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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她偷过古董，骗过皇帝，背叛过家族，也靠一双手活成画家。
这个女人活成了一个谜，民国上层最怕她，文人恨她，画家笑她，军阀追她，
但她一生的关键词，从头到尾，只有一个：逃。
宫里长大的姑娘，不愿进宫
1920年冬，北京下雪，一个14岁的女孩站在紫禁城的西暖阁，眼神冷漠地看着一个9岁的男孩。
这个男孩，是她的丈夫，是皇帝的弟弟。
没人告诉她婚姻是什么，她只知道，这桩婚事是瑾妃拍板的，“你太野，不适合当皇后。”瑾妃对她说这话时，神情冰冷。
她不服，她姓唐，出自满洲镶红旗，祖上三代是皇族亲信，光绪的珍妃是她姨妈，瑾妃是她亲姑姑。
她从小在宫里长大，和溥仪青梅竹马，学着宫廷礼仪、画工、诗词，就是为当皇后准备的。
但她被剥夺了这个身份，她的命被转了个弯，被送进了一个不疼不爱的婚姻。
她嫁给了溥杰，溥仪的亲弟弟。
溥杰三岁，书生气，腼腆，话不多，这个男孩被她看不起，她说：“他软得像一根面条。夜里连话都不敢说一声。”
从第一夜起，这婚姻就是死的。
她要自由，不要规矩，她要权力，不要名分，而皇宫，只是她的起点。
“偷心”的游戏，从张学良开始
1926年夏，北平，唐怡莹22岁，长发披肩，穿一件贴身青衫，在南长街一家小画馆办展。
人不多，气氛冷清，她站在角落，眼神四处扫，像在找什么。
三天后，她主动给一位军官送去一册剪报，那是张学良的报道合集，剪贴得整整齐齐，边角平整，封面用毛笔写了他的名字。
她说：“我很崇拜你。”张学良愣了。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对话，没多久，他们开始见面，夜里，张学良开车来接她，带她去东交民巷的舞厅，也去陶然亭喝茶。
她说话风趣，懂诗懂画，故意装文静，张学良一头栽进去。
她告诉他自己出身“书香门第”，是清末高官之后，家风严谨，她背唐诗，画仕女图，写小楷，她撒谎的时候不眨眼。
但张学良信了，他甚至考虑娶她。
直到有一次，他在朋友家偶遇另一幅“唐怡莹”的画——笔迹雷同，款名不同。
她是照着别人画的东西临摹，拿去卖钱，说是自己画的。
张学良没有拆穿她，他悄悄退出了这段关系。
多年后，他在夏威夷被问到唐怡莹，他只说了一句话：“她要不是那么混蛋，我是真的想娶她。”
“偷家”的戏码，在亲王府上演
1929年，溥杰被送往日本留学，临走前，他交待下人看好家，“夫人最近怪得很。”
他说得没错。
他前脚走，唐怡莹后脚就把卢筱嘉带进了家门。
卢筱嘉是谁？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张宗昌的亲信，上海滩出名的浪荡子，家底厚，人疯，带着几分痞气。
唐怡莹喜欢他，也许是因为他够野，够敢，和溥杰不一样。
他们公开同居，吃喝玩乐，夜夜宴饮，但钱很快就花光了。
唐怡莹出手快，动作狠，她开始动家里的东西，玉器、珐琅、宋瓷、书画，全是皇家旧藏，几件甚至是乾隆亲笔。
她找来马车，包好这些物件，谎称“搬家”，直接转运上海。
府里下人不敢拦，她说是“皇族安排”，谁也不敢问，更狠的是，她在溥杰的账房偷了账本，连溥仪的份也清空了一部分。
溥杰在日本听说消息，气得发病，他给原田梁二郎，当时的日本银行家——写信求援。
原田派人追查，成功阻止她把最后一批画作卖给外国商人，但大部分东西，已经不见了。
溥家没报警，也没报官，他们怕丢脸，“堂堂亲王府，被一个女人偷空了。”
她从来不是个“忠诚”的妻子
唐怡莹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早在婚后第二年，她就写信给一个在天津的旧识：“这个家像牢，我要出去看看别的风景。”
她不是为爱，而是为脱身，为自由，为钱，为自尊。
溥杰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她不找张学良，也会找别人，她不爱我，她只想掌控我。”
她确实掌控了一切。
她能让宫里的老人闭嘴，让亲王府的家仆低头，她靠一张脸，一身胆，一肚子计。
她的婚姻，不是失败，是预谋，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丈夫不会是她的归宿。
画家从妓馆起步：从堕落到救赎
1932年，唐怡莹已经是上海滩的知名人物，甚至称得上“红颜祸水”级别的人物。
她的名字在上层社会流传，伴随着一系列的丑闻：情人、偷盗、谎言。
所有的标签都能扣到她头上，但她从不在意，她有自己的算盘，始终如一。
卢筱嘉抛弃了她，他没有解释，只是冷漠地消失，唐怡莹无力反抗，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屈辱。
她曾经以为，这个男人会给她带来更大的自由，但最终，所有的男人都不过是一个个通向她自由的桥梁而已。
