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
大柜，指把持某一行业的经济组织。崔家大柜，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地区实力最为雄厚的劳务组织和经济实体。
崔青林是崔家大柜的创建人，1920年他就成了南满赫赫有名的柜头，资产累至8000万两白银之巨，其后发展规模更大。但将崔家大柜推至鼎盛的则是其四弟崔福庭。
崔福庭在经济实力上远超其兄，除妓院外，他没有什么行业不干。光在天津，他就有二十余个商号和企业，开了第一家抚顺露天煤矿，仅在抚顺就建了楼房900套，平房2000间，用于出售或租赁。而这些提到的资产还只是崔福庭财富王国很小的一部分。
崔氏祖上并无什么基业。二崔的父亲崔玉泉是河北黄骅一位贫苦农民，家仅薄田四亩，赖此艰难为生。
黄骅不是富庶地区，土地瘠薄，十年九旱，民生凋敝。大量人口被迫背井离乡，闯关东或流浪至河北其他地方做苦力维生。崔青林也是众多流落异乡的苦力中的一员。
崔青林早年读过三年私塾，后辍学随父给人做短工，或在草洼里割草挣几个糊不了口的小钱。
1889年，性格倔强的崔青林为谋生计，带着1元5角的川资步行至关外营口，此时他才17岁。在营口，他人地生疏，无从找工，风餐露宿流浪街头数日。后经一客店经理介绍进入搬运工铺，才得以有了口饭吃，但受同行排斥，转做土工。
崔氏后来暴富，其发家秘诀，稍微了解他们行迹的人都清楚，没有别的，就是三个字——日本人。崔青林能与日本人攀上关系，是从营口开始的。
崔青林很聪明，工余他跟着人学了点简单的日本话。营口日本人不少，他接触到了一些日本小工头，因此被另眼相看，不久被聘为日本斋藤柜的小工头。崔青林的人生轨迹悄然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
让其命运蜕变的机会不久来临。1893年春，崔青林带华工500人去华台修铁路、建桥梁，得以结识一名日本有钱的寡妇，由这名日本女人而认识日本人神谷，崔青林这一辈子的大贵人。从此，崔青林、崔福庭及整个崔家真的就跟坐上了火箭一样，从人生谷底飞至九天云巅。
其父崔玉泉穷了大半辈子，有了儿子给的巨款，在家里开起银号，买了700余亩地，建了40余间房，一跃成了富翁。
神谷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职员，退职后组成神谷组（南满八大组之一），承包南满铁道一切土木工程，包括路基、桥梁、铁道、山洞、水源地等等。崔青林有了这么一个硬朗的靠山，得以转包神谷的一切工程，开始了洪水一样暴涨的财富攫取之路。
1897年，他在大连成立了“义和祥”字号，其四弟崔福庭任总会计，本村及邻村有土木经验的人充当拉竿（监工），总柜设在大连。
每年春季在天津南市募工，年招劳工2万余人，职工、工头千余人，施工地点有的在东北，有的分赴朝鲜或日本，只是从业范围限于神谷组的工程。
于是仅仅20余年，崔跻身巨富行列。他担任了大连市西岗区副区长，大连商会副会长，财势双全。资金不足就从日本人控制的“正隆”“满洲银行”无限贷款，地盘不足可以随意扩充。
1937年以后，因为业务规模迅速膨胀，为方便经营，义和祥从大连搬到了沈阳，经营范围由工程扩展到商业，其所开的苏家屯粮栈、范家屯的油坊和烧锅，都是东北驰名的商号，规模大如县城，辟有专用铁道线直通厂内。
崔青林财势如此之大，却比不过崔福庭。
崔福庭看不起其兄崔青林，说他哥哥不会理财。1922年，崔福庭另起山头，在长春成立了“义和祥福记”。
靠山是一样的，做的也是一样的事，但崔福庭的确比其兄更更善于经营，也更会笼络日本人，野心也更上一层。
崔福庭建章立制，形成了崔氏大柜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他以盐山劳工为基本队伍，四处网络人才，培植亲信，使崔氏大柜这套巨型牛车结构更紧密，运转起来更凶猛。
崔福庭在日本人中的钻营较崔青林有过之无不及，所承包的活突破了神谷组的局限，还承包了原组、高岗组、坂本组、罔组、长滨组的路基、桥梁、山洞、炭矿等项工程，施工地点遍及东北各大中心城市，延伸到朝鲜南岛，七七后伸展到华北各地。
“义和祥福记”成立仅仅三年后，1925年，崔福庭就在长春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公寓，一幢三层楼的四合套。公寓有多豪华且不说，占地即达3500平方米，其他即可放空想象了，不要忘了，这是在长春，伪满洲国的首都。
此后这里成为崔氏大柜的总部，日本八大柜的头头和伪满的各色上层人物，也在这里频频聚会。这里一直到1945，都车来人往，门庭若市。
