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杠青年”早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职业风尚。一个人有多种技能，能从事多个工种，也因此获得多重职业身份。
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的新事物。
我们会很快想起儿时眼中无所不能的大人，他们可能是爷爷，也可能是某个邻居。他们非常厉害，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做。这当然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神话，他们不是全能型人，有缺憾，有短板，甚至在他们专长的那个领域也有许多缺点。不过，揭下这层神话滤镜，有一些事依然是清晰的，比如他们确实戗过菜刀、补过柜子、刷过墙面，还修过玩具。
那个时候，他们有好奇心，有闲暇时间，碰到什么问题都愿意自己动手尝试下，只不过没有把这些技能职业化，发展为一种谋生方式。
“大爷，大爷。这个盆能不能补？”
这是一条短视频的开头。
集市上，顾客带来破旧的搪瓷盆。图片来自网络博主视频截图。
一个烂得没底的搪瓷盆，仅剩的盆壁沾着干巴巴的泥土。绽开的大红牡丹图案残缺不全，只有一处花蕊勉强可见：线条粗粝，倒是鲜艳。也许，它是上世纪80年代一对新人从供销社改造的商贸楼买来的，当年两个人在玻璃柜边端详了很久。这是假设了。现在这个搪瓷盆早已没有了最初的形制，顾客一本正经地称，这是家里老人传下来的。呵，是真是假不可考。摆拍的痕迹是有的，只因为大爷乐呵呵地盯着搪瓷盆，他是焦点，没有人去较真。关键看大爷如何接活儿。
“能修能修。”他摸了摸头上的针织帽说，“保不漏水。”
“多少钱？”
“10元。”
“便宜点吧大爷。”
“不（再）便宜了。这是老搪瓷，补好，再用十年！”大爷承诺时，竖起了食指和中指。他接过搪瓷盆，倒腾工具，开始修补。
第一步是补侧面，在裂开的地方用一种手指宽的塑料胶条贴上。这个步骤是有一些讲究的：其一是控制力道，由于搪瓷坏得太严重，无法严丝合缝地拼，只能将两端大致对齐挤压；其二是把握火候，他的燃料是乙炔，加入少许水，用嘴吸喷嘴，随后掏出打火机点燃，用火烤胶条，让其变软，紧贴搪瓷。第二步是补底，大爷操起硬钢特制剪刀，裁掉盆底多余的搪瓷残骸，在铁砧上用锤子沿着边缘敲打，直到敲出一个规整的翘边来，宽七八毫米，再用卷尺测量盆底直径，减半计算出半径，拿圆规在一张铁皮上画出半径大个七八毫米的圆形，沿线剪下来一块铁皮，拼接在盆底。多出来的几毫米刚好和翘边重叠，他在铁砧上反复敲打，直到紧贴，防止割手。到此为止，这个破烂的搪瓷盆算是恢复了其本来的形状和功能。当然色彩是不能复原了，盆底的铁皮补丁，其实与大红牡丹怎么看都不协调。
还差最后一步。大爷拿出一小罐密封胶，挤在食指上，一点点涂在铁皮和搪瓷衔接之处。他一边涂抹，一边说，“这个防漏水的，滴水不漏”。他把补好的盆交给了顾客，补上一句，“这老搪瓷好，缝缝补补又三年”。
大爷的指节如裹了层枯树皮，嵌着洗不净的泥土、机油和乙炔残余物。裂口、老茧，与他娴熟的技术似是矛盾，又似相融。
他是骑三轮摩托赶集的，车就停在旁边，后备箱载着他的工具，除了铁砧、铁锤，还有磨砂机、电钻和电焊机等。我小时候在四川老家集镇上见过这样的师傅，他们自带板凳，坐在菜市场狭长过道的尽头，那里有一棵大槐树。他们从布袋或者蛇皮袋（一种装农用化肥的塑料袋，有时还能闻见氮磷钾气味）掏出工具，好像那是个魔法箱，只不过被熟悉的、随处可见的袋子包裹罢了，什么都有，光是锤子和钳子就有好几个规格。我很感兴趣，能和一群大人围着他们观看施展技艺的“魔法”。
再说回现在的大爷，他在山东的一个集镇，在赶大集的日子，找他拍视频修东西的人可真是形形色色，所带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我刷到的包括铁锅、瓷碗、旧式电筒、洗脚盆和水桶等用具，每个都破烂不堪，有的还在掉渣，成色过得去的是没有的。
大爷用得最多的材料是胶条和乙炔两种。他每次用乙炔都会说这是“从山西买的”，很快，只要刷到他去拿一个主体部分形似老式煤油灯的装置，我就知道大爷又要用他的山西乙炔了。一笑。
其实能热爱自己的工具多么幸福。小时候，我从“一块三样”（一元钱任挑三件）的街边摊挑选小号改锥，梅花的、平头的，买回家爱不释手，和大号改锥搭配用，将电视机和电风扇挨个拆遍——以至于我爸进城前指着新买的功放和dvd碟片机说“这不能拆”。如今业余倒腾一些汽车配件维修，我也要买帆布袋把某几个用得顺手的工具收纳起来，哪怕摆放也还是随意。看到大爷讲他的乙炔，也会跟着他自足地笑。从点燃，接着让胶条软化的那一刻开始，仿佛就没有什么是他不能修补的。凡是断开的、开裂的，无论其材质是金属、陶瓷还是搪塑、铝合金或是其他，都能给拼接上。
