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我军一向对叛徒很是忌讳和厌恶，但有这样一位叛徒，李先念在对待他时，不仅没有冷眼相待，反倒是宴请了他，这究竟是为何？此人又是谁？
01投奔共产党
1949年5月，李先念乘车来到了湖北应城县，抵达之后，李先念派人摆好了酒席，静静等待客人的到来。
不一会，一人走了进来，但是当众人看清来人之后，不禁感到诧异，这人不正是汉奸郭仁泰，为何李先念要邀请他？
郭仁泰出生于1900年，原本是应城膏盐矿区的一名童工，后来当了把头，在矿区小集镇开了一家茶馆。
因为郭仁泰性格爽朗，讲义气，很快就在鄂中汉留会混得风生水起，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与此同时，中共鄂中中心县委派遣汪一心等人去到了陈家河开展工作。
一方面是要走访贫困百姓，发放农贷，积极宣传抗日，动员百姓们参加抗战，另一方面则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
也正是在此期间，汪一心一行人发现了在鄂中存在着汉留会这样一个群体，当地百姓纷纷称其很是厉害，于是，汪一心等人便决定对汉留会进行争取。
汉留会在当时是一个半神秘的封建帮会组织，在鄂中地区很有名，渗透范围较广，其中的主要成员大多为流氓无产者，其余为工人、农民等。
倘若不尽早对他们进行引导，那么在日后，该组织很有可能会被敌伪所利用，成为我党的一大障碍。
因此，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级吩咐在应城主持汤池训练班的陶铸一定要做好汉留会的工作。
并且为此专门成为了“汉留工作委员会”，由沈少华担任主任。
正是基于有着这样一个前提，郭仁泰才开始与我党有了交集。
当时，郭仁泰是汉留会在鄂中势力最大的“双龙头大哥”，因此，我党便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郭仁泰身上。
但是碍于共产党组织对外界是不公开的，具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与郭仁泰进行接触就成了问题。
最后，经过商讨之后，组织决定借助陶铸的名义，因为在当时，只有陶铸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公开的，再加上，陶铸在应城地区很受社会各界的尊敬和爱戴，大家纷纷称呼他为“陶先生”。
于是，组织便以陶铸的名义开始了对郭仁泰的引导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我党与郭仁泰在1938年达成了三条协议：
汉留会必须坚决抗日；整顿汉留秩序，坚决抵制损害百姓的行为；由郭仁泰出面，陶先生派人领导，在汉留开办训练班，号召汉留会的骨干成员参加，接受抗日游击战的训练。
然而，就在该协议达成不久之后，国民党就掺和了进来，对我党的这一计划进行了阻拦。
一次，在郭仁泰等人召集帮会成员开会，准备宣讲向共产党靠拢的时候，国民党突然袭击，逮捕了郭仁泰，并且在全县张贴了告示，表示要取消汉留会。
郭仁泰被捕之后，我党便派人对其进行了积极营救。
陶铸随即和沈少华等人一起，先后拜访了汉留会的其他骨干成员，并协同他们一起向国民党应城县政府发出了通牒，要求对方释放郭仁泰。
与此同时，陶铸还找到了国民党进步人士李范一先生，以双重施压的形式迫使国民党当局把郭仁泰交保释放。
郭仁泰本就是一位讲江湖义气的人，在出狱并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郭仁泰便表示是陶铸救了自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而国民党则是杀他的人。
并且为表诚意，郭仁泰愿意一切听从陶铸的安排，组织汉留会和共产党一同抗日。
02倒戈
1938年10月，应城沦陷。
在这种情况下，郭仁泰带领汉留会的兄弟们到处收购国民党丢弃的武器枪支，并且在陈家河党小组的扶持下，组建了陈家湖区抗日游击大队，郭仁泰担任了副大队长。
11月，该游击大队被改编为了“应抗”第三大队，由郭仁泰担任了大队长，随后不久，”应抗“又再次进行了整编，郭仁泰所在的第三大队被扩编为了第一支队，足足有一千人，郭仁泰仍旧是队长。
1939年1月，日伪军对“应抗”根据地王家松林等多个地方进行了第二次疯狂进攻，碍于碍于郭仁泰的第一支分队人员成分混杂，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无法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斗。
因此，在敌人的进攻下，郭仁泰的第一支队很快就被打散，郭仁泰等一小部分逃到了陈家河，并在随后与其他人取得联系后，重新驻扎在了陈家河矿区。
然而，不久之后，日伪军却找到了郭仁泰，并且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郭仁泰叛变投敌，成为了伪鄂西保安司令副司令。
投靠敌人之后，郭仁泰继续在陈家河和应城地区吸收力量，队伍很快又重新扩充到了千人左右。
鉴于郭仁泰在当地的影响力，他的叛变在一定程度上对群众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导致一部分人的抗日情绪变得低落。
除此之外，反共分子曾宪成也打起了收编郭仁泰队伍的算盘，准备发展反共力量，不仅如此，其他反共分子都流露出了同样的念头。
见状，鄂中区党组织认为解决郭仁泰的问题迫在眉睫。
