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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丞相李斯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欣然批准，然后留下一个问题：假如秦始皇重用的都是儒家学者，会不会一派祥和，充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呢？
一元化思维
大概率上并不会。人在天性上就是一元化的。大到价值观，小到饮食习惯，熟悉的总是好的，是评价一切是非善恶的准绳，陌生的总是危险的，要么必欲除之而后快，要么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带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准绳，阴差阳错地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彼此虽然看不惯，但既灭不掉对方，也躲不开对方，这才不得不接受了多元化。并且人在内心深处仅仅出于自保的目的，担心自己会在哪一天的哪个问题上沦为少数，才对多元化发声支持。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近代史上的德国：就在纳粹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德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焚书运动，焚烧了大量所谓“不符合德国精神”的著作，其中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雷马克的反战名著《西线无战事》，这部本应该成为德国骄傲的伟大文学作品被抨击为语言冲动，瓦解士气民心。
耐人寻味的是，焚书事件的策划和执行既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政党行为，而是大学生团体满怀热诚的自发举动，而德国民众报之以振奋、狂喜和激昂的回应。这实在是人类天性，所以我们不难想见的是，不但商鞅、韩非和李斯他们看待诸子百家如同毒蛇猛兽，就连孟子和荀子这样的大儒也很渴望独霸话语权，让一切“有害的”学说再也没有发言的机会。
儒学公案
儒家的这种思想苗头很可能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史记》有一段著名的记载，说孔子56岁那年，代理鲁国总理事务，握有很大的权力，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少正卯。被杀的这个少正卯，身份是鲁国大夫，干的坏事是扰乱政局。就这样，孔子执政短短3个月的时间，鲁国的政治面貌就大变样了，哪哪都好。
大约到了宋朝，开始有人怀疑《史记》这一段记载。怀疑的声音一出，引发了很多共鸣。道理并不难理解：一是孔子一向讲仁爱，当权之后应该充分发挥道德感召力才对，怎么一上来就杀人呢；二是少正卯既然有大夫身份，那么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连国君都不能对大夫下死手，何况孔子呢。
就这样，“孔子诛少正卯”就变成了儒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直到今天也没有掰扯清楚。
凡是遇到这类问题，我首先会问的是：司马迁的史料来源是什么呢？
这已经无从考证了，只能说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最早记载出自《荀子》。在《荀子》的记载里，只提到少正卯是鲁国名人，并没说他位列大夫。这么一来，孔子似乎有权力定夺少正卯的生死了。但《荀子》版本有着另外的疑点，那就是整件事太像寓言故事，荀子似乎是想借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己的一个政治理念，那就是有社会影响力的异见分子应该被政府严惩，杀了最好。
荀子关于治国方针，讲过一系列的纲领性意见，其中有一句话是“才行反时者，死无赦”，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才干、行为只要违背现行体制和主流价值观，那就该杀。
荀子罗列了少正卯的罪名，一共5项，说只要犯了其中任何一项，都是死罪。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5项罪名，会发现这位少正卯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抢劫盗窃，既不触犯刑法，也不违反民法，无非就是宣扬了一些被孔子认为是异端邪说的观点，并且能把这些观点说得头头是道而已。这都要杀的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
战国以来，一方面百家争鸣越吵越凶，相骂无好口，学术权威难免也会对异见分子动了真火，一方面现实世界里的集权趋势愈演愈烈，中央集权这种管理模式要想维持稳定和高效，就要确保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而就算可以退回封建制下的熟人社会模式，社群与社群之间可以三观不同，但每个社群内部同样不能容忍异见分子。所以我们甚至会在儒家经典里边看到，何止是散播异端言论要被处死，就连奇装异服、奇技淫巧、奇谈怪论、装神弄鬼、钻法律的空子等等都是死罪。
以上这些死罪内容，出自《礼记·王制》。这位作者既然痛恨有人钻法律的空子，说明他生活的时代应该在战国以后，成文法已经得到普遍应用。法律一旦形成文字，就一定有空子可钻，也一定有聪明人去钻这种空子。
于是我们看到，《荀子》也好，《礼记》也好，虽然并不主张焚书，但和焚书的底层逻辑高度一致，都认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应当共享唯一的一套价值观，任何一种在思想上有可能掀起波澜的行为都应当被坚决铲除。
水到渠成
所以，当秦国吞并六国，秦朝在天下范围里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之后，无论是统一思想也好，钳制思想也罢，就算没有李斯的提议也会水到渠成，就算没有焚书这个举动也会有捣毁私学，处死异见分子之类的做法。
秦始皇和李斯虽然焚了书，但竟然并没有因此杀人，如果拿后世的各种文字狱来做对比的话，这一对始作俑者简直称得上大慈大悲了。他们之所以因为焚书背上了千载骂名，在相当程度上要怪他们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可以参照，把事情做得太笨。
今天我们就会知道，焚书这种事纯属费力不讨好，反而刺激了文化人格外用心地藏匿私家藏书。既有效又讨喜的办法是科举制，一旦极少量的官定教科书直接成为晋身之阶的话，那么其他书籍根本不需要烧，自然而然就会失传，即便没有失传，但社会影响力自然而然就会趋近于零。
民间反应
那么，焚书令一下，民间学者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资治通鉴》找出了一个样本，是魏人陈馀和孔鲋的一段对话。
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背景。陈馀是大梁人，《史记》有一篇《张耳陈馀列传》说的就是他和忘年交张耳的传奇人生，其中谈到陈馀喜爱儒学。至于孔鲋，《史记·孔子世家》简单提过一句，说他是孔子的后人，孔斌的儿子。
孔斌，字子顺，就是那个在魏安厘王时代做过魏国总理，后来赋闲在家，就国际局势讲过“死病无良医”这句名言，还给信陵君之子就信陵君的葬礼问题出过主意的那位名人。
孔鲋作为孔斌之子，很好地继承了孔门学术，但没有出去做官，很可能因为父亲的缘故，继续住在大梁。
当焚书令颁布，陈馀担心孔鲋的安危，赶紧过来探望。《资治通鉴》这段内容是从《孔丛子》采录来的，在《孔丛子》的版本里，孔鲋也叫孔甲，字子鱼，所以我们在《资治通鉴》里看到陈馀问的人名叫孔鲋，回答的人却叫子鱼。孔鲋的回答是：“不必为我担心，我没事。我搞的是无用之学，所以了解我的人只有少数好友。秦政府不是我的好友，不会知道我这里有禁书的。我准备把书藏起来，等待后人访求。等到访求古书的人出现了，就意味着祸患已经消除了。”
交代几句后话：孔鲋在有生之年真的等到了时代的转机，那时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陈馀穿针引线，使孔鲋接受了陈胜的礼聘，在新政府做了博士官，但也陪着新政府一起死掉了。《史记·孔子世家》对孔鲋结局的记载是：“为陈涉博士，死于陈下。”
焚书事件就讲到这里了，新兴的秦帝国还有很多大工程要做，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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