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老会,这个兴起于清朝中叶的民间秘密会党,以开堂拜盟的形式结社,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复杂而重要的角色。
在甘肃河西地区,人们俗称哥老会为“旮旯会”,会众则自称为“洪门”。
清末民初的镇番县(今民勤),“十地九沙”,自然环境恶劣。官府横征暴敛,百姓生活困苦。宣统年间,一位自称“老胡爷”的陕西人来到镇番。他到镇番后,深入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最终选择在离城五里、东乡叶华沟的新墩庙地居住下来。当时,镇番正流行白喉、娥症等传染性疾病,“老胡爷”精通炼丹配药之术,凭借着自己的良方治愈了许多患者,久而久之,他在当地百姓心中赢得了尊敬和信仰。
与此同时,陕西长武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灾荒,饥寒交迫的难民们背井离乡,拖儿带女,流离失所。许多人辗转来到镇番,绝大多数聚集在县城,沿街乞讨,甚至不得不卖儿鬻女。当时,仅用二斗谷子,就可以忍痛卖掉一个女孩,让其给人家作童养媳,这些异乡人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在长武难民中,有一位身强力壮的中年汉子,名叫李忠诰。他为人正直,同情乡邻,一心想着如何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民众摆脱困境。他在城内北街二郎庙东侧紧邻庙宇的李家院内,以小商小贩的营生养活妻儿老小。出于相同的志向和追求,他与同乡“老胡爷”秘密地走到了一起。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甘肃各县也涌现出许多自发的革命运动。河西的酒泉、张掖、武威等地的帮会,以反抗鸦片税和契据税为开端,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风暴。 各地消息传到镇番,李忠诰和“老胡爷”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二郎庙秘密地组织起“哥老会”。会众烧香供祭,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经过数月的发展,他们以县城为中心,向乡村辐射,四处串联,从最初的十多人发展成为一个超过百人的团体。参加者大多是无正当职业的游民、无家眷的单身汉、生活贫困的手艺人,以及官府衙门中“三班”“六房”的下层士卒。
1912年2月,河西地区的酒泉、张掖、永昌、古浪等县的群众会社纷纷响应,揭竿而起。镇番“哥老会”也随即响应,加紧了活动。他们在二郎庙正式聚会,推举李忠诰为统领,“老胡爷”为谋士,李大汉(集科)为码头大哥,主要会众有张班头(老匠、绪义)、亢刑房(亢眯、其事)、吴长毛、李仲玉、李卷先、罗铁等,伺机起事。
自清朝同治年间回乱结束后,河西各地兵防大幅减弱。镇番县城虽然有守备编制,但军册上的记录形同虚设。清光绪三十四年清查时,现存的仅有堪盔甲十顶、副棉盔甲十五顶、将军炮二位、三眼枪四十杆,呈现出一派“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太平景象。
辛亥革命秋天,凉州齐飞卿因几次大闹凉州城而被知府杀害,起义遭到破坏。凉州事件引起了镇番县知事刘国琦的警觉。刘国琦深知城内防务空虚,难以防范,于是伙同地方豪绅,招募了二百名马步壮丁。他一面训练人马,一面派人进行密查。 由于“哥老会”组织不够严密,不慎走漏了风声。正当主要头人在二郎庙开会决定起事时间时,会场突然被县衙兵丁包围,李忠诰和“老胡爷”束手就擒,被押入狱中,李大汉则侥幸逃脱。次日,全城戒严,三个城门都设了岗哨。李大汉在亲友的帮助下,藏入奁桌箱内,装作是出嫁姑娘的陪房,混过岗哨后被卡车拉出城,这才幸免于难。其他会众得知消息后,纷纷逃散,起义随即失败。
刘国琦因担心“哥老会”人多势众,再次发动起事,难以收拾局面,于是在1912年3月初,将李忠诰和“老胡爷”杀害在西门外的镇国塔下。“老胡爷”惨遭屠刀,身首异处,一位行善的和尚将他的头和身体缝合后进行了埋葬。事后,从知情人口中得知,“老胡爷”年仅不到四十岁”。
后来,镇压了镇番“哥老会”县知事刘国琦,以所谓的“政绩卓著”被载入民国八年的《续修镇番县志》之中,而哥老会的抗争精神却在民间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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