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深受人民的爱戴，去世之时十里长街相送，与他相处过的人皆对周总理交口称赞，少有与人发生矛盾。
但是建国之后，周总理却向徐向前的夫人道歉，说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是他的错误。
送情报的风波
黄杰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但是还未等她长大，父亲便去世了。
黄杰是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成长起来的，她立志要当一名新女性。
当时还盛行缠足，黄杰坚决拒绝这种陋习，更拒绝家里人给她安排的包办婚姻。
于是在1924年，黄杰离开了家，去到武汉。
黄杰到武汉后，先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读书，后考取了湖北省女子师范。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武汉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迁到武汉。
11月，黄埔军校的政治科也迁到武汉，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张榜招收女学生。
正在女子师范上学的黄杰看到招生的消息，欣喜若狂，认为这正是她追求的目标，就和七八个老乡结伴报了名。
这次报名，黄杰一举中榜，于是便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中英姿飒爽的女兵。
1928年春，黄杰来到了湘鄂边的松滋县。
该县开明士绅雷鸣泽在街河市开办了一所向上女子学校，黄杰通过地下党的联系，先在这所学校做教员，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参与了组建松滋县特别支部的筹备工作。
这里靠近山区，交通闭塞，加之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较好，故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相对薄弱。
中共松滋特支成立后，黄杰任书记。
同年3月，组建中共松滋县委，黄杰先任书记，后任组织部长，不久，她离开女子学校，化名桂青，到与湖南交界的西斋等地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9年，在周逸群的周密安排下，黄杰抵达上海。
黄杰到达上海后，通过了党组织的审查，被分配到法租界南区区委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转入了地下斗争，党内的联系主要依靠地下交通。
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的同志们，是一支在无形战线上同敌人进行英勇搏斗的无名英雄队伍，为保持党的“血脉”畅通，他们在国民党军警、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时刻冒着被抓捕和杀头的危险为党传递情报，接通上下级之间的联系，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党内的交通工作，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已经建立。
1925年，在党中央秘书处领导下，党内配备起专职交通员，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决定要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秘密交通网。
党中央迂回上海后，由张宝泉等人负责交通工作，后又成立了中央交通局，直属中央秘书处领导。
当时，党在上海的机关、团体有几十个，都分散隐蔽在住家、商店、医院等处。
机关之间极少往来，大都彼此不知道。
它们之间的联系，都由市内交通员来沟通。
一个交通员负责两三个机关，都是单线联系。
当时还规定，领导同志外出，身上一律不准带文件，所有的文件都由交通员传递。
中央特科的情报，有时也利用交通网来传送。
担任内交科主任的先后有张宝泉、张人亚、顾玉良等人。
张宝泉在1928年4月传送情报时被捕牺牲，交通员大部分是女同志，多为领导同志的夫人，如赵世炎的夫人夏之栩、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陈潭秋的夫人徐全直。
此时黄杰正在给周总理当交通员，还因为送情报出现了一些风波。
那是1930年，周总理交给黄杰一份情报，让她务必要送到刘伯承的手上。
黄杰拿到手之后很认真地乔装打扮了一番，拿一个茶叶桶当装情报的容器。
当时刘伯承住在法租界里，黄杰为了不引人注目，还特地绕了一段路程。
刘伯承住的地方很偏僻，也是为了避人耳目，所以比较难找。
不过也不会让地下工作者找不到，因为当时地下交通之间有一个暗号，如果是安全的，那么就在窗户上绑一根红头绳。
只要看到红头绳，一般就能认出这里是情报站，还能知道此地安全与否，可谓是一举两得。
话说这天黄杰好不容易找到了刘伯承的住处，却没有看到窗户上的红头绳，她吓了一跳。
