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就有“翻译官”？最早能追溯到金、元两朝，清朝是鼎盛时期

前言

清朝之前的翻译科制度，历经了长时间的酝酿阶段，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金朝的女真译科及元朝的“蒙古学”。

女真译科是金朝科举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科目，它在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设立，该科的设立无疑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元朝时期，“蒙古学”是专门致力于蒙古语言文字学习的教育机构，通过“蒙古学”的考试，不仅孕育了大批熟悉蒙古语的精英，也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读书人对蒙古语的掌握程度。

雍正朝

任何一门考试科目的设立，都有其中原由。而翻译科作为清朝所特有的考试科目，开设的原因有很多。其一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清朝入关之后，天下逐渐太平，满洲统治者将治理重点逐渐由武治转向文治，为了巩固统治，缓和民族矛盾，满洲人也逐渐地融入汉族，学习汉族文化。

至雍正朝，清朝的官方语言由入关之初的满语逐渐演化成满汉两种语言，满语的普及度越来越低，为了防止满语被汉语所取代，满文化被汉文化所同化，挽救满语言日益衰落的状况。

雍正皇帝即位后逐渐意识到保护满语言的重要性，开始逐渐下令保护满语言，而其对满语言的保护措施有两种，一种是设立觉罗学、咸安宫学等官学鼓励八旗子弟积极学习满语言，即雍正二年（1724年），议准“八旗左右两翼，各设觉罗官学满汉教习各二员，觉罗子弟不能延师，情愿读书者准入肄业”。

后又“诏选内府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及八旗俊秀者九十名，以翰林官居住咸安宫教之”。另一种就是设立翻译科进行翻译考试，鼓励满洲八旗士子学习满、汉两种语言，以此来挽救满语言日益衰落的状况。

其二是为了维护满洲骑射的传统。清朝本就是靠武力取得天下，历来有重视武艺骑射的传统，前文所提到的顺治时期为了防止八旗子弟热衷于文试而停八旗乡、会试，该传统并未能延续下去。

康熙时期，八旗子弟参加汉族科举考试的情况时有发生，至雍正初年该情况更为严重，许多八旗子弟耽于玩乐或忙于参加汉族科举考试疏于骑射，导致弓马不娴的状况时有发生。为了提高八旗子弟的武艺骑射，翻译科便应运而生。

八旗士子在参加翻译科童、乡试之前要先试录科，而录科最为紧要的是先验八旗士子的马步箭，且满洲统治者对于八旗士子的录科要求极为严格，如果发现翻译科士子的马步箭有弓马不娴的状况，即刻停其送部参加考试。

因此，重振满洲八旗的武艺骑射也是该朝设科的原因之一。其三是扩宽八旗子弟的入仕渠道，解决其生计问题。

清军入关后，受稳定的政治、军事环境和康熙时期人口政策的影响，八旗生齿日繁的现象日益严重，传统的封爵、恩荫的入仕途径，已经不能满足八旗子弟的需求。

许多八旗子弟的生活异常困苦，而解决此种问题的方法之一即为拓宽八旗子弟的入仕途径，开设翻译科，为他们提供进身之阶。

其四是国家机关管理的需要。清军入关后，各个方面百废待兴，军国政务日益增多，在官府衙门中常常有大量的公文需要翻译，尤其是对翻译与缮写清文的办事官员需求。

而原有的专司翻译人员如笔贴式、缮写中书等官职明显缺员，翻译水平相对较低。为提高官吏的满蒙汉文翻译水平，雍正初年便开设翻译科选拔翻译人才。

雍正朝翻译科的取士情况

雍正初年设立翻译科，即雍正元年（1723年）奏准，“八旗满洲等除照常考试汉字秀才、举人、进士外，在满洲等翻译、武艺亦俱属繁要，应将满洲另翻满文考试秀才、举人、进士、武秀才、举人、进士之处尔等会同该部作何考试，额数多少等处定议具奏”。

这是文献当中关于翻译科设立的最早记载。该年，又出台了许多关于考试翻译举人的条例，如“敕定考试翻译举人条例，不必分作三场，亦不必派汉大臣，着选笔帖式誊录中式之卷，进呈定额”。

由于乾隆朝的翻译进士，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雍正朝的翻译举人，需要了解该朝翻译举人的数量。

《八旗通志》、《钦定科场条例》等相文献资料显示雍正二年（1724年）举行了首科满洲翻译乡试，并取中9名翻译举人。之后逐渐形成定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满洲翻译乡试，至此，该朝共有五次满洲翻译乡试，取中82名满洲翻译举人。雍正九年（1731年），始设蒙古翻译科。

谕内阁：“近见蒙古旗分人，能蒙古语言翻译者甚少，沿习日久则蒙古语言文字，必渐至废弃，应照考试清文翻译例，考试蒙古文翻译”。

次年举行蒙古翻译乡试，取中2名蒙古翻译举人，雍正十三年（1735年），举行最后一次蒙古翻译乡试，取中6名蒙古翻译举人。至此，雍正朝共取中90名翻译举人。通过上述对该翻译举人的分析得知，该朝满洲翻译举人的中额较蒙古翻译举人的中额多。

