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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角，坐落着一座特别的墓冢。周边围着大理石围栏，和寓意迎霜傲雪的柏树，墓前左右还立着两尊雕刻精美的石狮子，显得庄严又肃穆。
1991年墓主因病离世时，一众国家领导人和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追悼告别，花圈摆满了整个礼堂。
墓碑上镌刻的那句碑文，揭示了墓主与众不同的身份——“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黄文欢同志”。
作为越南著名革命家、前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为何会安葬于中国革命墓园内？他过去经历了什么？后来又是何境遇呢？
尖锐矛盾下的求助
1979年7月的一天傍晚，月色朦胧。
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内，一名工作人员急匆匆敲响了总领事的房门，称外头来了一位外国老人点名想要见他，对方面容憔悴而凝重，还颇有气场，似乎真有急事大事相商。
说着，工作人员还递上了一张写有老人姓名的纸条。
刚一打开纸条，原本睡眼惺忪的总领事，神情顿然严肃起来。他连忙来到大门口，将老人迎进会客厅，与其秘密商谈。待谈话结束，还亲自叫车目送老人离开。
目睹全过程的工作人员，对此是一头雾水。他心想，虽说中国是出了名的礼仪之邦，待人接物向来热情礼貌。但能让总领事如此严谨对待之人，必定来头不小。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位深夜到访的老人，正是时任越南副主席的黄文欢。
黄文欢
越南核心领导人在巴基斯坦，向中国外交官寻求帮助。这看似莫名其妙的场面，其实早已有迹可循。
1955年至1975年间，越南战争全面爆发。国家被一分为二，北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南部则是资本主义阵营的越南共和国。
南越北越分庭抗礼，激烈争夺统一大权，战火连年不休，苍茫大地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如同抗美援朝一般，作为与越南山水相依的友国，中国自然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眼看着美国横行霸道，疯狂实施丧尽天良的生化作战，残害无辜民众生灵。中国忍无可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越斗争。
不仅有1146名解放军战士，为此壮烈牺牲在异国他乡；我国更是在百废待兴的艰难时局下，陆续向越南提供了上百亿美元的无偿捐赠。
彼时，中越之间真的称得上亲密友好。
只可惜，随着1969年越南“国父”胡志明的离世，两国关系迅速一落千丈。
接棒出任越南最高领导人的黎笋，不仅野心勃勃，还是个极端的亲苏反美主义者。
要知道，彼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反倒与美国之间迎来解冻，交往明显缓和。
秉承着“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朋友是敌人”的原则，黎笋政府丝毫不顾及中方大力支援的恩情，迅速调转枪头。
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之下，黎笋还大张旗鼓推行起了所谓“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即吞并老挝、柬埔寨等国，称霸东南亚，然后与苏联两面夹击，逐步向中国境内扩张。
黎笋
大概是狐假虎威、得意忘形，仗着有军事强国苏联撑腰，70年代间，黎笋政府可谓嚣张至极。
其不仅大举出兵中国南海，非法侵占了鸿庥岛等29个岛礁；还在中越边境疯狂挑衅，严重危害了我国领土与人民安全。
1979年，面对越南愈发变本加厉的恶行，中国终是忍无可忍，决定发起反击。
2月17日，杨得志、许世友两位开国上将亲自坐镇，于云南、广西两地同时指挥作战。
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军56万战士浴血冲锋，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一路将战线推到了越南首都河内近郊，并歼敌5万余人。
3月16日，在完成打击越南侵略、防卫边境安全的战略目的后，我国方才主动收兵。
都说“吃一堑长一智”。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无疑充分印证了两国悬殊的实力差距，以及我国捍卫主权的决心——中国根本不是越南惹得起的存在。
奈何依旧做着霸权美梦的黎笋，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安分守纪，反倒一心雪耻。下令扩充军备不说，还扬言要将国民全部打造成士兵，随时冲锋陷阵。当然，越方在边境的侵扰行为，也始终没有停歇。
