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这样写到：
“我父亲和阿金，一九三一年在上海相识，然后一起被送到了中央苏区，两人走到了一起，后来就结婚了。”
“阿金”，即邓小平的第二任夫人金维映。在她短短的生命中，他们有革命，有结婚，也有传奇。
女中英雄
金维映一九○四年生于浙江舟山。
因为家境贫寒，又是饥荒年，金维映从小就在家里做针线活，主要是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活。
最后，她靠着变卖家具，攒下了足够的钱，考上了定海县第一女校。
因为从小就走上了社会，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因此，她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勤奋，深得校长和老师的赏识。
她上小学后，得到校长的资助，进入宁波女校，毕业后又回到学校任教，感念恩师之恩。
金维映也是在这所大学读书、工作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心中的革命火焰也随之燃烧起来。
1926年，金维映参加了党的组织，同年年底，他和其他五位同志创建了定海市的独立支部，这就是定海县第一个有党的地方组织。
金维映白天上课，夜里参加革命活动，组织工人同资本家作殊死的斗争。
也是因为她，当地的劳工与渔民，才得以团结一致，开展了一场反恶霸的斗争。
金维映在浙江的地位迅速提高，“定海女将”这个称号，也由此而来。
但金维映更喜欢别人给她取的外号“小金”，这样更亲切。
金维映不仅与人民走得很近，而且对自己的革命信念也很有信心。
金维映是个爱唱的孩子，在她出生的地方，有很多船只，只要有船只在海上航行，她就能听到船上的歌声，这也是她接受音乐的第一次机会。
身为大海之女，她生来就喜欢唱海岛之歌，还学过不少海岛民歌。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还学了客家民歌，唱了一些革命的歌。
对于她来说，歌唱既是一种私人的兴趣，也是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更是她开展大众工作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岱山岛上的盐民暴动期间，金维映就悄悄走进村，下盐场、上滩头，到处抓人。
有时候，她还会与那些盐人们一起，用筷子敲着碗，哼着《盐民苦》：“一担不能折，两足磨沙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世世代代都在扛盐。从日出到日落，从家门到十里沙滩。我们穷得叮当响，到处都是烂泥。苦卤水苦扁担，苦海滩苦屋苦路。什么苦都是苦的。”
随着歌声，盐老头的老婆哭得稀里哗啦，金维映的眼眶也湿润了。她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革命理论的宣讲，唤醒了盐民的觉醒和战斗精神。
不久，“岱山县盐民总会”在整个岱山市建立起来，在整个岱山县开展“盐民运动”。
金维映到上海做妇女工作时，挨家挨户走访，希望能与她们亲近，激发她们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思索，于是与众人合唱一首《女工苦》：“一步入厂门，自由全无。
老板心狠手辣，把我们当囚犯。没心没肺的工头，心狠手辣。稍有差池，轻则打骂，重则逐出。”
金维映在歌声中迅速地与工人打成一片，为做好妇女工作，筹划丝厂工人大罢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金维映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浓郁的山味和清脆悦耳的客家民歌，一有空闲就忍不住哼上两句，还经常让女人们唱起歌来，鼓舞人心，说服人心。
晚上，妇女们织着军鞋，金维映也跟着织，一边织，一边唱道：“千针万线，一双军靴，上阵杀敌，把反动军队打得干干净净。
我朝做鞋子，晚上做鞋子，不是为了上街卖，而是为了给前线的将士，让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金维映在工作之余，也会在业余时间给童子团的小朋友们上课。在穿越草原的时候，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是金维映他们却十分乐观，一有空闲，就想方设法地搞文艺演出，唱歌、讲故事。
轮到他的时候，他先说了自己的故乡舟山，然后又说了一句话：“一道风，两道风，两道风，谁能撑起这道墙，谁能力挽狂澜，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革命道路
1926年，顾无衣等中共党员前往舟山开展有关工作，由于金维映在革命斗争中的出色表现，顺利地被吸收进了中共。
之后4个月，因国共首次合作等事件，她加入了国民党，并以宣传部长的身分，在定海城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活跃的劳工运动。
金维映在定海、沈家门两个根据地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之后，又返回了他的故乡岱山市，并在那里进行了工人运动。
可是高亭镇的老百姓对于革命并不熟悉，所以不敢贸然参加工会。金维映得知这件事后，立刻将两面旗帜挂在了自己家的大门上，同时也亮出了自己的公会标志。
金维映还没回岱山市，就已经盯上了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她早有打算，一到岱山市，就把自己的弟弟水定叫了过来。
水定以前是个杂货铺的店员，见多识广。他对金维映说：“有一位名叫王仁林的盐商，他是盐民，为人正派，也许可以帮助他姐姐。”
金维映很快就找到了王仁林，还有顾无衣。聊着聊着，金维映就发现，王仁林是个很有潜力的人，可以培养。她与顾无衣联手，以事实为依据，为王仁林阐明了盐民反抗官府、欺压、保护自己利益的重要意义。
金维映严肃地说道：“虽然这只是一小块盐，但在统治者眼中，它就像钢铁一样珍贵，是国家财政的一大笔钱。
盐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把盐官们压榨得连饭都吃不上，所以，所有人都要和盐霸、盐官做斗争，才能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
王仁林叹了口气，说道：“还是你深明大义，深得民心！”
接下来，王仁林详细地告诉了金维映他们盐民的疾苦，并协助金维映召集了大量的盐民，让金维映对金维映和他的手下放松了戒备。
盐民们一开始看到金维映，都以为金维映太年轻了，而且还是个女的，不可信。好在金维映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用自己的口才，说服了这些人。
金维映靠着盐民的拥护，秘密地到各地进行动员，并组织了一些地方的盐民团体，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金维映的努力是有回报的，他不仅在盐民运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从岱山市来的进步青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革命的主要力量。
金维映在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不幸被逮捕，遭受酷刑。
