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以宽仁失天下
——朱元璋
当朱元璋的大军横扫北方，让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中原地区再次回到汉人政权的怀抱时，在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却不断有让人匪夷所思的情况发生：
大量士大夫，坚称自己是“大元遗民”，更有甚者竟为蒙元政权的灭亡而主动殉葬。
以汉人精神领袖的自居的江南士绅群体为何会如此怀念蒙古人建立的政权？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从某种程度上说，蒙元时期甚至可以算是江南士大夫群体最舒服的一个时代。
蒙元政权留给江南士大夫们的不真实的“舒服记忆”，多年以后变成了最可怕的毒药。
这份毒药造成了江南士绅群体的集体误判，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重要性，错误地以为无论谁来，这片土地的主人都是他们。
“我们”的大宋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
第一次是晋朝八王之乱后的“衣冠南渡”；第二次是安史之乱后的士庶南迁；第三次则是靖康之耻后的北人南渡。
伴随着南方人口的不断膨胀，中华帝国的经济中心开始逐步南移，北宋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次于北方。
但由于北方是中华帝国传统政治中心，再加上宋太祖赵匡胤所在的河东军事集团来自北方，已经足够富庶的江南在政治话语权上却依旧无法与北方相提并论。
有宋一朝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这条基本国策结合已经趋于完善的科举制度，让文人士大夫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此时，已经拥有相当财富的江南士大夫并不吝惜在教育上的投资，但怎奈北宋时期“北强南弱”的格局依旧存在，赵宋帝国皇帝与之共治天下的更多是士大夫更多是指北方士大夫。
但天有不测风云，靖康之耻后，包括都城汴梁在内的大量北方土地沦陷，包括康王赵构在内的大量北人难逃，江南从一个只是有钱的帝国边缘地带一跃而成为帝国的中心。
江南，历来有地方势力容易做大的特点，三国时魏蜀吴三个政权皆有世家大族深度参与不假，但江东世族却可以拥有大量私人部曲，这一点在魏蜀两国中都是极为少见的。
我们熟悉的东吴大都督陆逊的另一个身份是江东四大家族之首的陆家的族长，巅峰时期陆家私人武装数量竟达到惊人的2万人，东吴政权很大程度上讲不过是一个由孙家牵头的贵族联盟。
永嘉之乱后，北方政权也曾逃到江东避难，但彼时南北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皆有较大差距，所以即便北方世族们是逃来的“丧家之犬”，也能在江东压本土世族一头。
但今时不同往日，靖康之乱后逃至南方的北方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文化都已经没有了绝对优势，南迁后的大宋虽然依旧叫“宋”，但这个宋的主人更多是江南世族了。
南方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组织形式更多是贵族联盟，贵族联盟政权的特点就是打防御战如虎，打进攻战如鼠。
无论是曹操还是刘备，当他们的雄兵遇上同仇敌忾的江东世族时，无不折戟沉沙，但当孙权雄心勃勃发起北伐时，一个合肥却成了他永远跨越不了的天堑。
南宋时期，江南士大夫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财富上大量北人南渡给他们带来了更多劳动力，政治上，这里是他们的主场，至于文化，它更多是经济和政治的衍生品，谁掌握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谁的文化就会自动成为“先进”文化。
由于朝堂之上已经找不到对手，江南士大夫们已无“内忧”，而金国在获得北方大量土地后也迅速腐化，其军队战斗力在以一种不可思维的速度下降，这样一来，江南士大夫们控制的南宋也就暂时没有了“外患”。
那时候的江南士大夫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他们的天下。
但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太舒服的日子不可能过得太久，当更北边的蒙古人用弯刀砍碎宋金两国人的幻梦时，在舒服日子里过久了的江南士大夫们将不得不面临新的抉择。
舒服的“大元”
在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压力时，南宋最开始如大多数江南政权一样开始进入同仇敌忾模式，集中力量对付外敌，但这一次他们的同仇敌忾有点不灵了。
皇帝的诉求的集权，而士大夫的诉求却是分权，这个矛盾是贯穿于有宋一朝的根本矛盾，当大敌当前，整个集团面临生存危机时，这样的矛盾可以被暂时搁置，但矛盾被搁置不等于消失。
曹操，以及后世的苻坚为何会在北伐时吃瘪，因为他们两个都想来一个毕其功于一役，想通过一次决战一举定江南，但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江南各势力的同仇敌忾爆发出的能量可是很惊人的。
