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美国“改革年代”的启示

《改革年代》

作者: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译者: 俞敏洪 / 包凡一

版本: 东方出版社

2025年9月

撰文｜雷颐

我与俞敏洪本是平行的“两个赛道”，但他爱读书，一些年前读过拙作《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和《帝国的覆没》，甚是欣赏，邀请两次对谈。书，使我与他这“两股道上的车”，在一个共同的站点有所交集。

社科院外文所的钱满素大姐，早在1982年就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攻读美国文明史，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即翩然归来。近来她主编“美国文明经典译丛”，将美国史从殖民地时期到现代的经典研究著作精选翻译介绍进来。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二战结束这段历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罗斯福》（以下简称《改革年代》）是必选经典。满素大姐和出版社发现，原来此书早有俞敏洪、包凡一译本，1989年即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是托我联系他们授权出版。敏洪、凡一都是痛快之人，一说即允，经过他们认真校订后，终于在近日由东方出版社重新出版。

霍夫施塔特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改革年代》是他的代表作，曾获普利策奖。在此书之前，《美国思想中的达尔文主义》和《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两书已经使他在美国史学界的声誉鹊起。相对于此前多数历史学家将经济利益的冲突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霍夫施塔特则重视历史中的文化、思想因素的影响力。但他说自己“关心的不是最深刻的思想而是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是社会政治思想和政治情绪，是“聚焦于大众的冲动、言辞和情绪”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大众文化、媒体受到更多的重视。民谣、俚语、漫画、广告、黄色小报、低俗文学作品……这些以往研究者不重视的下里巴人喜欢的读物，他认为是研究底层的重要史料。“二战”以前，政治史一直是美国史学的主流，但五六十年代，社会、经济史开始越来越多进入历史研究；普通人，即“大众”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开始跨学科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史学向其他学科“开放”。《改革年代》则是这方面前驱之作，有新的范式的开创之功。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 -1970），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成员。生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美国史讲座教授。1958—1959年，他还在剑桥大学担任皮特美国历史与制度讲座教授。代表作有《美国思想史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改革年代》《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等。

从19世纪90年代到二战结束，从社会运动来说，美国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场主大抗议的平民主义运动（pooulist movement），第二个阶段是1900－1914年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the new deal）。《改革年代》对这三个阶段都作了深入细致研究，正如有评论所说：“霍夫施塔特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肌理。”在这“三阶段”研究中，“新政”早为国人熟知；“进步主义”是美国空前繁荣，但也问题严重的“镀金时代”，国人也相当了解，大约二十年前，笔者曾写过《拯救美国的‘扒粪运动’》一文，一时还小有影响。而第一阶段的“平民运动”，则知之不多。工业化、城市化、农村人口锐减，尤其是青年人纷纷来到城市，形成了农村的空心化，今天中国发展也面临这种局面，一百多年前的“他山之石”，或可借鉴。细读此段，深受启发。

这一阶段，正是美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迅速过渡，因此是动荡的年代。工业化、城市化使农民利益受到侵犯，因此他们对工业化造成的危害进行严厉批判，形成了平民主义运动，要求保护农民的权益，而共和、民主两大党在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已形成了固定的利益代表，农民的“声音被淹没在大工业发展和大陆开发这两股势不可挡的现实洪流之中”。在农民这种结构性失语中，出现了平民主义运动。平民主义运动有较为宏伟的政治目标，群众运动开始有相当的意识形态色彩，提出联合城乡所有劳工一致行动，建立了代表他们利益的“第三党”，以战胜“有钱阶级”。“第三党”以农民为基础，开始还颇有些声势。但对美国政治传统有深刻研究的霍夫施塔特分析指出，美国历史上的第三党向来是失败的。“它们的职能不是赢得选举或执政，而是煽动舆论，展开教育，催生新观念，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注入活力。当第三党的诉求深入人心时，就会被一个主要政党或两大主要政党同时采纳，第三党也就从此消失。第三党就像蜜蜂，一旦使用螫针，自己就灭亡了。”从根本上说：“平民主义者把面临的问题不真实地简单化了：把战胜非正义、消除一切社会弊端，都集中在对人数少但势力强的有钱阶级展开讨伐上。”随着传统两大党调整政策，农民对全国性的第三党渐渐冷漠，第三党不久就销声匿迹。现如今，美国又有人组建第三党，结果是如历史上第三党一样终将消亡，还是能打破“历史魔咒”别开新面、开创美国历史“三足鼎立”的时代？拭目以待。

平民主义运动渐渐平息，第三党消亡，在城市化势不可挡的潮流中，美国度过工业化带来的农业危机，农民、农村迅速稳定下来，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的商品化。

美国的国情是广阔的土地和稀少的劳动力，这“使得农场主进行浪费土地的大面积耕种并且依赖机器。昂贵机器的需要，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以及借钱购置大片土地的倾向，使他们迫切需要现款并越来越多地将单一的财产――仍未到手的地价上升带来的收效――转变为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成功所需要的管理技术既要像工匠一样精细，也要像商人一样高效。”在迅速兴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面前，大量农村年轻人到城市谋生，农村人口不断减少。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认识到，繁荣农业的关键在于农产品商业化，进入大流通领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农产品的流通与销售是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农村的出路。在流通过程中，生产适应市场需要的农产品、降低储存、运输成本、提高效率、减少浪费成了农业的核心问题。“1902年，两个新的农民组织应运而生：美国均平协会和农民联合会”，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改进配送方法，“这些组织的领导人致力于通过仓储计划来调控生产，并使过剩产品进入市场”。除了两大农民组织，全国农村还成立了许多专业协会与合作社，“随着对销售和组织建设的关注而来的是农民对专家们新的敬意。”“一些农民开始记账、计算成本、推算利润从何而来、亏损如何发生。还有更多的农民根据农业期刊上的‘饲养小贴士’里的建议，开始科学地饲养家禽家畜”。作者强调，这些都是农民自愿的联合体，而不是政府组织。农产品商业化也就是农民的商业化，在农业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商业农民”地位反而提高了。当然，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平民党时期，美国农民的双重身份还没有解决。他们是‘软’的农村传统和‘硬’的商人角色的复合体。”“19世纪末的主流是促使农民把自己看作一个商人，并在管理及营销方法上效仿商人。许多农业期刊上的文章和农业组织的工作都顺应了这一主流趋势。”进入20世纪，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改变，农民已经乐于接受其商人角色。追求、提高利润，使农民的主导理念发生了剧烈转变。

《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1904年，一位作者在《康奈尔乡民报》上写道：“‘现在务农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活命，而是为了赚钱。为此，农业应当像其他生产行业一样按照商业原则来运作。’该杂志还称，在农学院召开的农民协会会议是‘商人的商务会议’。”农民务农不是为了活命而是为了赚钱，这是农村稳定的基础。他的研究结论是：在这一阶段“美国工业和城市发展并没有影响商业农民的繁荣，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惠及了后者”。

农产品商业化、农民成为“农民/商人”的双重身份，这一巨大商机，商人自然不会错过：“当时，美国商业界已开始将注意力从扩大实际生产和建造新工厂，转向营销和推销技巧、企业整合、内部管理和市场整合。与此同时，农业领域也开始出现了类似的关注点。”读到这里，深感命运的不可思议：莫非敏洪三十好几年前翻译此书，冥冥之中就注定了今天的“东方甄选”？！

撰文/雷颐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