区的相当一部分革命领导人都深受毛泽东著作的影响。

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总统就喜欢随身携带《毛泽东选集》，他曾经被白人殖民者关押长达10年之久，关押他的监狱在10年间转移了数次，有不少东西在此期间遗失，但是《毛泽东选集》一直被他死死抓在手里。

穆加贝总统每当谈起中国都无不充满感激之情，他时常说：“没有中国就没有津巴布韦！”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津巴布韦执政党党员更是人手一本《毛泽东语录》。

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总统也将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当作他的圣经，他所创立的革命军队都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为思想指导。

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在中东地区深受西方侵略者压迫的国家，毛泽东著作的影响更加深远。

伊拉克的莫珊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为悠久的书店，他们在1958年发行的毛泽东著作为9万册，到了1959年则达到33万册，1961年更是发行超过50万册。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为了谋求与中国的合作，曾三次访问中国。在他的努力下，大马士革出版社成功翻译并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的阿拉伯文译本以及其他中国图书，在他们的策划下，这些图书还被销往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与地区。

1956年，英法为了霸占苏伊士运河，伙同以色列向埃及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埃及一边，给予了埃及极大的支持。因此，那一年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其他的中国著作在埃及的销量暴涨，1955年还不足1000册的销量，到了1957年已经涨到了21万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开始谋求国家独立，开展了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毛泽东著作的需求量激增。

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国家的革命领袖们都先后发出了向中国学习的号召，埃塞俄比亚更是把“一切向中国学习”当作了解放斗争的口号。

1962年到1966年，埃塞俄比亚向中国订购图书就多达97万册，其中绝大多数是毛泽东的著作；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在拉美地区，毛泽东著作最初只在一些左派书店和共产党资助的书店销售，如巴西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左派的法罗比书店、文化交流社等。

拉美地区的第一版葡萄牙语《毛泽东选集》就是由巴西胜利出版社出版的，乌拉圭共产党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也曾出版过西班牙语的毛泽东作品。在古巴推翻了独裁政府之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由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墨西哥曾大量订购毛泽东著作。1974年墨西哥进口中国图书20多万册，其中毛泽东哲学著作8万多册；1975年又订购30多万册，其中《毛泽东语录》10万多册。

哥伦比亚在70年代发生了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毛泽东著作成为各革命党派和革命组织的主要思想指导，无论是偏僻乡村还是省会、首都都大量订购了毛泽东著作以及各种政治著作。此类书籍由1967年的6万多册暴涨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40多万册。

1970年，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从而令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纷纷来信要求发行中国图书。

1992年，阿根廷一家书店自发翻印西班牙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创造了当时畅销书的最高纪录了。

随着毛泽东著作在亚非拉各国的广泛传播，毛泽东的一些经典名言以及中国的格言也在这些国家深入人心，并且发展成为了当地的词汇或者名句。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被一些非洲领导人频频引用，并且将“纸老虎”引申为“被阉割的纸老虎”，“逃不脱被碾成肉酱命运的纸老虎”。

“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莫桑比克人的流传当中被逐渐本土化，并将泰山以当地的名山戈龙戈萨山代替，转变为“为国家而死，保卫人民利益而死，这种死的分量像戈龙戈萨山一样沉重”。

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拥有如此广泛的阅读人群。除了亚非拉国家，毛泽东的著作在前苏联、英国也广为流传。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曾先后被翻译成英语和俄语分别发表在《共产国际》英语版和俄语版上。

1948年，斯大林就提出要将《毛泽东选集》引入苏联，并且派遣了理论家尤金来中国协调翻译工作。1949年，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又一次主动请求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翻译并且引入苏联。

1950年12月，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刊载了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

1953年5月25日，英国共产党所属的劳伦斯出版社经理汤姆斯·罗素先生访华，他是代表英共来与中国签订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协议的，这一协议的签订，英共足足沟通了三年。

毛泽东的著作在国际上的影响如此巨大，在国内的影响那就更是空前绝后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民间就掀起了攻读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工人，刻苦研读者比比皆是。上世纪60年代，一首宣扬阅读毛泽东著作的歌曲《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风靡全国，足可以向我们反映出当年毛泽东著作的流行程度。

朱德就是毛泽东著作的狂热读者中的一位，他曾先后9次通读《毛泽东选集》，即使在88岁高龄时他依然孜孜不倦地阅读毛泽东的著作。

作为战友的朱德如此，作为敌人的蒋介石亦是如此。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开始仔细研读毛泽东的著作。他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在于腐败无力，而共产党在经过延安整风之后廉洁有力，于是他着重阅读毛泽东延安整风时期的一些作品。后来在台湾更是有人戏称，蒋介石才是真正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日本的右派政客石原慎太郎素来以反华著称，即便如此他也丝毫不掩饰对毛泽东著作的赞赏，他就曾经在书中写道：“毛泽东的《矛盾论》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唯一一本刻骨铭心的书。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兴趣，而《矛盾论》的确是合理而实用的。”

毛泽东的著作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那么他对自己的作品又是怎么评价的呢？

1964年，当毛泽东回应有关《毛泽东选集》的问题时，他将《毛选》称之为“血的著作”，在他看来《毛选》里的东西都是以流血牺牲为代价换来的。

因为毛泽东写文章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革命流血牺牲、浴血奋战的过程。《毛选》中的理论都是通过不断的经验累积总结出来的，而这些经验都是革命先烈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这是毛泽东对自己作品的一个基本定位，他总是在各种谈话中反复提及这一点。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没有这些艰苦卓绝的战斗，没有这些经验，这些文章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中国的革命，是一个屡败屡战的过程，毛泽东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在毛泽东的眼里，他的著作不是自己通过脑子空想出来的，而是“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才写出来的。

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是革命先烈的鲜血凝聚而成的，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写出来的，毛泽东对他的重要观点也格外珍惜。

1954年3月，在英国共产党就翻译《毛泽东选集》的问题与毛泽东沟通时，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们修改《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的请求。

在英共的同志看来文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但是毛泽东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他宁肯英译本《毛选》将这篇文章整篇删除，也不同意将他的文字进行修改。

正是毛泽东的坚持，才令更多的人明白，他的作品是正确、真实的理论！

毛泽东的著作是中国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是由中国无数烈士的鲜血汇聚而成的！

这些著作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动摇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