究其原因可能与蒙古翻译科的设置时间有关。由前文可知，蒙古翻译科于雍正九年（1732年）开设，次年才进行首科蒙古翻译乡试，且当时蒙古士子的仕进途径也较多，不仅可以通过参加文科举进入仕途，而且也能通过考取笔帖式入理藩院办事。

因此，蒙古翻译科开设之初，蒙古士子参加翻译科举的积极性并不高。故而，导致雍正朝满洲翻译举人数量较蒙古翻译举人多。

乾隆朝

乾隆时期是翻译科举发展的鼎盛时期，该朝不仅相继举行了翻译童、乡、会试，而且取中了大量的翻译进士。而关于乾隆朝大规模取中翻译进士的原因有很多。其一，参加考试的翻译举子较多。

乾隆三年（1738年）经礼部题准：“翻译乡试已历六科，现在翻译举人，约有百余名。又原议文举人能翻译者，亦准入场，合之翻译举人，人数实系众多，应于乾隆己未年八月举行翻译会试，其会试事宜，俱照题定则例办理”。

从该文献资料可知一方面是由于雍正朝所累积的翻译举人较多，进而促使翻译会试的规模扩大，一方面是由于文举人中善翻译者也被纳入到翻译科举考试的范围中，进而促使翻译会试的规模扩大。

由于翻译会试的规模扩大，相应翻译会试的中额也就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与乾隆皇帝本人在政策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乾隆朝无翻译殿试，中式翻译进士即赐进士出身。乾隆四年（1739年）谕：“今年翻译会试，取中二十二人。

虽从前有照例殿试之议，但此科人数甚少，不必举行殿试，皆着赐进士出身，吏部引见，候朕酌量录用”。上述皆是乾隆朝翻译进士规模较大的原因。

乾隆朝翻译童、乡试及取士情况

欲了解乾隆朝翻译科举的全貌，需先知晓该朝翻译科的考试内容和取士情况。“翻译童试恭请钦命翻译题各一道，满洲士子用汉文令翻清文，蒙古士子用清文令翻蒙古文”。即翻译童试的内容较为简单仅考翻译一题。

翻译乡试的内容相对于童试来讲较为复杂，既要考翻译题又要用四书作清字论。考试规模方面，该朝的翻译科举与文科举的规模也不相上下。如“满洲翻译童生约计八九百名及一千一二三百名不等，其蒙古翻译童生约八九十名及一百一二十名不等，据入场人数，翻译与文童不甚悬殊”。

据《八旗通志》、《清朝文献通考》、《钦定科场条例》等文献资料整理得知，该朝共举行11次翻译乡试，取中一定数量的翻译举人。

由此推知，该朝参加翻译科举人员规模较大。然而这一优势并未持久，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至乾隆朝后期，翻译童、乡试的规模逐渐减小，影响力也随之减退。

乾隆朝翻译会试及取士情况

翻译会试发展到乾隆朝之时，无论是取士规模还是考试制度方面都达到了顶峰。通过查阅《八旗通志》、《钦定科场条例》等历史文献资料，得知该朝共举行六次翻译会试，取中99名翻译进士。

乾隆四年（1739年），举行首次翻译会试，取中满洲翻译进士20名、蒙古翻译进士2名，共22名。此次考试清文题和翻译题各一道。

乾隆十年（1745年），举行了第二次翻译会试，此次会试既取中19名满洲蒙古翻译进士，又取中1名钦赐翻译进士，共取中翻译进士20名。其后翻译会试的考试时间逐渐形成定制，三年举行一次，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为止，期间举行三次翻译会试，共取中翻译进士53名。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举行最后一次翻译会试，中额较少，共取中4名翻译进士，便停翻译会试。由此可知，该朝翻译进士的取中规模为有清一代最大的，考试内容和考试制度等方面也在逐步完善。

然而，该朝的翻译会试也有其不足之处。应试⼈员虽多，但在考试体系等方面还不够完善，其中最为紧要的即为该朝翻译会试时开时停、中额未定。乾隆二年（1737年）大臣德⼭，故请“酌定额数”，但该提议起初并未被接受。

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翻译会试的中额才逐渐确定，即每十名取中一名。乾隆朝翻译会试的另一不足之处则是时开时停。

乾隆十七年（1752年）后，该朝就只举行了一次翻译会试，翻译进士的取中数量更是直线下滑，该科翻译会试只取中3名满洲翻译进士和1名蒙古翻译进士，分别是满洲翻译进士文英、存柱、木通阿；蒙古翻译进富俊。

至此该朝的翻译会试便不再举行。因此，该朝翻译会试的最大特点就是时开时停。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具体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作者观点

总而言之，乾隆朝翻译科的取士情况在有清一代还是非常乐观的。清代翻译科举考试对清代翻译人才的培养教育和选拔产生了积极作用，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翻译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规定参加翻译科考试的人员范围比较狭窄，除乾隆朝外，清代其他各朝参加翻译科考试的人员始终不算多，考生参加考试的积极性也没有文科举大，因此其影响还是很有限的，对其作用也不可过高评价。

但是八旗子弟通过参加该科考试，既能拓宽入仕渠道，又能解决生计问题，尤其是乾隆朝的翻译进士群体又是清代翻译科规模最大的群体，他们对干、嘉两朝甚至是清代所做出的贡献还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是翻译科考试作为清代科举制度和民族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