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漕运：中国古代统一大市场的嬗递与兴替（二）

作者：贺沛

水路漕运方式演变与统一大市场的兴替

漕运线路虽一再变动，但始终指向经济发达区域。学术界曾从多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其实，漕运的空间变动、漕运线路的指向，应该是考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极好视角。漕运在空间上的不断变化，直接反映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地域关系上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意义。

宋代以后朝廷对于南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漕运的政治意义也不断地得到强化。漕运线路的空间变动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变动的结果。一方面，漕运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另一方面，漕运又使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具备分离的条件，能够分处两地。所以，漕运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构成空间关系的重要因素，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空间关系乃政治中心对于经济重心的依赖、索取与牵制，因此漕运实则朝廷伸入富裕之区的触角，是羁绊调控经济发达之区的重要。

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进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所谓的运河经济带，主要是指运河水道承载漕粮运输的同时，沟通巨量的南北物资交流，不断促发更多的经济活动与联系，连接更多的区域、市镇、物资、行业与人群，形成一个相对成体系的、流动状态的、具有发散与辐射作用的经济带。因为这个经济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漕运活动作为先决条件，且漕运本身也成为这个经济带的要素，所以，这个经济带的诸多问题必须要从漕运的角度去审视。例如，在范围的考察上，至少应该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纳入这个经济带，该地区是明清漕粮的主要征运地区，也因漕运而与运河构成一个整体。

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明清两代，南粮北运皆通过大运河完成，运河具备的运输条件、能力和优势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能，也正是这种性能促成了运河经济带的形成。从隋唐运河的开通，到宋代的广泛利用，再到元明清时期作为完全意义的漕运线路，运河的社会经济意义和功能逐渐进入全盛的状态。运河经济带的作用不仅在于沟通南北，更重要的是这个经济带成为元明清时期最富活力、最有生机并最具辐射影响力的区域。

清代水路漕运方式的发展演变，有其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背景。它是河运制度长期积弊、屡遭破坏的结果，同时又与运河的衰落以及民间航海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河运漕粮采取屯丁长运的方式，具体做法为官收官兑，令瓜淮兑运军船到各州县水次 领运，视道路远近酌加过江脚耗，江北淮、徐、临、德四仓仍由民运交仓，然后兑运给军船，军队长途挽运所需路费皆由农民负担。屯丁长运制度虽使农民免除运粮之劳役， 但仍要交纳军队运费，其外还要备受漕运官吏、运军的盘剥勒索。“各省旗丁押运漕粮 赴通，沿途用费甚多，粮道又将旗丁应领各项，不能如数发给，以致旗丁向州县加增帮费，而州县遂得任意浮收”。

东南办漕之民，苦于运弁旗丁加耗，运军则畏长途挽 运之劳。河运漕粮实行初期，屯丁长运、官收官兑的弊病即开始暴露，侵吞漕粮、肆加帮费的事情不断发生。由于乾隆以前的历朝皇帝都比较重视整顿吏治，对办漕不力的官 吏和贪污案件严加惩办，官办河运过程中的矛盾尚未激化，河运漕粮制度得以延续下来 。

到嘉庆年间，伴随着封建统治日益腐朽，漕运已成为清王朝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整个河运漕粮过程中无不表现出巨大的浪费。本来运军各卫有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 却每年另委押运帮官。“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另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 趱足矣，又有漕委督委抚委河委。自瓜州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漕运官职成为保举私人之地 ，官吏腐败程度由此可知。

清廷设立如此庞杂的漕运管理机构，并不断增加行政官员数量，说明国家对漕粮运 输的重视，同时也为办漕官吏侵吞耗费民脂民膏大开方便之门。据不完全统计，“一总运所费二三万金，一重运所费二三千金，一空运、一催趱所费皆浮于千金。又沿途过闸 ，闸夫需索，每一船一闸不下千文”。

载粮军船行数千里之运河，各级官吏层层盘剥，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趱有费，淮安通州验米又有费。沿途关卡设立的常例陋规， 名目繁杂不下数十种之多。运军为应付这些额外勒索，势必转向州县加倍索取帮费。嘉庆以前，每船帮费不过二三百两，其后竟增至七八百两。

运军稍有不满，便拒绝开兑。州县官吏既需帮费，遂趁机私加浮收，把各种剥削统统转嫁于粮户。以致各地农民“众怨沸腾”，抗粮斗争不断发生。从而成为瓦解屯丁长运制度的重要因素。

河运漕粮制度的破坏，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同时也受自然条件变动的影响。清代前期，黄河经过康雍乾三代的有效治理，决口次数明显减少，运河得以畅通。嘉庆以来，吏治日渐敝坏，河工明显松弛。黄河逐处淤垫倒灌，决口十分频繁。运河遭受黄 河冲击，以致“运道梗阻”，军船“行走诸多不便”。

清朝统治者为恢复京师生命线的畅通，不惜投入巨额帑金用于治理工程，河务经费逐年激增。康熙年间河工经费每 年不过数十万两，至乾隆末年增加到二百万两。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每年河工经费增加到五六百万两，而“河工益坏，运道益阻”。

推其原故，河务官吏的私吞中饱以 及错误的治河方针乃是运河衰落的主要原因。自靳辅治河以后，河臣对海口、荥泽、武陟、京口等处河堤逐年加高，而忽视河身的疏通治理工作。以致运河淤浅日甚，河工费 用倍于清初。国家岁出数百万帑金以治河，河务官吏则借治河以营私，运河危机终不可 免。朝野上下，“无一日不言治河，亦无一年不虞误运”。

治河所耗费的巨大开支 ，加剧了清廷财政的匮乏，运河破坏则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安危。漕粮运输方式的 改革已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各界人士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海运的实行遂提到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