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崛起，有三个核心要素：
宗教、民选政治以及自由资本主义。
宗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石。
在大航海时代，面对高达50%的死亡率，没有宗教信仰这个纽带来团结人心，你很难想象西方人能够顶着这种压力持续得开拓整个世界近两个世纪。
自由资本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催化剂。
人天生就有追求财富的欲望，而自由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符合人性的商业模式。
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人群中最适合的个体们挑出来做资本家，完成财富最大限度的增殖。
民选政治是西方文明的压舱石。
正因为权力不能世袭，所以民选政客们必须时刻关注多数选民的欲望变化，对无底线的自由竞争进行约束。
从逻辑上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设计是精巧的。
既释放人性的欲望，又约束人性的欲望。
但是人类是一种奇妙的生物。
他们渴望公平与秩序，但是他们又常常主动打破公平与秩序。
西方文明走到今天，其实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
奇妙的是，这个死胡同恰恰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在西方文明的繁荣期，这套机制往往运行良好：
庞大的中产阶段对于社会共识高度一致，精英阶层对外拓展的欲望远远大于内斗的欲望。
但是在这个阶段，民选政客们往往过得并不开心。
因为在这个阶段，选民们并不真正关心他们是谁。
或者说，在这个阶段，选民们认为选谁上台的差异都不大。
是啊，在美国的巅峰期，你能说2000年大选斗的你死我活的小布什和戈尔谁更适合当总统吗？
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选票高度接近，候选人戈尔在最关键的佛罗尼达州仅以2000多票落后。
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因为票数太过接近，不服输的他要求重新计票。
急红眼的另一位候选人小布什气急之下将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
当时的首席大法官认为重要的不是谁赢，而是赶紧结束混乱，所以最终最高法院立刻裁定停止重新计票，最终让小布什侥幸获胜。
在美国国势的巅峰期，曾经有人笑称：哪怕是一头猪坐到那个位置上也能干得很好！
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巅峰期，民选政客这个职业的尴尬之处：
社会发展太和谐、中间选民共识太一致，民选政客们很难获得自己的铁盘选民。
但是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到达某个临界点时，民选政客们的好时代就到来了。
这个好时代就是中间选民的共识开始分裂。
当一群人的共识高度一致时，对于这群选民们来说，选谁上台其实区别不大。
无非有的人能力强一点（如老布什、克林顿这类），有的人魅力高一点（如奥巴马这类）。
但是当一群人的共识随着贫富的落差而分化时，对于极度失落的那部分选民们来说，选一个符合自己利益的政客关键重大。
在这种前提下，极端政客就真正有了勇武之地！
这就是民选政客的生命周期：
当经济处于繁荣期时，他们是和平与繁荣的点缀，可有可无的那种；
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他们是愤怒与撕裂的舵手，一言九鼎的那种。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中间选民规模的变化：
中间选民在经济的繁荣期就像一个雪球，随着共识的强化，会越来越庞大；
中间选举在经济的衰退期就像一块油脂，随着共识的撕裂，会越来越萎缩。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中间选民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个群体越是萎缩以及分裂，必然造成民选政客的极端以及激进。
反过来，民选政客一旦发现采取极端和激进的政策有助于扩大铁杆选民时，又会主动制造更大的、近一步的极端政策来进一步撕裂中间选民。
比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2000年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政策差异真的不算大，无非共和党更保守一点、民主党更开放一点；
但是到了2010年之后，两党的分歧逐渐扩大甚至对立，到如今已经呈现不共戴天之势。
原因何在？
因为共和党的铁杆选民基本是集中在经济铁锈带的白人选民，他们要求改变现状、回到过去；
而民主党的铁杆选民基本集中在少数族裔以及经济繁荣区的选民身上，他们希望维持现状、扩大利益。
当矛盾慢慢不可调和时，整个社会就分裂成两个以上立场极端对立的群体，而国运将迎来一次大考。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北方因为经济模式的不同，在共识上严重分裂到不得不打一仗的地步。
最后是北方军队打赢了，北方的立场彻底压倒了南方的立场，整个国家再次形成新的共识。
新的共识又孕育了新的规模庞大的中间选民，于是整个西方文明又再次开始新的循环！
以上都是理论的部分，现在我们来问一点具体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如果你想移民欧美国家，什么阶段是适合移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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