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归途
＂小石头，带我一程呗？＂我骑车正要出发，一句轻声请求从身后传来。
回头看，她已坐在我自行车后座，红扑扑的脸满是乡村姑娘的质朴，却掩不住眼中的倦意和焦虑。
那是1970年深秋，我在小北庄公社干了半年理发师。
我叫周伟国，那年二十岁，瘦高个儿，手艺不算精，但在这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把人头发剪得整整齐齐已是难得。
城里人都管我叫＂小石头＂，因为我说话直，性子倔，像块不肯低头的石头。
父亲曾是县委秘书，文革初被打成＂走资派＂，我和母亲也被贴上＂黑帮子女＂的标签，从县城赶到这偏远的小北庄。
彼时的小北庄，是个被遗忘在太行山脚下的贫困生产大队，七十多户人家挤在一条蜿蜒的土路两旁，土坯房、秫秸垛，构成了最朴素的乡村景象。
公社每月派我到各生产队巡回理发，今天恰巧是去了东边的桃园大队。
女孩轻声说自己叫张小燕，是北京知青，分在桃园大队插队。
我点点头，也不多问，蹬上自行车就载着她往回走。
这是一辆＂凤凰＂牌二八大杠，是我去年用攒下的粮票和布票，托在供销社工作的远房表叔买的，在乡下可是个稀罕物件。
小燕坐在后座，双手小心翼翼地搭在车架上，保持着与我的距离，仿佛怕冒犯了我似的。
傍晚的秋风掠过田野，带着收获后的萧索和寒意。
远处的生产队广播喇叭里，正播放着《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段，＂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高亢唱腔回荡在山野间。
车行半程，我忽然感觉到后座传来不正常的热度，回头一看，小燕脸颊通红，双眼迷离。
＂小燕同志，你不舒服吗？＂我问道，语气里少了几分平日的生硬。
＂没事，就是有点头晕。＂她轻声回答，声音虚弱得像风中摇曳的芦苇。
我心里一紧，加快了蹬车的速度。
这条从桃园大队到小北庄的土路，我骑了无数次，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急切。
土路两旁的高粱早已收割，只剩下半人高的秸秆，像一排排守卫的哨兵。
傍晚的阳光斜斜地照在田野上，拉长了我和自行车的影子。
小燕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身子不自觉地靠在我背上，又很快挣扎着直起身。
＂到我家吧，我娘会照顾你。＂我没给她拒绝的机会，直接拐进了自家的小院。
我家是村东头一间两开间的土坯房，前院种着几棵老槐树，墙角有口水井，比起村里其他人家，算是条件好的。
母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见到我背着一个陌生姑娘进门，先是一愣，随即放下手中的木盆迎了上来。
＂这是......＂母亲眼中带着询问，却没有丝毫责备。
＂北京知青，在桃园大队，发烧了。＂我简短地解释道。
母亲二话不说，立刻忙活起来：＂先扶孩子进屋躺下。＂
我家的土炕上铺着打了补丁的旧棉被，枕头是母亲亲手缝的布枕，装的是晒干的谷糠。
母亲让小燕躺下，又摸了摸她的额头，皱起了眉头：＂烧得不轻，得赶紧退烧。＂
随即，母亲生火煮姜汤，又从院角的小菜地里揪了几片薄荷叶和艾草。
我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心中涌起一阵感动。
这个经历过无数风雨的女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依然保持着善良和温暖。
小燕喝下姜汤后，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母亲又用湿毛巾给她擦拭发烫的脸。
＂谢谢阿姨......＂小燕虚弱地说道，随即又陷入了昏睡。
天色渐暗，母亲点燃了桌上的煤油灯，昏黄的灯光照在小燕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孱弱。
＂伟国，去把鸡汤热一热，给姑娘补补身子。＂母亲轻声嘱咐。
那是我们家好不容易攒下的半只老母鸡，原本打算等父亲下次回来时加菜用的。
我知道母亲是心疼这个陌生的女孩子，便没有多言，起身去了灶房。
那晚，小燕高烧不退，在梦中喊着＂冤枉＂、＂爸爸＂等字眼，还有几句我听不清的呓语。
母亲坐在炕边，用湿毛巾不停地为小燕擦拭额头和手心。
＂娘，您先去休息吧，我来守着。＂我心疼母亲整日操劳，劝她去另一间屋子睡觉。
母亲摇摇头：＂你不懂，女孩子家离开了父母，在外头受罪，我看着心疼。＂
她叹了口气，轻声告诉我：＂这姑娘家里肯定出事了，你看她喊的那些话，说不定是右派子女。＂
我一愣，想起村里另外几个北京知青，他们来的时候都是成群结队，互相有个照应，唯独小燕形单影只，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那咱们......＂我有些迟疑。
母亲瞪了我一眼：＂什么＇咱们＇不＇咱们＇的，人都到咱家了，难道还能撵出去不成？＂
她拍拍我的肩膀：＂你爹当年受迫害，多亏了村里老李头冒险收留，咱不能忘本。＂
我点点头，心里暖烘烘的。
夜深人静，母亲终于累得睡着了，靠在炕边的小凳上，头一点一点的。
我轻手轻脚地给母亲盖上棉袄，自己坐在小凳上继续守夜。
煤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映照在小燕的脸上，她眉头紧锁，似乎在梦中也不得安宁。
我看着这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姑娘，不知她经历了什么，竟会独自一人在异乡生病。
不知不觉中，我也陷入了浅眠。
＂爸爸！他们冤枉你了！＂一声惊呼把我惊醒，抬头看，小燕已经坐起身来，满脸泪水。
＂小燕同志，你做噩梦了吧。＂我轻声安慰道。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惊慌地看着我：＂对不起，我、我不是有意打扰你们的......＂
