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到日本，武士似乎总是特权阶层的文化象征，但在崇尚隋唐风气的公家时代，武夫们却被掌握权力的公卿们视为“泥腿子”。
那么，日本的武士阶层是如何打破血统限制，取代与天皇建立血缘关系的公卿世家，建立起自己的幕府统治的？
武士集团的崛起
在院政时代，“治天之君”们为了打压藤原氏为代表的公卿阶层，提拔了大量中下层贵族进入朝堂，这些代表底层武士利益的新贵族们渐渐得到了觐见天皇和上皇的机会。
保元之乱中，公家的皇室贵族之间的斗争首次有了武士集团的参与，这标志着新兴的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日本的政治舞台。
然而，保元之乱结束后，源氏武士集团的首领源义朝与平氏武士集团的首领平清盛却因为分“赃”不均而产生了隔阂，一直未得到重用的源义朝对此甚感愤懑。
趁着平清盛外出的机会，源义朝突然发兵幽禁了后白河上皇与二条天皇，他本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却没想到平清盛迅速赶回，天皇和上皇也趁机出逃，源义朝被宣判为朝廷叛臣，史称“平治之乱”。
平安时代末期的这两次战乱打破了平安京几百年的平静，震惊日本朝野，充分揭示了公家社会的混乱、分裂与腐朽，也拉开了新兴的武士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
“保元之乱”是公家的皇室贵族借助了武士集团的力量争夺权位，此时的皇室与贵族还保留着一定的主导权，而之后的“平治之乱”则完全是一场武士集团挟持并利用皇室与贵族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战乱。
其后平清盛带领平氏一族，依靠着强有力的军事力量逐步掌握了朝廷大权,日本政坛上公家与武家的地位开始逆转。
武家政权的建立
源义朝死后，后白河上皇与平清盛之间也逐渐产生了裂痕，上皇意欲以“治天之君”的身份专权，平清盛却想拥有藤原氏一样的摄关权力。
在高仓天皇继位后，平清盛的女儿平德子入宫为后，武家女子史无前例地正位中宫，让一众公卿都把平氏政权当成了藤原家摄关政治的再版。
由于无法撼动占据期堂要职上坐拥兵权的平氏一族，后白河上皇通过各种经济制裁和密谋手段打压平氏的做法，使得平清盛与后白河上皇之间积怨更深。
为了夺取权力，平清盛幽禁了后白河上皇，立高仓天皇与平德子三岁的儿子安德天皇为帝，自己作为天皇的外祖父总揽朝政、贬斥公卿大臣，甚至强行迁都于福原，建立了平氏政权。
然而，平氏政权虽由武士阶级建立，但却有着强烈的公卿化色彩，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阶级基础，不能再代表武士阶级的利益，导致一些原本依附平氏的地方武士逐渐与平氏离心，平氏一族开始在公武两派之间腹背受敌。
在后白河上皇暗中的授意和支持，原本败亡的源氏武士集团不断对平氏政权发起挑战，新一代领袖源赖朝集合了源氏旧部及对平氏政权不满者，以勤王之名讨伐平氏。
平氏家族的首领平清盛病故后，新一代的平氏首领平宗盛无力招架，咄咄逼人的各方反对势力，只得挟安德天皇以及象征者天皇正统地位的三件神器，向西国逃奔。
留守京师的后白河上皇在没有“三神器”的情况下，以下达院宣的方式立自己的孙儿即高仓天皇第四皇子后鸟羽天皇为帝。
在“治天之君”与武士阶层的斗争中，原本是日本最高权力象征的天皇俨然成了他们棋盘上的筹码，进一步增强了武士集团的不臣之心。
在 1192 年后白河上皇正式任命了源氏首领源赖朝为征夷大将军,一般将这一事件看作是武家时代的开始，同时意味着院政时代的终结。
武家专权与公家没落
“治天之君”在压制摄关家势力的同时也提拔和任用了一批官员，“治天之君”起用官员不再注重贵族社会已经固定的家格"等级，而是以个人能力及自身的好恶为依据。
院政时代聚集在“治天之君”身边的政治力量，主要有公卿出身的院侧近以及出身于中下级贵族的院近臣，其中不乏一些具有真才实学之人，为早已腐朽的贵族政治注入一丝活力，而此时武士阶级也通过充任“治天之君”的院司而得以接近权力的中心。
上皇专政对后世日本社会的最重大影响莫过于导致武家专权局面的出现。
平安末期社会局势动荡，上皇与上皇、上皇与天皇之间的权力斗争不断，藤原氏及其他贵族、官吏根据利益需求纷纷依附于不同阵营。
而正当皇室与外戚勾心斗角之时，曾为他们提供过武力支持的武士集团已悄然壮大，公家政权已呈现出日薄西山的倾颓之势。
武士阶级利用各个阵营之间的权力争夺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原本利用武士集团争权夺利的上皇与天皇反而成为武士集团互相征伐时所利用的对象。
而在后鸟羽上皇针对源氏的倒幕战争彻底失败后，后鸟羽上皇被流放到隐歧岛；他的三子顺德上皇被流于佐渡；顺德上皇的儿子仲恭天皇受其牵连被废黜。
后鸟羽上皇的长子土御门上皇虽然因为没有参与倒幕行动免遭流放,但其不愿独善其身而自请流放,源义时遂将土御门上皇流放至土佐，后又改为阿波，三位上皇被流放使得上皇的地位一落千丈。
不过，幕府也认识到了皇室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仍旧保留了上皇与天皇的地位，哪怕是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武家的幕府大将军接受明王朝“日本国王”的册封时，内部却依然保留了天皇最高统治者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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