看来大爷是把胶条和乙炔当成了一种“青霉素”。多刷几条视频，我们可能就失去了好奇心，噢，不过如此，一点燃、一按压，看一遍就能做。他还是吸引了不少人观看，虽然按当下标准算不上“网红”，却能引得一些围观者留言，感慨一声“手艺人越来越少了”“能修补老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这让人想起刘欢当年唱的《磨刀老头》。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高楼大厦在城市拔地而起，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在“欲望都市”追逐崭新的事物，在幻想，在迷惘，只有磨刀的老先生还在走街串巷，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我说的大爷还有点不一样，他不仅接磨剪子和戗菜刀的活儿，他好像什么都会一些，什么都能修补，与这个年代的社会大分工格格不入。
几年前，我收音器的连接断断续续——接口处的线圈断了大半，接触不良。那天下午，我打开手机地图，在大兴（北京南郊的一个区）方圆五公里内搜索手机维修店。本来以为随便找一个师傅就可以接上。结果第一家的师傅说修不了，第二家、第三家答复也不能。同步找的电脑维修店一样，都说修不了。他们的建议是没有必要修，再买一个新的。换新不便宜。当时我站在过街天桥上，四处搜寻手机地图上未标注的维修店铺，既可叹又可笑。
一根走线结构如此简单的数据线，不是电路芯片，竟然在科技昌盛的现代社会找不到维修它的人。
此事不怪维修师傅，他们要是接这个活儿，大费周折还赚不了几个钱。在家电、汽车行业，很多时候，维修也不过是不加辨别地直接更换配件。怪主机厂在设计上没有为后期维修提供便捷？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使他们相信更换最高效。怪不了任何人，这是整个现代分工系统的结果。从生产到消费，每个环节的“成本-收益”核算共同塑造了这样的结构，绝非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甚至可以说，也怪不着这个分工系统，社会大分工是我们之所以能进入现代世界之门的关键，是商品经济诞生的基础，这一点自然不必多说。
《磨刀老头》结尾唱的是，“不管生活变化怎么多，你的剪子菜刀还得磨”，这句上世纪80年代的歌词已经不能概括现在。谁还磨剪子菜刀呢？很少。某天忽然听见有师傅再次吆喝一声磨剪子戗菜刀，都会惊讶原来还有人在做这个工作。
像大爷这样的师傅既然坚持到集镇上出摊，必然是有一些真实顾客的。只不过他们所修补的，不太可能是几块钱就可以换掉的东西，即便是一辈子习惯了修修补补的老人家也会很快从市场上获知消息：还不如买个新的。珍贵的当然另说了。“珍贵的”，不必非得值多少钱，有特殊意义的、有稀缺用料的、好使到不可替代的、用出感情的，凡此种种，都是不愿意扔的情况。这个修补场景才是日常的、持续的，可惜在网上极少见到。被拍摄的，只是作为一个短暂事件——比如把破旧不堪的盆拼接起来——的修补过程，它为我们提供的“情绪价值”绝对大于实际功能。
《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剧照。
他们不必整天重复某个固定的动作，一会儿做这个木活，一会儿又去弄那个铁器，中途还可能修了一个灯泡。社会大分工让人以一技谋生，从业者为此需要一段不算短的学习和练习过程，经历一场苦修。反观前者，他们什么都在尝试，好像不需要专门的学习（其实很多是做过学徒的），只要有兴趣就开始尝试，一边尝试，一边总结，接着就顺手完成了，而这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他们善于在不同劳动和不同事务之间寻找共同点，在他们手里，没有什么不可以通过双手实现，也没有什么不敢尝试。2022年7月，一条叫《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爆火，博主所拍摄的“二舅”就是比较典型的“全能型人”，他年轻时为妹妹出嫁做了家具，后来大多数时候，他都在为村里人修各种坏掉的东西。博主用“二舅”没有埋怨命运不公这点来表现他的乐观和豁达，对苦难的阐释存在较大问题。实际上，去掉这层个人阐释，许多人也一样会感慨“二舅”无所不能的手艺。像这样的人，过去在乡村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有，但不能说没有。在农耕社会，大多数人都需要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当然比不了初民社会的人，在那个遥远的过去，一个要活下来的人必须懂得所有的谋生技能。