＂没事，我娘说了，你就安心养病。＂我递给她一杯温水。
小燕接过水杯，双手微微颤抖：＂谢谢，真的谢谢你们。＂
她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水，眼睛却一直警惕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别怕，这里很安全。＂我轻声说道，忽然想起什么，从床底下的木箱里取出一本被布包着的书。
那是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皮已经泛黄，是我在县城上学时偷偷保留下来的。
＂要听吗？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很振奋人心的。＂我问道。
小燕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我轻声朗读起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不知不觉，天已微亮，小燕再次睡去，这次她的脸色好了许多，呼吸也平稳了。
母亲醒来后，又给小燕煮了小米粥，还加了几颗红枣，那是母亲专门留给我过生日时吃的。
接下来的几天，小燕的病情渐渐好转，但我们都默契地没有询问她的过去。
直到第五天晚上，吃过晚饭，小燕主动开口了：＂伟国哥，阿姨，我想告诉你们我的事。＂
原来，小燕的父亲曾是北京某大学的历史教授，文革初期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
母亲被迫与父亲＂划清界限＂，小燕作为＂黑帮子女＂被勒令停学，红卫兵抄家时，把祖传的书籍全部付之一炬。
去年，小燕被分配到小北庄插队落户，她本想借此机会逃离北京的压抑环境，没想到桃园大队的知青点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她那已被关进牛棚的父亲。
＂他们说我爸爸是＇反动学术权威＇，是＇毒害青年的大毒草＇。＂小燕的声音哽咽了，＂可我爸爸只是个老实的教书匠啊，他甚至从来不敢在家里谈论政治。＂
母亲拍着小燕的背，眼中含着泪水：＂孩子，别怕，咱们都明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为什幺小燕会在知青点生病却无人照顾，也明白了为什么她会悄悄坐上我的自行车后座。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另类＂，只能互相取暖，共度寒冬。
＂我知道你父亲。＂母亲忽然说道，＂周秘书，县里有名的好干部，从不假公济私，办事公道。＂
小燕惊讶地看着我们：＂原来你们也......＂
我点点头：＂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咱们都是被时代抛下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像是找到了同类的欣喜，又像是共同承担了某种秘密的默契。
小燕的身体渐渐康复，但她不敢回知青点，怕再次面对那些大字报和异样的眼光。
母亲提议让小燕住在我家的西屋，那本是我的房间，我可以搬到堂屋的杌子上凑合。
＂不行，我已经给你们添了太多麻烦。＂小燕坚决地摇头。
＂有啥不行的，＂母亲打断她，＂大队长老魏跟你爹是北京同乡，我去找他说说，就说你身体不好，暂时住我家调养，他会同意的。＂
就这样，小燕成了我家的临时住客。
白天，她会帮着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晚上，我俩便围坐在煤油灯下，读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有时候，邻居王大娘会来串门，看到小燕，便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小石头，什么时候领媳妇啊？＂
我和小燕都会涨红了脸，慌忙解释：＂不是那样的，她只是暂住......＂
王大娘摆摆手，笑得意味深长：＂哎呀，我懂，我都懂。那年头，我和老王也是这么认识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小燕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我们之间虽然没有说破，但那种默契和温暖，是我在那个寒冷年代里仅有的慰藉。
我带小燕去村口的小溪边摸鱼，教她辨认哪些野菜可以吃，哪些草药能治病。
她给我讲北京的四合院、胡同文化，还有她小时候去颐和园看荷花的情景。
冬天的一个傍晚，我从公社回来，看到小燕站在院子里发呆，望着远处的山峦出神。
＂想家了？＂我轻声问道。
她摇摇头，眼里却含着泪水：＂家里的样子，我都要记不清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道：＂我可以帮你写个材料，给公社递上去，说明你父亲的事。＂
小燕惊讶地看着我：＂这、这行吗？＂
＂试试吧，我爹当秘书那会儿，教过我怎么写报告。＂我不确定地说，＂现在风向好像有点变，或许能帮上忙。＂
那个冬天，我利用给公社领导理发的机会，旁敲侧击地打听政策动向，又借了一些最新的报纸和文件学习。
晚上，我和小燕点着煤油灯，一字一句地起草材料，力求语言得体，逻辑清晰。
＂你父亲的主要学术成果是什么？＂我问道。
小燕回忆道：＂他研究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史，曾出版过《论太平天国革命性质》一书，被评为＇进步学者＇。＂
我迅速记下，又问：＂有没有什么证明他政治立场正确的事迹？＂
小燕想了想：＂抗美援朝时期，他曾自愿捐出半年工资支援前线。＂
就这样，我们一点点梳理出小燕父亲的真实形象——一个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而非什么＂反动学术权威＂。
