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2年进新疆，本打算一辈子不结婚，谁知竟鬼使神差同他结了婚

1952年6月，我和姐妹们乘坐八辆大卡车满载着泪花，满载着欢乐，满载着希望，满载着歌声，从西安大雁塔出发，经过两个月的奔波终于到达了新疆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

我记得，我们到达迪化的时间是在七月底的一个夜晚。

接待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十七师师部，师部机关当时设在迪化北门外的建新营房。

1952年的乌鲁木齐还是一座电灯不明，马路不平，汽车不通，破烂不堪的落后的城市。

市区以外的土地，满眼是广褒千里，缺少绿色的荒凉戈壁,所决意的

在我们来之前，十七师师部为迪化警备司令部，十七师所属部队负责整个北疆地区的警备治安工作。

1952年的十七师除师直、教导大队，主要有三个战斗团，即:四十九团、五零团、五十一团。

我们到达新疆的时候，四十九团已从迪化开往乌苏油矿，五零团仍在伊犁惠远，五十一团则已从沙湾开往下四工、柳树庄、蔡家湖一带。

那时候的新疆，特别是部队，女同志少的廖若晨星，尽管我们一批来了几百号子人，却很快被十七师各个单位“一抢而空”。

分配结果是，我们姐妹有留在迪化文工团当演员的，有分在招待所当招待员的，也有分在伊犁(五零团)、蔡家湖(五十一团)和乌苏油矿(四十九团)等单位的。

本来我也分配在乌苏油矿，行李都打好了，中途却有了变化。

管分配的那位同志递给我一张表，非让我去迪化文工团报到，我一听让我去唱戏，说什么也不愿意了。

谁知那管分配的同志很认真，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自己决心书上明明写着党叫干啥就干啥，再说做什么工作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嘛。这和你在决心书上写的明明是背道而驰嘛!”

我解释说:“背不背道，我不知道，我不愿意去迪化市文工团，那是因为我的嘴大，不适合当演员，并不代表我不听党的话。”

那个分配办干部一听我这样讲，忍不住发火了，他对我大吼道“嘴大?嘴大是什么理由!你这是理穷词尽。”

那干部话说出口，又觉的不妥，态度又缓和的对我说:“小丁同志，干什么工作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嘛。你不要认为当演员不光彩，那是旧社会的事。新中国的文工团不是旧社会那种草台班子，被人认为下九流，被人随便欺辱，被人瞧不起的行当，而是一种高尚、高雅，是传播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机、宣传队。

现在各部队文工团急需你们这样的人才。

我们几十万大军奔赴前线，屯垦成边，劳动生产，夜以继日，但我们的文化生活还很差。所以我们部队非常需要你们这样能说会唱的女战士，奔赴劳动第一线，鼓舞他们的斗士，鼓足他们战天斗地的决心。

你瞧瞧你的扮相、身段，还有你在履历表上填写的会拉二胡、京胡等多种乐器，会唱京戏，会唱电影歌曲。

把你分配到新疆最高的“上层建筑”--迪化市文工团，这是对你的抬举。当然，组织上也相信你也是能够胜任的。”

分配办的干部大道理讲了一大筐，反而使我鼻子发酸，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淌。

我知道，分配办的干部是公事公办，是好心，是在尽责。

自己的想法怎么好开口，怎么面对一个有文化、年青的军干部吐露讲清真正的原因:自己曾是个烟花女，这文艺天赋不是老天爷给的，是旧社会为老板倚门卖笑，被他们强迫而学的。

另一点，那更是难于启齿。

我年满十八岁以后，嗓音突变，讲话时声音低沉、沙。唱歌、唱戏时发出的是雄厚的关西大汉之声，变成了浑浊的男中音。即使上台表演，也只能不伦不类的唱男角，这可怎么行。

旧社会，自己被迫成了双重鬼，一是夜不能入眠陪人作乐的鬼，二是女扮男装唱戏的鬼。

我委屈的说:“党叫干啥就干啥，可就是这一条我不听党的话。”分配办干部怒发冲冠，将头上的军帽一把扯下来，往办公桌上一甩，恼怒地喊道:“你说，你说说，你到底要去哪里!你说!”