而就在中越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1979年7月，越南数一数二的重要领导人，却突然找上中国领事馆，这显然不同寻常。
亲华友善的越南“副主席”
事实上，相比起黎笋政府敌视中国的立场，黄文欢却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情谊。
1896年广州起义、1925年省港大罢工、1926年北伐战争等等，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以及黄埔军校和毛泽东主办农民讲习所的所在地。上世纪20年代间，广州成为了无数革命者的向往之地。
彼时，东南亚各国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切想要摆脱欧洲的殖民统治。
而中国成功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辉煌战绩，无疑让其看到了希望。于是，东南亚的革命先驱，纷纷赶赴广州学习取经。
胡志明亦在其中，他于1925年在广州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为孕育本国革命做准备。
胡志明
次年，满腔报国热血、19岁那年便投身反法革命斗争的黄文欢，毅然决然赶赴广州，参加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
由于越南革命的核心也是共产主义，胡志明还特意请来刘少奇、澎湃、陈延年等同志，为他们授课。
总之，受如此激情澎湃的革命氛围影响，再加上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深入学习，黄文欢的革命意志越发坚定，同时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5年，黄文欢效仿胡志明，于南京开办训练班，积极向当地的越南人民宣传革命理念。
1938年他又辗转赶赴延安，跟随叶剑英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并于1941年在广西靖西县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努力发展越南国内的革命力量。
1949年到1957年间，黄文欢更是在中国驻留了整整8年之久。
黄文欢
期间，周总理破例让他顶着“归国华侨”的身份，参加了外交部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的培训。而中国作为第一个和越南建交的国家，黄文欢也自然而然成为了越南第一任驻华大使。
可以说，中国几乎贯穿了黄文欢的整个革命生涯。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到越盟主席、中央委员，再到1958年出任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黄文欢的成长与功绩，也离不开中国革命领袖们的支持与帮助。
也正因如此，黄文欢从始至终都一心与中国交好。直到1991年临终前夕，他都特意留下遗嘱说：“希望把一半骨灰以某种形式留在中国，以表达我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以及在华越侨们的留恋和感激之情。”
黄文欢
只可惜，黄文欢坚定不移的亲华立场，在黎笋政府之中，显得格格不入。
他三番两次公开反对政府“与华交恶”的政策，抨击谴责越军种种侵华挑衅行为，而这自然引起了黎笋的仇视与敌对。
虽说身为越南建国元老，黄文欢拥有不小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奈何实在势单力薄。
1976年，黎笋等人竟以黄文欢“年老多病”为由，强行将其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卸掉他所有实权，只留个虚有其表的副主席头衔。
此后，黎笋开始拼命阻拦黄文欢公开露面，试图淡化他在公众心中的印记。同时还对黄家实施了全面跟踪、窃听，想方设法抓黄文欢及其家人的把柄，借机大做文章。
黄文欢
只是坚毅如他，一晃3年过去，黄文欢丝毫没有因种种针对、打击而心生畏惧，依然站在修复中越关系的第一线。
甚至于，1979年4月被黎笋耍阴招，强迫参加一场具有“反华”性质的活动时。黄文欢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亮相，狠狠打了黎笋的脸。
恰逢此时，因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矛盾进一步激化。黎笋还借机主导越南党中央正式通过了“反华决议”。
黎笋
眼看着多年努力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时间，失望、惆怅、茫然等种种情绪油然而生，最终化作一股强烈的无力感。
黄文欢心知肚明，中越关系已然恶化到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彻底被架空的自己，也根本没能力再力挽狂澜。