黄杰此时开始慌张了起来，因为没有红头绳挂在外面说明并不安全，是不能进去的。
对于此类的事件黄杰也是第一次遇到，她有些慌张，但是手里还拿着绝密情报，该怎么办？是进去？还是返回报告周总理？
黄杰在原地踟蹰了一会儿，思前想后还是决定遵守约定，没有红头绳便不贸然进入，免得如果刘伯承当时已经暴露了，自己再被瓮中捉鳖。
就这样黄杰紧紧保护住手中的情报，一步也没有回头地原路返回。
回到寓所之后，黄杰顾不上休息，立即向周总理汇报了当时的情况。
周总理平时是很温和的一个人，温文尔雅，不会轻易和别人动怒，但是今天面对黄杰却是有些生气。
黄杰也被周总理的变化吓了一跳，周总理对他说，刘伯承刚刚来过电话，不可能出事。
听到这里黄杰还想解释，周总理接着又说，一定是你这个小丫头贪玩误事！
明明是很认真地去完成任务，却平白无故被扣上了贪玩误事的帽子，这让黄杰感到很委屈，不仅落下了眼泪。
此时说曹操曹操便到了，刚刚黄杰与周总理谈话的中心人物刘伯承来了寓所，看到这样一番景象，在听了黄杰的解释之后，边安慰她不要着急。
刘伯承说自己会向周总理解释这件事。
原来，红头绳确实不在窗户上，但是刘伯承本人也没有出事。
它之所以不在窗户上，是因为刘伯承的夫人今天把它用来绑母鸡了！
听到这，黄杰和周总理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她也没有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毕竟是她没有完成任务在先，周总理平常对黄杰很是照顾，今天如此着急也是因为情报确实很重要，关乎革命的大事，是千万不可马虎的。
所以黄杰很能理解周总理的着急，这件事情也被她当成一个值得反思的事件，争取在之后的工作中做得更好更完善。
此时的黄杰没有想到，这件上海送情报的小插曲会在二十年后再次被周总理提起，并且周总理还郑重地向黄杰道了歉。
那是1950年的时候，周总理与黄杰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相遇。
周总理很忙，席间一直转个不停，忙着招待来参加宴会的各路贵宾，与他们打招呼问好。
黄杰就在此时走了进去，她刚落坐一会儿，准备等待开席。
谁知周总理从大老远便端着酒杯朝她走来。
见周总理走过来，黄杰赶忙站起来迎上去。
周总理举着酒杯向黄杰问好，然后突然问她还记不记得二十年前在上海送情报的那件事。
黄杰一时恍惚，正想着是什么事，就听周总理接着往下说，“20年了！我总觉得太委屈你了。”
周总理说当时他不应该是那样的态度，黄杰年纪还小，不应对她太苛刻，觉得对不起她。
说完便举起酒杯，邀黄杰一起喝了葡萄酒，也全当圆了他这次道歉的心愿。
看到周总理这样，黄杰心里感慨万千！
周总理是多好的一个人啊！
黄杰回忆她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日子时写道：
“我到上海的时候19岁，就在他（周总理）直接领导下，他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那时是军委主席。我们的房子三层楼，他到我们那里来有时穿长衣服，有时穿短衣服，有时他想吃点东西，邓大姐就下来了，下厨房做饭。有时候就来玩，也不光玩，检查工作。”
周总理待人是最温和亲切的，黄杰跟着他在上海工作的那几年，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正如黄杰因为耽误事被周总理批评一样，周总理也是会发火的，但他发火都是针对工作人员工作疏忽的情况。
那是1968年的十月份，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秘密召开结束之后，周总理把一封特急的信件交给秘书，让他送到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手上。
当时陈锡联是住在京西的宾馆，等通信员急忙过去的时候，却发现人已经离开了。
通信员也没有多问，没有问清楚人是出去办事了呢，还是直接回沈阳了呢？
他囫囵地报告给了总理值班室的值班人员。
值班人员想着说离开了那应该是回沈阳了，就让通信员先回来，然后再想办法看怎么联系一下陈锡联。
就这样一来二去，送信的事情就耽误了，也没有按时送到陈锡联的手上。
当时总理刚刚忙了个通宵，换上了睡衣准备散步一下就休息，忽然想到送信的事情，于是把值班的秘书叫过来问了一下情况。
秘书说通信员反馈，陈锡联已经离开了，于是就把通信员叫回来了，信没有送到。
总理一听就火了：“离开了？到哪里去了？是离开京西宾馆到别的地方了，还是离开北京了？”
总理把孙岳、钱嘉东﹑张作文三位秘书都叫到面前。
此时三个秘书都站在院子里，总理对着三个人一顿批评，说他们怎么这么武断，离开了就是离开北京了吗？怎么不追问到底去了哪里？
无论如何，送信的任务是要完成的，怎么什么都不搞清楚就敷衍了事！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下午还安排了和陈锡联谈事情的啊！
少见总理这么神奇，嗓门都提高了不少。
谁知这时候孙岳还想再辩解一下，周总理便更生气了。
其实，总理生气的时候，只要虚心接受批评，错了就错了，马上想补救措施，这比什么样的解释和辩解都有效，因为总理是对事不对人的。
这一点，黄杰也明白，所以她才会在周总理时隔二十年后给她道歉而感到如此感动。
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黄杰越来越出色，为我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黄埔女中豪杰