材料写好后，我找了个机会递给了公社书记。
书记接过材料，扫了一眼：＂这是啥？＂
＂关于北京知青张小燕父亲问题的澄清材料。＂我鼓起勇气说道。
书记眉头一皱：＂你小子掺和这事干啥？＂
我心一横：＂张小燕同志身体不好，暂住我家调养，我了解到她父亲可能是被冤枉的......＂
书记打断我：＂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回去等消息吧。＂
我不确定这是好是坏，忐忑地回了家。
小燕看到我回来，眼中充满期待：＂怎么样？＂
我如实相告：＂书记收下了，但看不出态度，只能等消息了。＂
小燕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失落，但很快又振作起来：＂能试一试就很好了，谢谢你，伟国。＂
就在我们等待消息的日子里，小燕也没闲着。
她知道我父亲因批斗而留下的腿伤一直未愈，便从桃园大队的老中医那里学来了一套推拿手法，每天晚上给我父亲按摩。
＂你爹这是气血不通，经络阻滞，＂小燕认真地说，＂按摩加上药浴，慢慢能好的。＂
我看着她专注的样子，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个在逆境中依然保持善良的姑娘，比钢铁还要坚强。
在小燕的悉心照料下，父亲的腿伤确实好了不少，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几步了。
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小燕更是视如己出。
1976年初春，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公社要组织一批知青回城。
小燕的名字赫然在列，还附带一份通知，说她可以重返医学院学习。
那天，她拿着通知书回来，脸上既有喜悦，又有不舍：＂伟国，阿姨，我……我可以回北京了。＂
母亲先是一愣，继而露出欣慰的笑容：＂好事啊，孩子，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却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心里突然空了一块。
＂我爸爸也平反了，＂小燕的眼中噙着泪水，＂公社书记说，你写的材料起了很大作用，谢谢你，伟国。＂
我摆摆手：＂别这么说，要不是你照顾我爹的腿伤，他现在还下不了地呢。＂
小燕笑了，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下来：＂我舍不得你们。＂
母亲拍拍她的肩膀：＂傻孩子，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你在北京上了大学，可不能忘了乡下的亲人啊。＂
离别的那天，春雨绵绵，我骑着自行车送小燕去公社。
她坐在后座，和初见时一样，却多了几分熟稔。
雨水打湿了我的衣襟，也模糊了我的视线。
公社门口，小燕下了车，从布包里取出一个小布袋递给我：＂这是我在北京时缝的香包，里面装的是艾叶和菖蒲，可以辟邪安神，你留着吧。＂
我接过香包，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笑着点点头：＂我等你毕业后回来。＂
小燕也笑了：＂嗯，我答应你，等我从医学院毕业，一定回来看你们。＂
她犹豫了一下，突然踮起脚尖，在我脸颊上轻轻一吻，随即转身跑进了公社大院。
我站在雨中，手里握着那个香包，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
1976年，一个多事之秋，周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中国的历史车轮碾过一道又一道坎坷。
随着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中国，我父亲也终于平反昭雪，恢复了公职。
我们一家重新回到县城，我也有了新的工作——在县理发店当师傅。
十年后的一天，我正在县医院陪同重病的母亲就诊。
排了许久的队，终于轮到我们进诊室时，迎面走来的医生，竟然是小燕。
她还是那清澈的眼神，只是多了几分岁月的沉稳和医者的严谨。
＂小、小燕？＂我惊讶地喊出声。
她抬头看我，先是一愣，继而露出欣喜的笑容：＂伟国！真的是你！＂
检查结束后，她主动接手了母亲的治疗，晚上还特意来病房探望。
＂阿姨，您放心，我会尽力医治您的病。＂小燕握着母亲的手说道。
母亲笑了：＂好孩子，你能当上医生，我和老周做梦都要笑醒了。＂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小燕时，我才发现她脖子上挂着一个熟悉的小布袋——正是当年我送她的那个香包。
＂你还留着？＂我惊讶地问。
小燕点点头：＂当年若不是你们一家的收留，我可能撑不过那个冬天。＂
她轻轻抚摸着香包：＂这是我的护身符，也是我的初心。＂
我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香包——她离开那天给我的那个，尽管已经旧了，但我一直随身带着。
＂我们都保留着对方的信物啊。＂我感叹道。
小燕微笑着说：＂那个年代，你我都是彼此的避风港。＂
窗外，月光洒在医院的梧桐树上，恍如当年小北庄的月色。
我们相对而坐，相顾无言，却又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时光流转，风雨兼程，但那段载着她的自行车记忆，却永远停留在了我的心间。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命运让我们在最艰难的岁月相遇，又在最好的时光重逢，或许正是为了告诉我们——
人生漫长，但真情永存。
风雨如晦的年代终将过去，但那份单纯的守望与温暖，却会像星光一样，穿越时空，照亮彼此的人生之路。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