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是正厅级，每次回老家都拿10块一盒的烟招呼村里人，后来懂了

烟火人情

＂光荣烟，十块一盒，城里头打着灯笼都难找。＂李大爷接过大伯递来的香烟，啧啧称奇，那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烟盒，眼睛里满是艳羡。

村里其他人也围了过来，搓着手笑道：＂建国啊，又发达了！＂

我叫周小冬，1965年生于北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刚出生那会儿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不久，家里穷得叮当响。大伯周建国比我父亲大六岁，是我们周家第一个走出去的人，如今在省里当了正厅级干部，是全村人眼中的骄傲。

记得小时候，村里人提起大伯，总是一脸敬佩，＂周建国那娃儿，命好啊，高考恢复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还是重点大学呢！＂奶奶每每听到这话，就会抹着眼角说：＂俺们家祖坟冒青烟咧！＂

我家祖屋是村东头一排青砖瓦房，大门两侧贴着褪了色的红对联，门楣上挂着一块乌黑的匾，上面＂耕读传家＂四个大字已经模糊不清。院子里有口老井，夏天水凉冬天暖，是村里难得的好水源。

每逢春节，大伯都会回村探亲。他不像电视里那些官员，西装革履、高高在上。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着那顶褪了色的军帽，只有那一条裤线依然挺括如初，腋下夹着个旧公文包，里面装满了给家里人的礼物。

1984年那个春节，万象更新的气息扑面而来。村里刚通了广播，每天早晨六点，高音喇叭里准时响起《东方红》，然后播报国家政策和农业科技。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全村只有大队部有一台黑白的＂飞跃＂牌，每到播新闻联播的时候，村里人就挤满了大队部的那间办公室。

那年，我已经是高中生了，因为成绩不错，被老师们看好，说有希望考上大学，全家人都充满期待。我也开始留意大人们的言行，想从中学些人情世故。

大伯这次回来，带了几条＂光荣＂牌香烟，一下子成了村里男人们议论的焦点。那烟可不一般，听说是省里开会才发的高档货，外地人想买都买不到。乡亲们三五成群，围着大伯询问城里的新鲜事，烟雾缭绕中，他们的笑声格外爽朗。

＂改革开放好啊，听说深圳那边，一个月工资都有上百块！＂村里的刘麻子感叹道。

＂可不咋地，咱这旮旯啥时候能富起来啊？＂李大爷吐了个烟圈，眼神飘向远方。

大伯笑而不语，只是轻轻拍了拍李大爷的肩膀，说：＂慢慢来，总会好的。＂

我坐在炕头，看着大伯分发香烟的样子，心里直犯嘀咕。那时候，村里人一个月工分到手，也就二三十块钱。爹娘经常念叨，＂钱要花在刀刃上＂。十块钱一盒的烟，足够买两三斤猪肉了，大伯这么大手大脚，是不是太浪费了？

母亲看出我的疑惑，趁着收拾碗筷的空当，轻声道：＂你大伯这是用心了。他这个位置不容易，得和乡亲们打成一片。＂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却不以为然。年轻气盛的我，总觉得大伯是在摆阔气，向村里人显摆自己的地位。晚饭后，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石磙上生闷气，看着满天繁星，思绪万千。

＂想啥呢？这么入神。＂大伯不知何时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个苹果。

那是个红富士，比我巴掌还大，在昏暗的月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这在北方农村的冬天，可是稀罕物。我接过来，咬了一口，甜脆多汁，是城里才有的好东西。

＂大伯，您当官了，和我们不一样了。＂我憋了半天，闷声说出这句话。

大伯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你这娃，想啥呢？当官不当官的，都是一家人，都是咱村的人啊！＂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盒＂光荣＂烟，摸出一支叼在嘴上，却没有点燃。＂小冬啊，你知道我为啥带这烟回来吗？＂

我摇摇头。

＂你是念书人，应该懂点道理。这烟啊，就是个敲门砖。村里这些老少爷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这当官的架子一摆，他们心里就有疙瘩，话就说不到一块去了。＂大伯把烟在手指间转了转，＂一根烟能让人放松，话就多了，我才能知道村里真正需要啥。＂