《疯狂原始人》（the croods，2013）剧照。
一个传统的农人除了做基本的农活，也会去做点其他事赚钱买农具和日用品，比如为人剃发、砍伐木料、做豆腐、写书信、宰杀猪牛羊等，多少都会一两种。具体有多少人会某个技能，需要参考本地的交易市场规模，有的技能如看病，一个上千人的村庄能产生一个或两个，有的技能如理发，同样规模的村庄大概得有三四个才能勉强产生。其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需求和交易频次等。在他们当中就会产生一种什么都做的人，他们拥有四五种或更多的技能，不仅是指他们本人认为“我会”，而是能得到附近其他人的认同，并能拿着这项技能换取报酬，一笔钱、一顿饭或一单人情。
在老家村子，我很喜欢一位邻居师傅。
他大概是2000年来本村的，手巧的中年男子，瘦瘦的，喜欢笑。第一次见他是在另一户邻居家，当天他在那里帮人编竹筐，一边抬头和人讲话，一边手持篾刀修剪竹条。这是传统篾匠才有的熟练。那个时候从大人的摆谈闲话中知道，他一直没有结婚，在此前的村子里被人嫌弃，经常替人白干活，后来经人介绍到了本村，和一位丈夫因病去世的大娘组建家庭。他干活卖力，做完自家的农活，赶紧去做点其他的零活。他做过的至少包括篾匠、水泥工、铁匠、杀猪匠等，也给人修过木柜子、灯泡、喷雾器。2022年的一天，他在灶台做饭，突然摔倒在地。哪知他就此走了。他走后，大娘找人开证明去银行取款。他在过去20年靠着几种技能做零活，一点一滴攒下几万块钱，存在了银行。
或许他的某个日常是这样度过的：早起下地除草，干了一两个小时回家做早饭，拌点咸菜，接着继续出门干活儿到中午时分，做点简单的午饭，吃完就去别人家帮忙做点篾活；或者，他这一天没下地，而是去镇上做了水泥零工，还帮人带了锄头去铁铺。太阳快下山了，他到快要收摊的菜市场买一些边角肉，提着袋子回家。
《职业系统》
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
译者：李荣山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6年8月
遗憾的是，不能制造专业边界的技能知识大概就是被认为单调的，不似其他职业那样充满张力。以安德鲁·阿伯特的《职业系统》（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版）为例，他发现了在社会大分工的进程中，职业通过打造知识的边界来寻求管辖权，有时候需要一整套由行业和国家（state）划定的专业系统来规制。一种职业管辖权的扩展，是以另一种职业管辖权收缩为结果。他所注意的是医生、律师，所能解释的也正是这一类职业，比如在病人床边，某个医疗或伦理问题，谁说了算？不只医生一种职业。这种紧张的、丰富的关系可以产生无数个研究课题来。至于没有多少专业边界的技能知识，与周遭关系简单，无法形成众多的张力，那么也就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当人们说起某个农人掌握的技能多，不过认为那是因为传统的社会分工简单。
《海蒂和爷爷》（heidi，2015）剧照。
我们好像也是这样看待的，没有边界就“不高级”，就没有意义，所以一方面认为所谓“斜杠青年”了不起，心向往之，另一方面见到同样什么都在做的老人，虽然敬佩是有的，但是这种敬佩之情更多是对勤劳和生活态度的道德认同，与技能没有关系。
在知识史上，“百科全书式人物”已经消失了，大概也不可能再有。在技能史上，多技能的、全能型的人也正在成为过去。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未来。许多“斜杠青年”是经不起细看的，看似“斜杠”，实则各个技能之间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分工过于细化之后的不同叫法罢了。大爷使用的材料也不过是胶条和乙炔，什么都补，接受这种修补就得接受遮不掉的补丁，还有一言难尽的色差。当然，大多数时候都还算“正常”，直到有一天，我竟然看到有人提着断裂的小汽车前保险杠，还有人拿着开裂的dvd光盘来找他补。这就纯属捣乱了。
什么都会一点，是“过去的人”了。那是人早期的模样，对什么都有好奇心，遇到什么问题都想尝试解决下。曾经为此认真做活儿的人，而不是什么都能做好的技能神话，让人怀念。
又想起篾匠师傅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