抗战爆发后，黄杰奉命去延安，行经武汉时，正值项英和赖传珠前往南昌筹建新四军军部。
黄杰被组织上安排担任新四军服务团女生队队长一职。
就这样，已经是一名成熟革命党人的黄杰，带领着一百多个像曾经的她一样青涩的，刚刚参加新四军的女青年，去到了南昌，一起投身于抗战的第一线。
1940年，黄杰离开工作多年的白区，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她接受组织上的安排，担任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组织部部长。
1945年，组织部的领导得知黄杰曾经做过保育院的工作，便找她谈话，希望她能担任延安第一保育院的院长。
颇具影响的电影故事片《啊，摇篮》，就是写的黄杰和陕甘宁边区延安第一保育院的孩子们的故事。
在第一保育院时，黄杰经常收到邓颖超大姐给她和孩子们送来的捐赠品。
这些捐赠品，都是宋庆龄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筹集之后送过来的，宋庆龄知道延安当时情况也不是特别富足，所以给孩子们准备了衣物和食品，让她们能够吃饱穿暖。
黄杰达观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和她青年时期受到这些20世纪中国最优秀杰出人物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1946年，黄杰和徐向前喜结连理。
此后多年，夫妻二人为了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始终呕心沥血。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丈夫做了元帅，黄杰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变，她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黄杰和丈夫在城里面是没有房子的，所以他们的居住地在颐和园。
但是黄杰要在城里办公，她便起早贪黑地赶公交车进城，晚上也是自己坐公交车回来。
到了历史年代初期，黄杰一家才搬到北京西城区居住。
但是不管住在哪里，勤俭节约的美德是不会变的，黄杰经常叮嘱工作人员和儿女，就算是换了一个住处，也不能铺张浪费，一切都是够吃够用即可。
对于子女，黄杰也从不娇惯。
黄杰自己坐公交车上班，也不让工作人员开车送儿子徐小岩去上学，只让他自己坐公交。
坐公交需要多少钱黄杰就多给两分，其他的不会多给，要他知道节俭，不要因为自己的身份就搞特殊。
黄杰持家有道，绝不搞奢侈浪费。
但是对需要帮助的人，她总是那么慷慨。
徐向前老家的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特别是家里的亲戚，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黄杰想着她和徐向前都有单位的工资，养孩子绰绰有余，就把家里困难的亲戚都接到家里面，一起生活。
一家十几口吃饭，黄杰也是自己操持，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自己再填饱肚子。
黄杰在家厉行节俭，在单位也从来不因为自己老革命者、元帅夫人的身份搞什么特殊，该吃食堂吃食堂，出差该住旅馆住旅馆，绝对不会劳烦别人给她特殊安排。
甚至有人想给她换好一点的出差住处，还会被拒绝。
那是去武汉的一次出差，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是徐向前从前的老部下，听说老首长的夫人来了，他赶忙去看望。
谁知道黄杰居住在一个简陋的旅馆里，他想帮黄杰安排一个更好的，黄杰却说不需要，国家正困难，能住就行。
更何况她原来就身份特殊，再搞一些特殊的待遇，对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都不好，她们是要和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国家的经济形势有了好转，徐帅和夫人黄杰仍然没有丢掉艰苦朴素的作风。
黄杰对一滴水、一滴油、一粒米、一度电都不随便浪费，她常对工作人员说，可别小看这些小东西，它们都是劳动人民用双手生产出来的。
1983年，黄杰随徐帅在北戴河登舰看望海军官兵时，两位老人穿着褪了色的粗布衣，每人拄着一副廉价的手杖，官兵们看到这一切,感到很惊讶！
有的说：“元帅穿的就是这样啊！”
还有的说：“我过去以为元帅夫人一定是很讲究的人，可她那样朴素、慈祥，真像我在农村的老妈妈！”
值得敬佩的革命先辈
老一辈革命者身上艰苦朴素、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黄杰作为一个女子，奋发向上，面对困难时绝不喊苦喊累，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周总理误会她，她却没有因此气馁，仍然奋战在革命的第一线，作出了不输男子的成绩。
新时代的女性也应该充分实现自我价值，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
参考资料
《元帅夫人传》（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