我半信半疑，却也不好再说什么。小小年纪的我，哪里懂得这其中的深意。

深夜，我起夜时无意听到大伯与村长老王在院子里的谈话。月光如水，两个中年男人的剪影被拉得老长。

＂建国啊，咱村要通电的事，你看能不能...＂村长的声音低沉而急切，＂上头一直说没有名额，可咱村孩子晚上连作业都写不了，眼看就要落后了。＂

大伯沉默了片刻，指间的烟头明明灭灭。＂我明白，回去就办。别的不敢说，这点事还是能做到的。不过王叔，咱得教育村里人，用电要交电费，不能像用柴火一样随便用。＂

＂那是当然！俺早就跟大家伙说过了，电是国家的，得按章办事。＂村长拍着胸脯保证。

＂还有，听说南头那几户因为修水渠的事闹矛盾？＂大伯问道。

＂哎呀，别提了，就为了那点地界，差点动了家伙什。＂村长愁眉苦脸。

＂明个我去看看，咱得把这事摆平了。年年为水闹纠纷，不是个事。＂

＂你一个大干部，哪有功夫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村长有些不好意思。

＂我周建国虽然在城里当官，可骨子里还是个农民。这些事不解决，我心里不踏实。＂大伯的声音坚定而温和。

我悄悄退回房间，心里泛起一阵涟漪。原来大伯的心里，装着这么多事情。

第二天一早，大伯果然带着我去了南头。那里住着张家和李家，因为一条灌溉用的水渠走向问题，已经吵了好几年。一到地方，两家人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苦，场面一度混乱。

大伯没有动怒，而是掏出那盒＂光荣＂烟，递给两家的当家人。＂来，抽根烟，消消气。＂

烟雾缭绕中，大伯的声音沉稳有力：＂我看过了，按规矩，水渠应该这么走。但是张家的地要是被分了，确实吃亏。这样，我出点钱，给张家地头砌个小水池，保证灌溉不受影响，你们看行不？＂

两家人面面相觑，最后竟然同意了。我站在一旁，心里震撼不已。一根烟，一句公道话，就解决了多年的纠纷。

那年夏天，村里老支书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他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物，当年带领村民打过游击，解放后又带领大家修水利、办学校。几乎全村人都来送行，场面肃穆。

让我意外的是，大伯没有以领导身份站在旁边指挥，而是脱下中山装，挽起袖子，与村里壮劳力一道抬棺、填土。他的后背被汗水浸透，脸上沾满泥土，却依然神色庄重。村民们望着他的背影，眼中满是敬意。

＂周建国还是那个周建国，没变样！＂有人感叹道。

晚上，母亲坐在缝纫机前，修补着大伯带血的衬衣。原来他抬棺时，不小心被钉子划破了手臂。＂你大伯这些年，村里的路是他跑项目修的，小学校舍是他争取资金建的。那些个领导来视察，都是他带来的。他们嫌咱村偏，你大伯硬是把他们请来了。＂

母亲叹了口气，继续说：＂那烟啊，不过是他跟乡亲们聊家常的由头。你看那些乡亲们，平时在干部面前多拘谨，可一根烟下去，话匣子就打开了，村里的实情也就摸清了。＂

我恍然大悟，心中对大伯的敬意油然而生。

第二年春节，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成了村里继大伯之后第二个大学生。临行前，大伯特地回来看我，带了一盒＂中华＂烟，比＂光荣＂还要高档。

＂大伯，这是要送我的？＂我有些受宠若惊。

＂傻小子，你还没到抽烟的年纪呢！＂大伯笑着拍我脑袋，＂这是送你未来班主任的。大学不比中学，老师们见多识广，你可别怯场。＂

我接过烟，有些沉甸甸的。大伯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生活费，够你半学期的了。省着点用，有困难就找我。＂

我接过信封，掂了掂，心里有数了。大伯知道家里不宽裕，这是在雪中送炭啊。＂大伯，我会好好学习的！＂

＂嗯，我相信你。出门在外，记住三件事：一要守规矩，二要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三要心系家乡。＂大伯语重心长地说。

我点点头，把这三句话牢牢记在心里。

上大学后，我才真正了解了大伯在省里的地位。他是改革开放后提拔起来的干部，因为工作能力强，又廉洁自律，很受重视。但他从不在家乡炫耀，也不利用职权为家里人谋私利。那时候有个词叫＂走后门＂，很多干部子弟靠关系进单位、提干部，唯独大伯从不为家里人开这个口子。

＂要靠真本事吃饭，不能靠关系。＂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1989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城一家企业。大伯没有插手我的分配，只是在毕业典礼后，请我去家里吃了顿饭。他住的是单位分的老式楼房，六十多平米，家具陈旧但整洁。墙上挂着一幅奶奶的照片，旁边是全家福。客厅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熊猫＂牌彩电，还是单位发的福利。