没有卢筱嘉，她没有依靠，她也没有退路，于是，她搬到了上海一个名叫“桂花馆”的地方。
“桂花馆”是上海滩最知名的妓馆之一。
它的老板是个来自天津的老女人，精于算计，唐怡莹刚来时，毫不掩饰自己想从这里赚一笔的目的。
她并不打算低头，反而想通过这条路赚取足够的生活费，买下自己未来的自由。
她开始接触有钱人，向他们低头，却不低头。
她在这里碰到过不少人，有商人、有将军、甚至有外国使节。
唐怡莹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可接近的女人，保持着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而她的画艺也引起了不少上层人士的关注。
她没有真正从“桂花馆”站起来，直到画家这个身份让她有了重新崛起的机会。
唐怡莹不再靠着男人的宠爱生活，她开始依靠自己的画笔，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立足点。
她在妓馆的日子里，几乎每一天都捧着笔作画，勾画着宫廷的过去，也描绘着心中的梦想。
画作的背后，是她的挣扎，没有人知道，曾经的她有多么狼狈，曾经为了生活，甚至卖过画，但她从不让人看见自己软弱的一面。
她会在半夜里一个人坐在阁楼上，想着那些曾经抛弃过她的男人，想着那些已离去的、未曾得到的东西。
直到她的画作被一些文化人看到，逐渐有人开始欣赏她的艺术才华。
她的绘画风格也从宫廷画转变为写实派，笔下的风景如诗如画，令人陶醉。
1937年，她在上海举办了个人画展，成为了当时沪上最受欢迎的女画家之一。
虽然身世曾如此低贱，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
这时，她的画作成为她崛起的资本，她从妓馆起步，最终走到了民国的艺术圈顶端。
伪满洲国的决裂：她的最后反抗
然而，唐怡莹的转折不仅仅发生在画坛。
她一直在找机会，想彻底摆脱那个曾经让她屈辱的身份，她不再是一个满族的贵族，她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伪满洲国对她来说，简直是个梦魇。
这个政权对于她来说，不仅仅是外来的压迫，还是对自己血统和家庭历史的最大侮辱。
她痛恨这个政权，痛恨那些高高在上的伪满族人。
她没有像大部分人那样沉默，她开始发声，公开与溥杰的家族割席断交，声明自己与伪满洲国保持距离。
她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拒绝与北上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她的举动虽然震惊了不少人，但同时也为她赢得了不少的尊重。
唐怡莹终于敢于放弃那段已经没有意义的皇族身份，宣告自己不再是溥仪家族的成员。
她的决裂，不仅是与一个腐朽的家族割席，也是与自己的过往划清界限。
她的举动让她成为了民国社会的“另类女性”，不仅仅是艺术上的重新定义，她还是那个敢于挑战命运、敢于挑战自我的女人。
她是一面镜子
唐怡莹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有人称她为“渣女”，因为她在婚姻、爱情中极为叛逆、反复无常；
她偷过财产，背叛过亲情，她的行为被批评为自私、冷酷、不道德。
但她的故事，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民国时期那些复杂的历史背景、社会变革和女性处境。
她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民国的社会巨变，贵族的没落，女性地位的逐步提升，所有的这些因素交织成了她的一生。
她既是时代的受害者，又是时代的弄潮儿，她敢于破局，敢于冲破既定的框架。
她的人生，不是单纯的悲剧，也不只是单纯的逆袭。
她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冲突和挣扎，每一场爱情和婚姻，都是一场赌注，每一次逃离和反叛，都是对命运的挑战。
而历史给予她的标签，似乎永远无法真正定义她。她太复杂，太矛盾，太多面。
她是一个无法被轻易理解的女人。
唐怡莹的故事，从来没有简单的答案，她一生极具戏剧性，她的每一场情感纠葛，都像是一部民国的浮世绘。
她挑战了婚姻、道德、权力、传统，但她也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与艺术的空间。
她的一生，折射出一个时代女性的痛苦、挣扎与觉醒。
正如张学良最后所说：“若非她混蛋透了，我定会娶她。”她的确混蛋，但她的混蛋，也让她活得格外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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