而解决该问题无非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武力解决，另一种则是采取和平手段。
当时在豫鄂的新四军队伍已经发展到了4个团队，但纵然如此，想要完全消灭郭仁泰的千人队伍也是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更何况，倘若真的消灭了郭仁泰的队伍，那么鉴于汉留会在鄂中地区的影响了，势必会在鄂中地区引起一阵的骚动，很有可能后果不受控制。
考虑到该原因，我党决定争取郭仁泰等人反正，这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在郭仁泰的队伍中，还是以矿工和农民为主，受到过我党的一些影响，打从心里是愿意抗日的，也对日伪军有着一定的情绪。
再者，郭仁泰虽然投靠了敌人，并且一再扩充自己的队伍，但是实则并未和日伪军勾搭在一起与我党进行过敌对活动。
更何况，郭仁泰身为江湖中人，始终记着陶铸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势必不愿意与陶铸所在的共产党为敌。
而我党也是顺势而为，派遣陶铸等人出面与郭仁泰等人进行了接触。
03结局
与此同时，我党在新街战斗中取得的胜利也大大刺激了郭仁泰，使得包括他在内的不少人都有了投靠共产党的念头。
当时新街是京山县的一个小镇，有四五十户人家，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抵达这里之后，便与日寇伪军展开了游击战。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司令部和一二团都是刚刚成立，作战前一天，一团三营驻扎在了新街外面，二团住在不远处的大山头，司令部则住在附近的刘家冲。
10月13日凌晨，三百多人日寇以及四百多伪军聚集在了一起，并且兵分三路对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进行了包围，用炮弹对我方驻地发起了猛烈进攻。
即便如此，三营战士们仍旧是拼尽全力死守阵地，接连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正是因为三营的死守保住了我方大部队的有生力量。
紧接着，等到敌军疲惫之后，新四军便调整部队，组织火力对敌人展开了反攻，并且一举击溃了敌人。
随后，二营和三营从三个方向包围了敌军，步步紧逼，再加上，此时李先念带着支援部队赶到，使得敌军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在我军的围困和攻击下，大部分日寇被消灭，枪支被缴获，少部分日寇侥幸逃脱。
正是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出了我军的军威，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鄂中地区百姓的抗日热情。
因此，在这之后，有不少的游击队纷纷投靠了新四军，要求共同抗日，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郭仁泰，而这也正合我党的心意。
为此，陶铸等人先是向郭仁泰传达了李先念等几位首长对他的关怀，并且还通过其老婆，迂回劝说李先念接受新四军的改变。
虽然郭仁泰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碍于国民党也在争取他，由此一来也就使得他犹豫不决，对国民党所许诺的职位等诱惑有些动摇。
甚至其他反共分子也来凑热闹，不仅对郭仁泰进行拉拢，甚至还试图杀害我党派去接触郭仁泰的同志。
发现这一情况之后，我党便立刻加紧了郭仁泰的谈话，并且在我方的一系列劝说和引导下郭仁泰这才最终下定决心接受了我军的改编。
然而，这并没有结束。
郭仁泰被收编之后，首先要面临的就是改造问题，其领导的队伍在方方面面都要重新接受改造，正是在这改造期间，郭仁泰等一部分人无法忍受离开了新四军，再次成为了伪军。
然而，李先念在得知该消息之后，并没有着急寻找郭仁泰，反倒是对他充满了信心，相信郭仁泰一定会再回来。
如李先念预料中的一般，一年之后，郭仁泰派人捎来了信件，表示希望再给一个机会，对此，很多人并不支持，那些经常倒戈的人向来都不值得信任。
但李先念不以为然，利用日伪军之间的矛盾，让郭仁泰当起了我军的间谍，为我军提供情报，直到抗战胜利。
1949年，武汉解放之后，李先念主动乘车找到并且宴请了郭仁泰，这令郭仁泰感到受宠若惊，并且主动交代自己家中尚且藏有枪支，随后进行了上交。
同时，郭仁泰还举报了一个叫做李春山的人，后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带着一批人藏到了大洪山，扬言日后要准备暴动。
此时的郭仁泰清楚，共产党解放中国已经成了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即便是不怀好心之人再挣扎，也已经是于事无补，于是便主动交代出了这些情报，以此表示对李先念以及我军的愧疚。
李先念表现得也很大度，日后特意嘱咐地方不要为难郭仁泰，这才使得曾经当过叛徒的郭仁泰有了一个安稳的晚年。
结语：
正所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任何年代，我们都要有着长远的眼光，选对队伍，切勿不要因为一时糊涂而断送了未来。
而在面对郭仁泰时，李先念所展现出来的大人不记小人过，更是让我们再次清楚了我党革命之所以会成功的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