然而，不管对方怎么审问，金维映都一口咬定，他之所以在杭州、宁波之间来回跑，就是想要见一见亲人。
敌人找不到她的真实身份，再加上她的亲戚四处奔走，终于花了一大笔钱，将她保释了出来。
谁知，金维映才从监狱里出来，就主动请缨，要一个人去“虎穴”。
上海现在还沉浸在“白色恐怖”之中，很多人都跑不掉了，就连一些信念不坚定的人，也都跑掉了。
但金维映就不一样了，她明知道上海的地下工作不好干，但她还是要去。
最终，她的家庭拗不过她，又为她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同意她到上海来。
金维映在上海工作时，目睹了资本家对纺织工人的剥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决心，发动了一系列的大罢工。
金维映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被赶出了定海市，此后他就没有回过故乡。
一九三一年，她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离家出走，与家人渐行渐远，终其一生也没有再见过一面。
金维映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他的弟弟去了上海，希望她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结婚。
她详详细细地询问家里的情形，尤其是筹备结婚的事，一面哭一面对弟弟说：
“我要换个工作，你的婚礼，我不能去了，我预备了二十块钱，让你结婚。我要经常写信，还会把钱寄到家里去。不过，你的爹娘，也要由你来承担了。”
金维映到了中央苏区，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念念不忘，他时常写信回家，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忘给家里寄些旧衣服和钱。长征一开始，她就与故乡完全失去了联系。
离世
邓小平以红七军前委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准备回中央苏区，这时金维映也被调到了苏区，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于是决定一起去。
这一路上，两人有很多话要说，两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很快就结婚了。
只不过，那时候邓小平与金维映都是县委书记，可以说是两地分居，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1933年，邓小平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他的夫人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讲的时候，邓小平就坐在台下，闭上了眼睛，装作在打盹，根本不理会外面的世界。
后来，金维映要求离婚，邓小平怕她因他而受牵连，忍痛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邓小平”。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金维映就离开了。
邓小平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战友夫人。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邓小平再次视察于都时，曾多次向接待他的官员及相关人士说：
“那时，你们这儿的县委书记，是位女士。”旁边有人回忆道：“是的，就是阿金。”短短的一句话，却可以听出邓公丧妻之痛。
时间总是眷顾有缘之人，邓公后来终于找到了他的真爱，与卓琳白头偕老。
后来，金维映按照组织上的安排，被调任中央组织部科长。次年，他嫁给了李维汉，时年37。
事实上，他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两人同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那时候李维汉任江苏市委书记，金维映就是他的手下，李维汉的命令，他都会转告给他。
在中央苏区时期，金维映等人生活非常艰难，但是她从不叫一声苦，也没有叫一声苦。
一九三八年春季，组织把一些健康状况较差的同志送往苏联莫斯科接受治疗，同时到共产国际党校进修。
金维映经历了长征，又有了孩子，又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身体每况愈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机会。金维映打好行装，向丈夫李维汉辞行，盼望着等他的病好了，就回去。
出发之前，众人把他的儿子带到母亲身边，送她离开。金维映一把抱住自己的儿子，不停地亲吻，直到他的儿子低低地喊：“妈妈，妈妈去哪儿了？”
金维映将手放在儿子的胸膛上，眼泪汪汪地说：“金金，你要听话，等我从苏联回来，我就天天抱着你，教你唱歌，给你做好吃的。
金维映将儿子放在地上，转身就走，身后的孩子还在嚎啕大哭，她强忍着眼泪，没有回头，希望有一天，她能治好自己的病，再来看他一眼。
金维映，蔡畅，蹇先任，刘群先，林伯渠之女林林，都离开了延安，经过兰州和其他地方，到苏联去了。到了莫斯科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九三八年的夏季。
金维映等人还没到莫斯科，毛主席的妻子贺子珍和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就已经来到莫斯科，现在又在莫斯科重逢，自然是喜出望外。
金维映的改了名叫做“妮达”，最初是莫斯科的东方大学的学生，后来被送到莫斯科附近的一栋独立的房子里，这里是学校给她安排的，非常安静，非常适合读书和休养。
金维映是共产国际党校的学生，她在学校里是学习委员，平时上课的时候，她都会给学生们讲解一些问题。
除了学业，金维映也非常想念自己的国家，想念自己的妻儿，看到无数的军人在战场上与日本人战斗，她的心里充满了牵挂。
金维映在莫斯科呆了一年之后，身体越来越差，一开始还能一边看医生，一边看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越来越重，已经无法继续上学。
直到一九四○年末，任弼时和其他同志注意到金维映住院为止。
一九四一年，德国法西斯对苏联进行炮击，金维映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不幸罹难，罹难海外。今年37岁。
林伯渠之女林利，对金维映临终前的经历，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一九四○年，蔡畅的母亲要回来了，让我常来看望金维映……苏德战刚开始的时候，维世和我去看望过她，但她已经离开了。
党中央对金维映与刘群先两个人的行踪十分担忧，甚至给共产国际打了几个电话，想要找到金维映和刘群先的踪迹，现在还保存在苏联的档案馆里，存放在当初寻找金维映二人的来往信。
参考文献：
湘潮——你所不知道的金维映 作者：张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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