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之旅: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湖南自治的失利，让青年毛主席的心情，晦暗到了极点。他万没想到，几个月的倾心努力，费尽心机，不仅没换来任何回报，反而让一些政客，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不惜借扯旗之举，造谣生事，恨不得将其法办，才算解气。

重击之殇，痛彻心扉，教训深刻，使人觉醒。给向警予的信中，他痛切地说：“几个月下来，一切都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

而跟好友李思安，他则进一步表示，“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

当然，这时最能反映他思想转变的一件事，是他接到蔡和森、萧瑜二人来信后，他所表明的态度。据党史记载，“蔡和森在信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当时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做准备。”

而萧瑜在信中则表示，“颇不认同俄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的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

对这两种主张，1920年12月1日，给留法新民学会会友的长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我对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对和森的主张，则深切赞同。”

他认为，那种以教育为工具，温和改良的法子，虽然“理论上说得通，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为此，他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要等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所以，俄国式的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下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

不难看出，此时的他，已彻底放弃了改良的梦想。正是一次次血的教训，一次次无情的打击，让他深刻认识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难怪，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回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既然有了这样的认识，在建党之事上，他马上行动起来。十一月中旬，收到陈独秀、李达来函后，毛泽东率何叔衡、彭璜等六人，立即在建党文件上，签名立誓，并按陈独秀的委托，秘密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据说，党组织之后，因怕会员出现分裂，他并没将此事在新民学会内进行透露。他当时的打算是，在公开层面上，先组建起共青团组织，这样，就可将一批学生骨干，团结在党小组的周围，与此同时，还可以团的名义，邀请陈独秀来参加共青团成立大会，借助偶像的力量，促使整个新民学会一起左转，从而完成学会向党组织的升华。

关于他的建团过程，他的得力干将，一师学生张文亮，曾在日记里，做了详细记载，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团章十份，约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泽东，嘱吾，青年团注重要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十二月二日，“泽东来，说青年团，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再嘱多找真同志。”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说，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并已邀独秀先生，前来参加。”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月刊，九本。”

建团期间，他还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他与心爱的恋人杨开慧，终于结成伉俪，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据说，婚礼那天晚上，他俩只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他与杨开慧二人风雨同舟，上演了一段爱情佳话。

然而，就在他的组团工作，即将瓜熟蒂落之时，陈独秀却从上海传来口信，说成立大会他不参加了，因为事情紧急，他已直接去广东赴任了。

陈独秀的突然变卦，让他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大家都对陈独秀的到来，翘首以盼，但既然木已成舟，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看来，要走共产主义之路一事，已无法再等下去，只能向全体会员摊牌了。

1921年元旦，对他和对新民学会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天召开的会议上，他们将决定新民学会的未来。据说，此会持续了整整三天，主要议题有：“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为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方法进行即刻，该如何着手？”

在会上，他首先列举了目前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式：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

对这几种办法，毛泽东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是借议会为工具，保护有产阶级。而无论罗素主张的极端自由，还是无政府主义，则否认权力的存在，这些温和的方法，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所以，他认为，“采取阶级专政方法的共产主义，虽然方式有点激烈，但其结果，是可预计的，故最宜采用。”

听了他的发言，何叔衡支持采取过激主义，他说：“我深信，一次扰乱，能抵二十年的教育。”而易礼容也赞同说：“社会要改造，就非革命不可。”

当然会议上，也有人不赞同他的看法。邹浮清就主张，“应采取民主主义的办法，在时间和空间上，积渐改进，开发实业，普及教育。”

而李承德则对俄式革命表示了怀疑，他认为：“目前，应先从教育下手，作个性之改造。等大多数人素质提高了，再宜做全体改造。”

对于反对意见，陶斯咏则讲：“我从前也做过这样的梦想，也希望从教育上下手，但却屡屡碰壁，所以，就现实情况，我更支持实行急进改革。”

陈启民也呼应说：“世界上虽有不少改造方法，比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温和共产主义等，但直到到目前，却均无法付诸实施，只有俄式革命获得了成功，因此，我赞成俄国办法。”

鉴于诸位分歧不小，最后他提议，关于“改造中国，应采取什么样方法”，请大家举手表决，结果十八个与会者，赞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十二人，赞同民主主义的两人，赞同罗素主义的一人，而另三人则表示了弃权。