我一见他发火，吓得哇哇大哭。

听到我俩的吵闹声，几个穿军装的男人闻声赶来。

一个中年干部模样的军人对我说:“哎，小鬼，你哭个啥子，到我们那里去吧，我们乌苏油矿可好了，电灯亮哗哗的，靴子一穿呀，就象个子唱戏的。”

我仍哭泣，对这位热情的干部说:“本来分我到那里去的，现在又变卦了。”

忽然，在我身后又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同志，我们十七师医院可好了，还是到我们那里去吧。”

我转身一看，说话的是一个相貌英俊，大高个子的青年军人。我没理他，转过脸继续同那个管分配的同志争执。

过了会，我见那大高子在管分配的同志面前耳语了一番，那管分配的同志双眼在我身上划了一圈，点了点头，才改变主意，对我又和气地说:“那好吧，你实在不愿意去就算了，你现在马上到十七师医院报到吧。”

我同意去十七师医院了，坐上车赶往七道湾的路上，我们乘坐的是一辆“六根棍”，那车把式就是这个相貌英俊的大高个子，他叫许德来，是十七师医院后勤管理员，我分配工作的那天，他正好在迪化开劳模大会。

谁能想到，自我同他认识并在一个医院工作了一年后，鬼使神差我竟同他结了婚，安了家。

说起安家还有一段笑话。

我记得我们从西安到达迪化不久，临分配工作前，建新营房的领导同志曾组织我们在迪化猛进剧场开了一次大会，听王震司令员做报告。

接到听王震司令员报告的通知，我们马上从北门外建新营房出发。

我们六百多个姐妹一身戎装，迈着刚学会的军人步伐，沿街环绕了迪化市的北门、小十字、大十字、小西门、大西门、南门等。

从北门到小十字的马路两边站满了头上扎许多小辫子的维吾族漂亮的小姑娘。她们组成了欢迎解放军进疆的队伍，伴随着手鼓、唢呐的乐曲声，翩翩起舞。

欢快的维吾尔族小姑娘见到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竟然全是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水灵、年轻俊美的汉族姑娘时，高兴的向我们欢呼、招手，并喊道:“亚克西(好)”、“亚克西，开司阿日米亚(女解放军好)”。

接着这群姑娘包围了我们，伸出挥舞的手臂，向我们发出与她们共舞的邀请。

在欢迎的队伍中，有学生、有市民、有白发苍苍手柱拐杖的老年人，还有头盖面纱腼腆的妇女们。

当时的迪化才八万余人，当我们出现在迪化市的主要街道上，着实为这大漠古城增添了美丽鲜艳的色彩。

沿街行走的当地百姓，一个个见了我们停住了脚步，睁圆了双眼长时间地向我们持注目礼。

我们这支队伍刚行走到“猛进”剧场大门口，又受到了十七师官兵的热烈欢迎。

他们一个个振臂高呼:“向女兵战友学习”、“向女兵战友致敬”“欢迎女兵战友的到来”!

我们这些姐妹感动的一个个热泪盈眶，我想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解救，哪有我丁苏琦今天扬眉吐气、光荣地行进在迪化城的大街上:受到千人欢呼，万人注目。

尽管当时的迪化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晴天一身土，下雨两脚泥，我们这支女兵队伍很快被十七师官兵拥挤冲散，挤进了“猛进’剧场大礼堂。

那时候的王震年纪挺轻，人瘦瘦的，穿一身制服，挺精干的。

王震司令员的报告讲了大约两个钟头，虽然我没有完全记住他讲的每一句话，但他那洪亮的声音，鼓舞人心的话语，在我的脑海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震司令员说:“新疆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新疆矿产资源丰富，天山，昆仑山和阿尔泰三座大山，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新疆素有'瓜果之乡’的美称，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甜瓜，库尔勒的香梨，伊犁的苹果都非常有名……

接着王震司令员又作了一些怎样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指示。

最后他又说:“我们远成边疆，国防军就必须肩负武器，手持生产(工具)，为保卫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永远驻下来。你们目前最主要的是要在新疆安家落户。”

我想，啥叫安家落户。我们来的时候，领导不是明明说的是让我们来为人民服务的吗?

