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镇番哥老会，一个不像帮会的帮会

哥老会，这个兴起于清朝中叶的民间秘密会党，以开堂拜盟的形式结社，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复杂而重要的角色。

在甘肃河西地区，人们俗称哥老会为“旮旯会”，会众则自称为“洪门”。

清末民初的镇番县（今民勤），“十地九沙”，自然环境恶劣。官府横征暴敛，百姓生活困苦。宣统年间，一位自称“老胡爷”的陕西人来到镇番。他到镇番后，深入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最终选择在离城五里、东乡叶华沟的新墩庙地居住下来。当时，镇番正流行白喉、娥症等传染性疾病，“老胡爷”精通炼丹配药之术，凭借着自己的良方治愈了许多患者，久而久之，他在当地百姓心中赢得了尊敬和信仰。

与此同时，陕西长武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灾荒，饥寒交迫的难民们背井离乡，拖儿带女，流离失所。许多人辗转来到镇番，绝大多数聚集在县城，沿街乞讨，甚至不得不卖儿鬻女。当时，仅用二斗谷子，就可以忍痛卖掉一个女孩，让其给人家作童养媳，这些异乡人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在长武难民中，有一位身强力壮的中年汉子，名叫李忠诰。他为人正直，同情乡邻，一心想着如何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民众摆脱困境。他在城内北街二郎庙东侧紧邻庙宇的李家院内，以小商小贩的营生养活妻儿老小。出于相同的志向和追求，他与同乡“老胡爷”秘密地走到了一起。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甘肃各县也涌现出许多自发的革命运动。河西的酒泉、张掖、武威等地的帮会，以反抗鸦片税和契据税为开端，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风暴。 各地消息传到镇番，李忠诰和“老胡爷”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二郎庙秘密地组织起“哥老会”。会众烧香供祭，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经过数月的发展，他们以县城为中心，向乡村辐射，四处串联，从最初的十多人发展成为一个超过百人的团体。参加者大多是无正当职业的游民、无家眷的单身汉、生活贫困的手艺人，以及官府衙门中“三班”“六房”的下层士卒。

1912年2月，河西地区的酒泉、张掖、永昌、古浪等县的群众会社纷纷响应，揭竿而起。镇番“哥老会”也随即响应，加紧了活动。他们在二郎庙正式聚会，推举李忠诰为统领，“老胡爷”为谋士，李大汉（集科）为码头大哥，主要会众有张班头（老匠、绪义）、亢刑房（亢眯、其事）、吴长毛、李仲玉、李卷先、罗铁等，伺机起事。

自清朝同治年间回乱结束后，河西各地兵防大幅减弱。镇番县城虽然有守备编制，但军册上的记录形同虚设。清光绪三十四年清查时，现存的仅有堪盔甲十顶、副棉盔甲十五顶、将军炮二位、三眼枪四十杆，呈现出一派“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太平景象。

辛亥革命秋天，凉州齐飞卿因几次大闹凉州城而被知府杀害，起义遭到破坏。凉州事件引起了镇番县知事刘国琦的警觉。刘国琦深知城内防务空虚，难以防范，于是伙同地方豪绅，招募了二百名马步壮丁。他一面训练人马，一面派人进行密查。 由于“哥老会”组织不够严密，不慎走漏了风声。正当主要头人在二郎庙开会决定起事时间时，会场突然被县衙兵丁包围，李忠诰和“老胡爷”束手就擒，被押入狱中，李大汉则侥幸逃脱。次日，全城戒严，三个城门都设了岗哨。李大汉在亲友的帮助下，藏入奁桌箱内，装作是出嫁姑娘的陪房，混过岗哨后被卡车拉出城，这才幸免于难。其他会众得知消息后，纷纷逃散，起义随即失败。

刘国琦因担心“哥老会”人多势众，再次发动起事，难以收拾局面，于是在1912年3月初，将李忠诰和“老胡爷”杀害在西门外的镇国塔下。“老胡爷”惨遭屠刀，身首异处，一位行善的和尚将他的头和身体缝合后进行了埋葬。事后，从知情人口中得知，“老胡爷”年仅不到四十岁”。

后来，镇压了镇番“哥老会”县知事刘国琦，以所谓的“政绩卓著”被载入民国八年的《续修镇番县志》之中，而哥老会的抗争精神却在民间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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