元旦大会之后，新民学会虽然表面和谐，但经历了这次摊牌，会员之间已经开始貌合神离了。就这样，他带着伤感，带着付出学会分裂的代价，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共产主义之路，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从进京“上访”，到筹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回顾他的这段寻梦之旅，尽管大家都承认，他是几经挫折，几经探索，才最终完成理想的涅槃，然而，至今仍有人，对他的一些反复，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有人就说，从他的自述中看，早在1920年夏，他就开始信仰马列，想要效仿苏俄，可为什么到了这年秋天，他反而又对自治立宪、议会选举的这一套，有了浓厚的兴趣呢？

还有人说，在沪与陈独秀畅谈后，他不是认为，军人治下的中国，已毫无希望，欲救人民于水火，必须要用暴力的手段，彻底铲除军阀吗，可为什么回湘之后，他还对谭延闿、赵恒惕这样的军人，抱有幻想呢？

在东山小学的时候，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就对他做了最早的政治启蒙。他自己也承认，那时，他成了康梁的信徒，向往的是君主立宪。

到长沙后，通过阅读《民立报》，他又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认为只有推翻清朝，建立共和，中国才有出路，为此，他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军。

1912年民国成立，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幻想，希望国家也能实现欧美那样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在省图那半年，他读了大量西方译作，之后，又深受留洋学者杨昌济的影响，就更认同西方的那套价值理念和看法。

1915年，袁氏上演洪宪复辟闹剧，接着南北开战，北洋政府倒行逆施，尽管，对军人治下的中国，他深感失望，但其民主梦想，并未彻底破碎。那时，他更崇尚的是陈独秀、胡适的启蒙主张，认为只要唤醒国民，就可在中国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所以，进北大后，他开始赞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从东山学堂到北京大学，整整十年间，在他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所接受的理念，他所受的教育，基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这种价值观，不仅获得了他的认同，而且，已溶入他的血液，成了他的思想基础。

他自己也承认：“那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混合物。”

他世界观转折的节点，发生在1920年初。当时，他正遭受张敬尧的通缉，进京告御状又因官官相护，四处碰壁，恰恰这时，李大钊送来了马列主义的食粮，之后，他又接受了陈独秀的思想洗礼，这一切，都促使其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开始信服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他不可能仅仅因为读了几本书，听了导师一席话，就将心灵深处，那些已融入血液的东西全部剔除。所以，当环境有了变化，他的一些民主思想，开始重新冒头，他对改良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也完全令人理解的。

他刚回湘时，维经斯基刚刚返俄，建党之事还未起步。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就更是遥远之事，而此时的湖南，却形势一片大好，面对强烈的民情，面对难得的机遇，他和同伴都认为，只要完成人民治宪，就有机会进入议会，马上为百姓谋福。在这种情形之下，非常务实的毛泽东，又怎会放着眼前的机会不抓，对这场变革坐视不理呢？

他所做的选择，与他的信仰之间，二者并不矛盾。不可否认，有段时间，因受张敬尧的严酷迫害，他的确对军阀统治，已深恶痛绝，然而，当谭延闿、赵恒惕发表全国通电，敢于在公众面前，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做出还政于民的承诺，他又怎能不为之心动呢？

对于自治之后，谭延闿、赵恒惕到底能否兑现诺言，他并不是一点怀疑也没有，可他总觉得，既然谭延闿、赵恒惕二人，肯放下姿态，讨好人民，那么，与其冷眼旁观，倒不如将计就计，利用其承诺，点燃起民众的热情。届时，他们就是想偷梁换柱，出尔反尔，人民自然也不会答应。

正因有了这样的想法，他才会为其站台，推波助澜，全力投入到这场变革之中。

纵观他的一生，他对信仰的确立，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早在一师之时，他就一再强调，在志向的选择上，必须经过生活的磨砺，痛苦的体验，才能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他要求自己，在信仰的路上，要花十年的时间，去寻找真谛，他甚至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生无志也。”

他认为，一个人如没经风雨的考验，挫折的教育，仅凭几本书，听君一席话，就确立一种志向，信奉一种主义，那这种人的信仰，是靠不住的。当生活一帆风顺时，他们对理想尚可坚持，可一旦遭遇波折，受点打击，往往就会改弦更张，另攀他枝。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早期建党代表中，无论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周佛海、还是张国焘，单论马列知识和素养，哪个不比他要高。可这些从书本上走出的马列主义者，结局又怎样，有的当了逃兵，有的成了叛徒，有的竟去做汉奸。

而反观毛主席，其信仰的确立，是几经磨砺，几经痛苦，几经思考，几经探索之后，才做出的选择，所以，一旦走上革命之路，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就再没动摇过，即使后来遭遇那么大的委屈，受了那么多的不公，他对党的忠诚，也从未有过丝毫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