他做的不止是工程，还有商业、金融。1932年“九一八”后，他趁东北沦陷，托日本人办理手续，抢占了大量土地。他接着把“义和祥福记”该名“福兴公司”，他在大连买下了福兴里，开了福兴市场，建了闻名东北的大连福兴戏院，开了油坊、粮栈、杂货栈、五金商行、烧锅、银号等20余家字号和企业，还有煤矿。
前面说过，崔福庭几乎没有什么没干过，在1922到1945年间，在东北，有什么买卖赚钱，他崔福庭只要想干都能干。
据说崔家大柜的信誉比较好，干活一般都能拿到钱，其他柜头就不一定。了
照惯例，劳工进入工地时是不讲工钱的，先干活，干满一年一次结算，崔家也是如此。按规定，劳工每工作一天，应之以组织得一元到一元三角（银元），年终扣除各项费用（如工头5%的工资费用、本人的饭费、铺底费、往返路费、衣服鞋帽费等）后，上满工的能落下七八十元，因病缺勤的则少二三十元。
这些钱不算多，但最少比得上在原籍扛活，还都是个活钱，不要去催讨。而且崔家的工值比较固定，人人心里都有个数，可能一些时候比别的柜头低，但劳工往往愿在崔家大柜呆着，也不愿去其他柜头干。
因此崔家大柜募工相对比较容易，四十余年来，年年都能如期完成招工任务。
但这一点只能说明崔家大柜较一般柜头手段更圆滑一些，不能说明其他。
所有的柜头都是靠人力吃饭的，人越多越赚钱，崔氏年年劳工数在2万上下，赚的钱更不好计数了。
崔氏兄弟承包的活，无论土活还是石活，都是按立方计价的，而工人则是日工资。每立方米一元的承包额，工人一天干了五个立方，产出有五元，但崔氏只给工人一天一元到一元三角的工钱。
而且在工地干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少见的情况，大部分时候都要延长工时，这是没有多余工资的。
就是劳工们一元到一元三角的日工资里面，还包含了工头的生活费和工资。
劳工最后拿到手上的那点钱，是崔氏左压右碾之后，最后剩下的一点残渣，这个必须得给，否则信誉就有问题，来年招工就困难了。
1937年，崔家大柜应日军命令，招化工500人到绥芬河修两股道岔，工期150天。
去的时候是5月下旬，天气还暖和。劳工们先是挑土，早晨满天星斗起来，晚上干到对面黢黑看不到人才收工。这个还好，取完一层土后，第二层水出来了，劳工站在泥泞里继续挖土、挑篮子，土质又湿又粘，放在篮子里倒不出去，往返一样沉重，劳工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
转眼到了9月，绥芬河气温骤降，大雪纷飞，河流冰冻，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0℃。此前的劳累比起现在的情形简直可以说是神仙日子。
劳工们晚上睡在席铺里，像进了冰窖，四肢冻得像冰棍。早晨起来，被子、衣服上都是一层冰霜。工头给每人发了一顶狗皮帽、一身绒衣、一副手套和一把洋镐，劳工就开始到工地打冻方。寒风呼啸，大雪飘飞，土质坚硬如石，洋镐直冒火星，却收效甚微。
崔家大柜的监工发出命令，要求劳工每人每天要挖完一米，干完了事，干不完就一直干到干完为止。
劳工们没办法了，到附近田里、沟旁找来柴禾和树枝，烤一层挖一层，饿了啃冻得梆硬的黑馒头，渴了跑到附近火车头里放一点水喝几口。
150多个日夜，牲畜一般的日子。
还有连这个日子也不如的时候。
1929年初春，崔福庭派大掌柜马赞臣带1500个华工，到朝鲜南岛的双丰面修铁路。工期200天。这是神谷组承包的工程。
劳工凌晨3点起床，晚上9点收工，披星干活，戴月吃饭，两头不见太阳，人称“三九点”。
劳动繁重，不是开山、挖洞，就是修桥、铺路。吃的是大锅煮面疙瘩，就咸盐豆。人多炊具少，面疙瘩没煮透，半生不熟，劳工吃后胀肚子、拉稀。
工头不闻不问，对生病者不听解释，粗暴驱赶上工，有动作停顿者即遭一顿皮鞭。
沉重的劳动，恶劣的生活，使劳工的体质大大下降。
夏天，大多数人得了伤寒病，高烧40℃以上，最终500多名劳工死亡。死亡者，有同乡的，还可以带骨灰回故土，无同乡者，就此成为他乡游魂。
这些死者，他们的工钱既可给，也可不给。
1945年，日寇投降，崔青林病死于大连。其房产被没收，其余财产被各字号各色人物窃取一空，其生前当做宝贝的价值连城的珠宝匣子下落成谜，就连贵重的棺木也被人撬走了。
崔福庭惊骇之下，携部分财产逃往天津隐匿，后被逮捕，以汉奸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一场关于财富的饕餮盛宴告终，煊赫一时的崔氏大柜从此销声匿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