＂小冬，工作了就是社会人了，以后回村的时候，也要带点东西。＂大伯一边倒茶一边说。

＂带啥好呢？＂我有些茫然。

＂带点城里人爱用的东西。＂大伯笑道，＂比如好烟、好酒，文具、布匹，这些都行。主要是个心意，让乡亲们知道，你没忘本。＂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时的我，刚刚踏入社会，还不太理解维系乡情的重要性。

后来的一个夏夜，我休假回村，与大伯坐在院子里乘凉。蝉鸣阵阵，微风送爽，天上的星星像无数颗宝石镶嵌在黑绒布上。大伯抽着那＂光荣＂烟，缓缓道：＂小冬，当官的不能忘本。我这身板骨是吃村里的水土长大的，再大的官也是咱农村人。＂

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照亮了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赤诚。

＂大伯，我一直不明白，您有这么大的权力，为啥不多给家里办点好事？村里人都说，咱们家祖上烧高香了，出了您这么个大干部，可家里的日子过得跟别人也没啥两样。＂我有些不解地问道。

大伯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那些烟......＂

＂那不是烟，是敲门砖。＂大伯笑了，额头的皱纹舒展开来，＂我要是拿着公文包去找乡亲们谈扶贫、谈发展，谁愿意听？一根烟点着，心就热了，话就多了。了解民情不能靠文件和报告，得接地气啊！＂

＂可是......＂我还想问什么，却被大伯打断了。

＂小冬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慢慢就明白了。＂大伯拍拍我的肩膀，＂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用不好，害人害己。我这辈子，就想对得起这身皮囊，对得起咱村的那口井水。＂

我望着大伯的侧脸，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坚毅。突然间，我懂了很多。

那年冬天，村里通电了。当第一盏电灯亮起的时候，老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伯没有来，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功劳。

第二年，村里办起了第一个砖厂，解决了二十多个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再后来，水泥路修到了村口，孩子们上学不用再踩泥巴了。

每一次变化，大伯都低调参与，从不张扬。他用那一盒盒＂光荣＂烟，搭起了与乡亲们的沟通桥梁，也点燃了一个村庄的希望之火。

大伯退休那年，村里人自发组织了一场欢送会。酒席上，一位平日沉默寡言的老农站起来，举起酒杯，哽咽着说：＂建国啊，你这些年，没给家里人走后门，没给亲戚批条子，可你为咱村做的事，我们都记在心里。那些个＇光荣＇烟，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满堂掌声中，大伯红了眼眶。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声音有些颤抖：＂我周建国这辈子，没啥本事，就是没忘了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之后的岁月，大伯仍然每年春节回村，带着那盒＂光荣＂烟。只是烟盒旧了，人也老了，那挺拔的身姿渐渐佝偻，那乌黑的头发染上了霜雪。但他的眼神依然炯炯有神，说起村里的发展，仍然滔滔不绝。

2000年后，村里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小轿车、彩电、冰箱，一样样走进寻常百姓家。大伯的＂光荣＂烟已经不再稀罕，村里人却依然珍视那份情谊。

有次我问大伯：＂现在乡亲们都富了，您还带那烟干嘛？＂

大伯笑着摇摇头：＂习惯了。再说，烟只是个由头，重要的是那份心意。＂

又一个春节，我陪大伯走访村里的老人们。他已年过七旬，步履蹒跚，却坚持一家一家地去。每到一处，都要掏出那盒＂光荣＂烟，递给主人，然后嘘寒问暖，询问家中大事小情。

在李大爷家，我看到墙上挂着一个旧烟盒，正是当年大伯送的＂光荣＂烟。

＂这是俺的宝贝！＂李大爷拍着胸脯说，＂当年要不是建国帮忙，俺闺女上不了大学，现在也不会在医院当医生，救那么多人。这烟盒，比啥都金贵！＂

回家路上，我扶着大伯慢慢走。冬日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映出两道长长的影子。

＂大伯，您这辈子，值了。＂我由衷地说。

大伯笑而不语，只是从怀里摸出那盒已经空了的＂光荣＂烟，在手里摩挲着，仿佛那是一件无价之宝。

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大伯的＂光荣＂烟里，装的不是烟叶，而是一个干部对家乡的赤子之心与责任担当。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用最朴素的方式，维系着与乡亲们的血肉联系，诠释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真谛。

如今，我已是不惑之年，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高楼林立，想起那个小山村里的炊烟和笑声，想起大伯递烟时的神情，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或许，人世间最珍贵的，不是权力和富贵，而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流淌着真情的小事 - 一盒烟，一句问候，一次帮助。

它们如同星火，点亮了漫漫长夜；如同涓涓细流，滋润了干涸的心田。大伯的一生朴实无华，却在平凡中铸就了不平凡的人生，在烟火中点亮了一个时代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