况且，黎笋对自己的仇视，显然达到了显山露水的地步，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斩草除根”。
一番仔细思量后，黄文欢决定离开越南，前往“第二故乡”中国寻求庇护与帮助。
平安无事投奔中国
由于早年间为民主革命四处奔波，黄文欢积劳成疾，健康状况一直不大乐观。如今忧思过度、心中愁绪难解，更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黄文欢
1979年初夏，黄文欢便大病了一场，连续多日高烧不退，随即被确诊为肺结核。
肺结核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患者可能出现发烧、咳血、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不过只要及时接受诊疗大都能顺利痊愈。
然而，不知道是当时越南的医疗水平太低，还是医生实力不行。好一阵治疗下来，黄文欢的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倒日益严重。
见状，主治医生慌了，生怕背上“谋害国家领导人”的罪名，连忙建议黄文欢去医疗条件更好的东德疗养。
这个建议让黄文欢眼前一亮：对呀，只要先离开越南、离开黎笋的势力范围，到了国外不就能设法脱身了！于是顺势向政府提出了申请。
由于黄文欢病情严重，并非弄虚作假；东德是二战后，在苏联占领区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自己人。
黎笋找不到借口反对，只能安排一名秘书和一位医生，贴身监视黄文欢的动向，然后同意放行。
黎笋
1979年7月初，黄文欢的逃亡之路终于拉开序幕。
他清楚，秘书、医生二人不过是负责“路途押送”的配置。一旦落地东德，必然还有更多人“守株待兔”，届时说不准会面临软禁。
总之，从越南到东德的一路上，作为转机点的巴基斯坦卡拉奇，无疑是黄文欢最佳且唯一的脱身机会。
就这样，落地卡拉奇机场后，黄文欢佯装因长途飞行身体不适，要求停留几日。
接着在一天夜里，趁着秘书和医生陷入沉睡，黄文欢避开警卫员，悄无声息的离开住所，匆匆赶到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然后就上演了开头那一幕。
黄文欢表明身份，并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希望得到中国的政治庇护。
为了不打草惊蛇，黄文欢与总领事简单制定逃亡计划后，便又趁着夜色回到住所，继续装作卧病在床，等待中国政府的消息。
黄文欢
前面就提到过，黄文欢一直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而中国一众领导人也从未把他当做外人。
得知友人遭难，中国政府自然义不容辞出手相助。次日晚上10点，中国领事馆的车便安静抵达了黄文欢下榻的旅店。
待秘书一行人察觉到异常时，黄文欢早已在总领事的亲自护送下，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
“中国是曾经在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和我国人民一起流血牺牲，并肩战斗的邻邦。”
“越南中央颠倒黑白，认友为敌。”
“我只要一息尚存，定竭尽全力为修复中越关系做贡献。”
抵达北京后不久，黄文欢特意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面向全世界揭露越南当局的不堪行径，以及自己坚决维护中越友谊的立场，气得黎笋火冒三丈。
黄文欢
气急败坏之下，黎笋直接给黄文欢扣上了“叛国”的帽子，并将他判处死刑。
当然，无论黎笋政府再怎么想搞事情，得到中国政府保护的黄文欢，都不会受半点影响。
恰恰相反，中国政府不仅事无巨细体贴安排，让黄文欢毫无后顾之忧的安享晚年。还诊断出他患的其实并非肺结核，而是肺癌，并为此组建了最顶尖的医疗团队，顺利切除了黄文欢肺部的恶性肿瘤。
尽管受黎笋势力集团的限制，黄文欢迟迟未能平反、官复原职，但他已然满足于现状。
一来，中国的友善、包容与庇护，早已让他感受到深深的归属感，丝毫没有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凄凉。
二来，自打1986年黎笋死后，他便得以重启心愿，努力修复中越两国间的裂痕，直到1991年5月18日逝世。
而黄文欢的骨灰，也如他的遗愿一般，一半撒入红河，随流水回到祖国；另一半则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留在了他的第二故乡。
以越南副主席的身份，逃亡中国寻求庇护，黄文欢无疑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但作为革命者，他宁可孤军奋战，也不愿背离信仰与初心，与恩将仇报之徒为伍。
外界都称黄文欢是“叛逃到中国的最高级别外国领导人”，但在中国，黄文欢一直都是备受尊敬与欢迎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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