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秦始皇重用儒家学者,会不会一派祥和?大概率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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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丞相李斯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欣然批准,然后留下一个问题:假如秦始皇重用的都是儒家学者,会不会一派祥和,充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呢?

一元化思维

大概率上并不会。人在天性上就是一元化的。大到价值观,小到饮食习惯,熟悉的总是好的,是评价一切是非善恶的准绳,陌生的总是危险的,要么必欲除之而后快,要么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带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准绳,阴差阳错地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彼此虽然看不惯,但既灭不掉对方,也躲不开对方,这才不得不接受了多元化。并且人在内心深处仅仅出于自保的目的,担心自己会在哪一天的哪个问题上沦为少数,才对多元化发声支持。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近代史上的德国:就在纳粹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德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焚书运动,焚烧了大量所谓“不符合德国精神”的著作,其中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雷马克的反战名著《西线无战事》,这部本应该成为德国骄傲的伟大文学作品被抨击为语言冲动,瓦解士气民心。

耐人寻味的是,焚书事件的策划和执行既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政党行为,而是大学生团体满怀热诚的自发举动,而德国民众报之以振奋、狂喜和激昂的回应。这实在是人类天性,所以我们不难想见的是,不但商鞅韩非和李斯他们看待诸子百家如同毒蛇猛兽,就连孟子荀子这样的大儒也很渴望独霸话语权,让一切“有害的”学说再也没有发言的机会。

儒学公案

儒家的这种思想苗头很可能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史记》有一段著名的记载,说孔子56岁那年,代理鲁国总理事务,握有很大的权力,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少正卯。被杀的这个少正卯,身份是鲁国大夫,干的坏事是扰乱政局。就这样,孔子执政短短3个月的时间,鲁国的政治面貌就大变样了,哪哪都好。

大约到了宋朝,开始有人怀疑《史记》这一段记载。怀疑的声音一出,引发了很多共鸣。道理并不难理解:一是孔子一向讲仁爱,当权之后应该充分发挥道德感召力才对,怎么一上来就杀人呢;二是少正卯既然有大夫身份,那么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连国君都不能对大夫下死手,何况孔子呢。

就这样,“孔子诛少正卯”就变成了儒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直到今天也没有掰扯清楚。

凡是遇到这类问题,我首先会问的是:司马迁的史料来源是什么呢?

这已经无从考证了,只能说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最早记载出自《荀子》。在《荀子》的记载里,只提到少正卯是鲁国名人,并没说他位列大夫。这么一来,孔子似乎有权力定夺少正卯的生死了。但《荀子》版本有着另外的疑点,那就是整件事太像寓言故事,荀子似乎是想借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己的一个政治理念,那就是有社会影响力的异见分子应该被政府严惩,杀了最好。

荀子关于治国方针,讲过一系列的纲领性意见,其中有一句话是“才行反时者,死无赦”,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才干、行为只要违背现行体制和主流价值观,那就该杀。

荀子罗列了少正卯的罪名,一共5项,说只要犯了其中任何一项,都是死罪。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5项罪名,会发现这位少正卯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抢劫盗窃,既不触犯刑法,也不违反民法,无非就是宣扬了一些被孔子认为是异端邪说的观点,并且能把这些观点说得头头是道而已。这都要杀的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

战国以来,一方面百家争鸣越吵越凶,相骂无好口,学术权威难免也会对异见分子动了真火,一方面现实世界里的集权趋势愈演愈烈,中央集权这种管理模式要想维持稳定和高效,就要确保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而就算可以退回封建制下的熟人社会模式,社群与社群之间可以三观不同,但每个社群内部同样不能容忍异见分子。所以我们甚至会在儒家经典里边看到,何止是散播异端言论要被处死,就连奇装异服、奇技淫巧、奇谈怪论、装神弄鬼、钻法律的空子等等都是死罪。

以上这些死罪内容,出自《礼记·王制》。这位作者既然痛恨有人钻法律的空子,说明他生活的时代应该在战国以后,成文法已经得到普遍应用。法律一旦形成文字,就一定有空子可钻,也一定有聪明人去钻这种空子。

于是我们看到,《荀子》也好,《礼记》也好,虽然并不主张焚书,但和焚书的底层逻辑高度一致,都认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应当共享唯一的一套价值观,任何一种在思想上有可能掀起波澜的行为都应当被坚决铲除。

水到渠成

所以,当秦国吞并六国,秦朝在天下范围里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之后,无论是统一思想也好,钳制思想也罢,就算没有李斯的提议也会水到渠成,就算没有焚书这个举动也会有捣毁私学,处死异见分子之类的做法。

秦始皇和李斯虽然焚了书,但竟然并没有因此杀人,如果拿后世的各种文字狱来做对比的话,这一对始作俑者简直称得上大慈大悲了。他们之所以因为焚书背上了千载骂名,在相当程度上要怪他们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可以参照,把事情做得太笨。

今天我们就会知道,焚书这种事纯属费力不讨好,反而刺激了文化人格外用心地藏匿私家藏书。既有效又讨喜的办法是科举制,一旦极少量的官定教科书直接成为晋身之阶的话,那么其他书籍根本不需要烧,自然而然就会失传,即便没有失传,但社会影响力自然而然就会趋近于零。

民间反应

那么,焚书令一下,民间学者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资治通鉴》找出了一个样本,是魏人陈馀孔鲋的一段对话。

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背景。陈馀是大梁人,《史记》有一篇《张耳陈馀列传》说的就是他和忘年交张耳的传奇人生,其中谈到陈馀喜爱儒学。至于孔鲋,《史记·孔子世家》简单提过一句,说他是孔子的后人,孔斌的儿子。

孔斌,字子顺,就是那个在魏安厘王时代做过魏国总理,后来赋闲在家,就国际局势讲过“死病无良医”这句名言,还给信陵君之子就信陵君的葬礼问题出过主意的那位名人。

孔鲋作为孔斌之子,很好地继承了孔门学术,但没有出去做官,很可能因为父亲的缘故,继续住在大梁。

当焚书令颁布,陈馀担心孔鲋的安危,赶紧过来探望。《资治通鉴》这段内容是从《孔丛子》采录来的,在《孔丛子》的版本里,孔鲋也叫孔甲,字子鱼,所以我们在《资治通鉴》里看到陈馀问的人名叫孔鲋,回答的人却叫子鱼。孔鲋的回答是:“不必为我担心,我没事。我搞的是无用之学,所以了解我的人只有少数好友。秦政府不是我的好友,不会知道我这里有禁书的。我准备把书藏起来,等待后人访求。等到访求古书的人出现了,就意味着祸患已经消除了。”

交代几句后话:孔鲋在有生之年真的等到了时代的转机,那时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陈馀穿针引线,使孔鲋接受了陈胜的礼聘,在新政府做了博士官,但也陪着新政府一起死掉了。《史记·孔子世家》对孔鲋结局的记载是:“为陈涉博士,死于陈下。”

焚书事件就讲到这里了,新兴的秦帝国还有很多大工程要做,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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