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季里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当中,毛泽东敲击着茶杯盖忽然停下了话语。他表示要是攀枝花没有建设成功,自己会无法入睡。这番话语听上去好似只是随口而出的感慨。但是坐在后排的程子华内心猛地一紧。程子华刚刚从国家计委调任至西南三线建委担任副主任,他曾是兵团的司令。他十分清楚无法入睡所代表的意义。十二年前他在山西主政的时候,看到过中南海转送来的一份医疗报告,报告里有关于毛主席连续工作七十二小时之后,医生强制给他服药让他休息的记录。

说来颇为有趣。程子华本身也是一个睡眠不佳之人。在1949年进行塔山阻击战的时候,他连续四天三夜都没有合上眼睛,望远镜在他的胸前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1950年整顿山西物价的时候,他连夜对数据进行测算,以至于把算盘珠都拨裂了。但是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毛主席将睡觉这件事和攀枝花联系到了一起,也就相当于把国家战略寄托在了三线建设之上。程子华在西南三线建委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我们多流一些汗水,主席才能够睡得安稳。这句话后来被工地的喇叭编成了顺口溜,在金沙江峡谷之中传播开来了。

我认为程子华对于睡觉这件事情很敏感,是因为他身份转换较为特殊。他是全军唯一没有被授予军衔的兵团司令,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服从大局的含义。在1964年接到前往三线的任命时,他正在广东养病,医生表示需要安静休养半年,但是他在看完文件的第二天就前往成都了。这样的转场他并不陌生,在1950年从四野十三兵团司令的职位突然调任山西担任省委书记时,他就说过战场变为现场,枪杆变为算盘。

攀枝花现场的情况比较复杂。在选厂址的时候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乐山方面表示那里地势比较平坦。但是程子华带着800多位专家攀爬弄弄坪的陡坡。他常常提及主席问过钒钛矿该如何处理。其实这话有半句话没有明确说出来:当时全世界都没有成熟的高钒钛铁矿冶炼技术。有一次苏联专家摊开手说需要十年进行实验,程子华直接把人请到江边,指着渡口说:红军长征过金沙江的时候,国民党也说需要十年。

这么看来,程子华具有一定的紧迫感,这其中实际上包含着他对于毛泽东战略思维的理解。三线建设表面上是进行山散洞的相关建设,而实际上是在为国家的工业体系打造两个心脏。如同他所总结的那样:北京和上海是左心房,攀枝花是右心房,一个停止跳动的时候另一个还能够进行泵血。这样的比喻大概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够想得出来。

弄弄坪会战处于最为艰难的时候,工人们用三样东西来进行打趣,这三样东西就是水壶、草帽以及手电筒。程子华悄悄地添加了第四样东西,即马灯。他效仿贵州农民用薄竹片编制灯罩,如此一来光亮增加了三倍还能够起到防风的作用,夜间勘探的效率就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之后这种土办法被《三线建设报》的头版进行报道,报道的标题是马灯照出工业黎明。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桌角一直压着1955年授衔时的将帅名单,名单之上用红笔圈着徐海东、萧克等老部下的名字。他刻意维持这样的距离,或许就是他表达忠诚的方式。

1966年年初出现了最为具有戏剧性的转折情况。在那个时候攀枝花一号高炉的基础正在进行浇筑工作,与此同时,传来了贵州三线厂被红卫兵冲击的消息。程子华在夜晚的时候连夜给李井泉写了报告,建议让学生到工地进行劳动教育,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危机转变成为了劳动力的补充。这一举措后来被周恩来在内部会议上用调侃的方式称作是程子华式的防守反击,如同他当年在塔山运用反冲锋来巩固阵地一样。
历史有时候爱开玩笑。1970年7月1日攀枝花开始出铁的时候,程子华正在五七干校挑粪。守备师政委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据说他听完之后接着弯腰舀粪桶,然后只说了一句出铁很好,说毛主席能够睡踏实了。一直到1975年复出参观攀钢的时候,他抚摸着烧结机才说出一句内心的感受:这个机器发出的声音比战马嘶鸣要好听。
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毛泽东所说的睡不着觉的话语,或许不只是催促同时也是信任。例如在1928年程子华谋划大冶兵暴的时候,周恩来也说时机由你把握。这样的默契经历了抗战时期的冀中地道战、解放战争时期的塔山阻击战,最终在攀枝花的钢花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
如今攀钢集团的档案室当中仍然保存着程子华的工作笔记。在1965年3月的那一页上面记载着:主席要睡好需要三味药物,分别是攀枝花的铁、六盘水的煤、成昆线的轨。从这一点来看,三线建设不单单是战略方面的布局,更像是一代人对于国家所做出的承诺。如同程子华常常对工人所说的:我们修建的并非仅仅是工厂,而是安神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