但所有可以被用“爆发”来形容的能量都很难持续太久，在江南政权内部矛盾的作用下，其很难应对持续的战争压力，所以当蒙元以持续战争的方式对南宋进行连续打击后，埋在南宋政权内部的雷开始被引爆。
主张集中力量抗元的势力与天然讨厌集权的江南士大夫群体之间的矛盾逐渐积累，这也让江南士大夫群体逐渐失去了对南宋政权的信心。
在襄阳失守后，南宋迅速开启了望风而降的模式。
说南宋是江南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是因为此时的帝国中央和地方都是他们说了算，而蒙元时期，对于江南士大夫来说情况也并不算糟，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南宋还好。
忽必烈早年热衷于儒家，但在太子真金事件后对儒家失望，所以儒家始终没能在蒙元一朝成为主导思想，儒家思想不是主导思想，靠儒家吃饭的江南士大夫们也就没有了深度参与中央权力的机会，对于江南士大夫来说，这一点当然是不好的，但蒙元政权也有“好”的一面。
蒙元的特点是统治方式极为粗犷，地方治理这些麻烦事就留给当地人去做，蒙古人只管收税。
南宋时，虽然皇权被充分限制，但中央权力依旧能对地方势力形成程度不低的制约，但蒙元时期，地方势力受到的来自中央的制约几乎都被撤走了。
简单来说：蒙元一朝，江南士大夫们在中央的权力明显缩小了，但在地方的权力却肉眼可见地膨胀了。
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抛弃这些理想中等级最高的平天下，江南士大夫们在元朝的日子那简直不能再舒服，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土皇帝，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享受充分的“自由”。
但人是一种不安分的生物，他们讨厌一成不变，尽管江南士大夫们在蒙元一朝的舒服程度甚至超过南宋，但他们的上升空间被锁死了，他们可以在地方“自由发挥”，但权力触手别想伸向中央。
这个遗憾如一个幽灵般在江南士大夫们心中游荡，后来天下大乱时，一个乞丐军阀的一句“重开大宋天”彻底点燃了江南士大夫们心中的欲望火苗，他们要往上走，去拿回被他们认为理应是他们的中央权力。
“偷来”的大明
当朱元璋的大明初露峥嵘时，江南士大夫们惊讶地发现，自己被骗了，这个没读过几年书的“放牛娃”压根就不是自己人。
他并不想与江南士大夫们共治天下，他要的是充分的集权。
一些发现上当的江南士大夫开始捶胸顿足，纷纷怀念起那舒服的“大元”，甚至有人为之殉葬。
朱元璋的大明并不是江南士大夫们想要的大明，但对于江南士大夫们来说也不必太过沮丧，因为明太祖朱元璋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大有文章可做。
朱元璋在世时，曾多次考察北方旧都，他要做的是汉武帝一样的大权独揽的皇帝，站在朱元璋的角度看，他的想法没错，但他没有考虑到此时商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明显高于汉武帝所在的西汉时期。
按照思维惯性，想要实现集权，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好农业问题，所以国家税收的中心也得出在农业上，这便为江南士大夫日后在海外贸易上赚得巨额财富却不怎么用上税埋下了伏笔。
朱元璋曾屡次动过迁都的念头，但天有不测风云，被朱元璋派去视察长安的太子朱标死在了视察的路上，朱标的逝世对朱元璋打击很大，迁都之事也就被搁置了。
这里不得不再提一下李嘉诚的房产价值三定律：决定房产价值的是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江南地区本就是全国经济中心，都城南京的存在把政治中心也留在了江南，如此一来全国的资源都要向江南汇聚。
日后朱棣迁都北京，但由于南京利益集团已然成型，朱棣在迁都的过程中对南京进行了极致的安抚，南京的班底几乎不动，其在江南的势力几乎被全盘保留，在日后的整个大明王朝，南京方面都是一支影响力不小的势力。
日后大明王朝的都城虽然是北京，但是江南的经济优势，文化优势，再加上南京政治副中心的地位加持，江南士绅们可以通过科举这一阶梯打通政商旋转门，在加强对南京这一政治副中心的控制的同时不断向北京这一政治中心渗透。
待明末东林党崛起后，江南士绅们控制大明王朝的目标初步达成，通过结成利益集团的方式，江南士绅们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帝国的决策，这大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大明。
但江南士绅们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权力终究是“偷”来的，是脆弱的，它既没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制做背书，也没有放任自流的政治传统做保证，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还是可以用太监来打击一下江南士绅势力的，维系江南士绅利益的只是那多年编织的关系网；在这种脆弱的关系中，江南士绅们尽管得了权力，但却没有安全感，总之，它并不舒服。
江南士绅们以这种尴尬的方式得来了脆弱的权力，而为了维持这种脆弱的权力，其必须把更大的精力和资源放在巩固集团利益上，所以东林党越到后期越封闭，而江南士绅越到后来越贪婪。
江南士绅只是大明王朝的寄生者，所以对于这个王朝的存废，其能够单纯地从利益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