看来，人没有文化，就是要出洋相。我就悄声问身边的姐妹，她们也不懂得，就这样，一个问一个，终于问到了懂得的人。

那懂得的解释说:“顾名思义吗，安家落户的意思是到一个新地方安下家，长期生活下去。讲明白一些吧，就是让你们以后在这里找个爱人结婚，成立家庭。”

谁想，这段话的后半部分被一个领导听见，他训斥道:“要结婚也不能那么快，必须等五年。”

我一听，觉得好笑，别说让我等五年，就等他个五十年，一辈子不结婚，我也没意见。

可是，就是这个许德来，自把我“拉”到了医院，便“缠”着我,好象命里都已注定似的。

记得，我来到十七师医院的第二天，院领导又给我发了一套崭新的军装。

那时，我一头的卷发已经长成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我带上无沿帽，对着镜子照呀，笑呀，跳呀，哭呀。那艳丽的红帽边，鲜红的帽徽，将我的脸宠映衬得那么美丽，那么动人，那么的可爱。

我想，人世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有些一辈子想不到的事，一夜之间来了，快得让你没有思想准备。

我本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劳苦人民的女儿，而今我却一下子成了一名光荣的女解放军战士。

那时，我常想，毛主席、共产党，我丁苏琦要一辈子报答你们的恩情。

我来到院部报到的那天，领导决定让我学护士。

护士这工作很不错，可我一想想自己的文化浅，针打错了，药发错了怎么办?

后来领导又根据我的意见，将我分配在洗衣房工作。

谁想“冤家路窄”，许德来那会又当清洁班的班长，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有一次，我们打扫洗衣房门前的积雪，他问我冷不冷，一把握紧了我的手，我一甩手不理他。

后来，他见我干工作能吃苦，又对我说:“丁苏琦同志，你一定要好好的干，将来你入了党，我们就可以一块过支部生活了。”

我那时还不懂得“支部”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说让我同他过夫妻生活，我一下子恼了，怪嗔道:“哎呀，你这个人，谁给你一块生活。”

说实话，我们那时恋爱结婚，大都是组织上做红娘，领导当证婚人。

可是自我脱离了那段可憎的生活后，我就再也没有考虑过成家的问题。

一天，医院谢指导员找我谈话，然后又详细介绍了许德来的表现和他的生活简历。

原来他是河北省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被国民党抓丁后，一直在傅作义的部下当兵。是1949年元月北平起义的战士，后来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先后立过几次大功，并于1950年人了党，是当时十七师医院的骨干分子和劳动模范。

谢指导员反复对我说:“许德来这个同志不错，他家境贫寒，从小出来当兵，一个人也挺苦的，现在你是功臣，他也是功臣，功臣对功臣，你们一对相互好照顾。”

我说:“指导员，我不找对象，我一辈子也不想结婚，我是来为人民服务的，我连工作都没有干好。”

谢指导员却夸奖我说:“你够好的了，才来工作，就被评了功臣还受表扬。”

就这样，每过一段时间，领导就来做我的工作。

1952年的10月底，新疆已经是冰天雪国了，这一天，领导派许德来带领我们去距医院四华里以外的菜地收莲花白。

临行前，许德来伸出手对我说:“同志，给你一双手套。”

我刚接了过来，他又喊我:“丁苏琦，再发给你一双毡筒。”

我抬头一看，心想这是个啥东西，简直就像唱戏穿的靴子，只不过颜色是全白的，有毛毛。

我试着套在了脚上，两腿却象固定了夹板，抬不起脚，弯不了腰。我笑得喘不过气来，说道:“妈呀，咋不会走路了，我不穿了。”

许德来却关心地说:“你穿上这个，脚就不冷了。”

1953年8月，我和许德来登记结婚。

婚后我问他:“你为什么总要找我?”

他说:“其实你一到建新营房的那天，我就看上你了，你眼睛大大的，辫子长长的，长得那么漂亮。”

我说:“我不会生小孩，在旧社会我身体已被摧残了。”

他说:“嘿!这有个啥，好不容易把你想到手，谁还想小孩，以后咱们要一个也行吗。”

接着他又开玩笑说:“你要是同别人结婚的话，我就不叫你们活命，你要是独身不结婚，我就等你到共产主义。”

后来他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实际上，象你们这样受过苦的人，最知道疼人，最懂得怎样生活。”

我想，自己在旧社会曾是个坠入风尘，受尽磨难的女子，新社会，能找上他这样一个相貌堂堂，才比我大五岁，待我又百般疼爱的丈夫，我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