人总是会从历史里寻找未来的答案，但历史从不简单重复，面对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清政权，江南士绅似乎并不抗拒，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满清不过是另一个蒙元。
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满清经常用铁拳来让喜欢做春秋大梦的江南士绅明白：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铁拳与统战价值
当多铎的大军横扫江北四镇，江南士绅们便非常“丝滑”地选择跪在南京城门口“喜迎王师”。
他们以为等来的会是满清统治者让其继续治理江南，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剃发令。
待反抗者被杀尽，剩下的江南士绅以为只要剃了头就能继续过舒服日子了，但紧接着就是一套“江南三大案”的小连招。
满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江南士绅们明白了他们不过是一群有钱一点的肥羊。
三藩之乱期间，出于对钱的需要，清廷与江南士绅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雍正皇帝继位后，马上就是“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满清的统治不但不像蒙元，甚至可以说正好是蒙元的反面。
蒙元统治的总基调的是粗犷，除了税收和军事，其他事务扔给地方自治，但满清却不同，其极端追求实际控制，每一个地方的军事部署、人事任命和税收事宜，满清都恨不得一杆子插到底，留给江南士绅们的可操作空间根本就没有多少。
江南士绅们为何会失算？满清为何没有成为第二个蒙元？答案一半在满清政权身上，另一半则在江南士绅群体身上。
崛起于蒙古草原上的蒙元政权是一个纯粹的游牧政权，其组织架构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游牧民族的传统：权力分散，管理随意，包税制度。
同时，蒙古人征服亚欧大陆的过程又太过顺利，打下的地盘太大，所用时间又太短，他们没有时间去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只能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实现对如此广大疆域的控制。
而满清则不同，其是一个农耕、渔猎、游牧杂糅政权，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一次次惨烈战斗中，为了以更小的体量抗住巨无霸大明的一次次打击，满清统治者总结出了一套集治军与治民为一身的高效组织模式：八旗制度。
八旗子弟不仅是打仗时候的先锋，也是平时的治国班底，有了各地八旗子弟坐镇，江南士绅们手上并没有多少筹码可以跟满清谈判，至于钱，从满清定鼎天下的那一刻起，江南士绅们的钱就已经在人家满清口袋里了。
江南士绅们认为自己很重要，但在有八旗作为班底的满清眼中，他们一点都不重要。
说完了满清政权的原因，再来看看江南士绅群体自己的原因，他们遭遇悲惨命运的最重要原因是：跪的太快了。
有一点非常重要：所有的统战价值都是打出来的，如果还没开打就选择跪下，那么你的统战价值就几乎是零。
第一次金蒙大战时，蒙古人奉行依旧是传统游牧民族的劫掠、屠城的习俗，在华北地区进行大肆烧杀抢掠。
蒙古人的弯刀砍碎了金国在华北地区的统治，但见识了蒙古人凶残的当地汉人群体却开始聚族自保，自发组织武装抵御蒙古人的进攻。
后来木华黎南征时，汉人地方武装抵抗尤为激烈，木华黎不得不改变政策，对汉人地方武装进行拉拢，这些被拉拢的汉人地方武装得以在蒙元政权内部继续管理华北地区，并最终演变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汉人世侯。
至于蒙古征宋时，钓鱼城官兵以蒙哥大汗的脑袋向蒙古人宣誓：想要完全以武力拿下南宋得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
钓鱼城的坚守，襄阳的鏖战，为南宋政权打出了巨大的统战价值，看在这份统战价值的份上，蒙元统治者才会以优厚的条件去与南宋的士大夫集团做交易。
江南水乡里的士大夫没看过钓鱼城下的刀光剑影，但这些刀光剑影却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所有人都会高估自己的重要性，在得到蒙元政权的优待后，江南士绅们会自动认为自己之所以被优待，是因为自己有钱，自己有文化，总之是自己重要，但满清却用铁拳让他们明白，重要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能够进行抵抗的人。
多年以来，江南士绅们自认为是自己创造财富供养了朝廷，殊不知他们才是被供养的那一方，江南士绅们自认为是靠自己吃饭的国家机器，恰恰是他们能不断赚钱的保障。
当他们不愿意向国家机器中继续投钱，国家机器也就毫无疑问地会不再为他们提供保护。
当江南士绅们千方百计少缴税，不缴税时，不知他们可曾想到，那群昔日被自己鄙视的，经常被拖欠军饷的大头兵们，日后会在剃发后摇身一变成为汉八旗，这些人来到江南时，要钱的方式可不会像昔日大明那样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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