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为贞观之治尽心竭力、挥洒智慧，起到哪些作用？

唐太宗是一位名冠古今、声震遐迩，家喻户晓、孺妇皆知的历史人物，唐代贞观年间他与朝臣同心戮力，殚精竭虑，精心打造的堪称古代治世社会的样板工程“贞观之治”，更是为古今哲人雅士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然而在开创这一治世华章的进程中，不应该忘却一位特殊而举足轻重的人物，她为该工程的铸就竭尽心力，贡献智慧，这便是唐太宗的“贤内助”长孙皇后。

一、厉行节俭，率先垂范

“俭以养德”。崇尚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古代治世的重要表现和应有之义。

贞观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的良好社会风气，固然是作为创业之君的唐太宗充分鉴取隋亡惨痛教训，大力倡导和积极培育的结果，但同时也与长孙皇后的厉行节俭和率先垂范密不可分。

据《旧唐书·长孙皇后》记载：“后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

此即是说长孙皇后在衣食生活方面严格按规定行事，决不滥用权势恣意妄为。

长孙皇后何以如此，除了其“俭约”心性使然，更深层次的用意在于母仪后宫，垂范天下。

“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太子李承干乳母遂安夫人经常于长孙皇后面前抱怨“东宫器用阙少”，“请增东宫什器”，长孙皇后不允，进而晓之以理：“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

尤为难得的是长孙皇后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更是体现了其高风亮节、不凡识见和深远用意。

贞观10年（636）6月，长孙皇后病危，太宗前来与其诀别，她向太宗谈及关于自己的葬仪的想法：“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葬。且葬者葬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

中心意思就是薄葬。太宗从其请，并勒石“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在长孙皇后的启发下，翌年（637）2月太宗下诏，谈到自己的“身后之日”问题，为了免除“劳扰百姓，崇厚园陵”，要“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7同时要求“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不言而喻，长孙皇后的言行作为对于贞观时期形成以节俭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社会风尚，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二、支持进谏，巧妙进谏

虚怀纳谏是唐太宗迥异于古代其他政治家的突出品格，“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激浊扬清，政治清明也是作为治世的“贞观之治”不同于古代其他治世而彪炳史册的显著特点。

这些固然与唐太宗鉴于隋炀帝拒谏饰非，独断专行，致使众叛亲离，国破身死的惨痛教训而刻意的结果，但也与长孙皇后支持百官进谏，巧妙进谏，遗嘱太宗纳谏分不开的。

长乐公主是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女儿，“太宗特所钟爱”。

贞观6年（632），长乐公主将下嫁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亲上加亲，复以“太宗特所钟爱”，于是，太宗“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即高祖女永嘉长公主）”。

对此，魏征表示反对，上书太宗：“惜汉明帝时，将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于先帝子乎！’然谓长主者，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差，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

太宗征询长孙皇后意见，她感慨地说：“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

不仅欣然同意魏征意见，而且提醒太宗“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又“遣中使赍钱四百缗，帛四百匹以赐征”，并告诉魏征：“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无转移也。”以此来支持和鼓励臣下进谏。

长孙皇后不但支持和鼓励臣下进谏，同时又以巧妙的方式进谏。

有两件事尤为典型，一件事是：太宗曾有一骏马，“无病而暴死”。太宗便迁怒养马宫人，“将杀之”。

于是，长孙皇后劝谏道：“惜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

太宗怒遂解，又感慨地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另一件事发生在贞观6年（632）3月，魏征于朝堂激烈顶撞太宗，使太宗难以下台。

回宫后，太宗生气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为谁”？太宗回答说：“魏征每庭辱我。”于是“后退，具朝服立于庭”。

由于朝服是皇后“受册、助祭、朝会大事之服也。”所以太宗“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太宗顿时转怒为喜。

可见，贞观时期所形成的臣僚敢言直谏，君主从善如流之良好政治风气和激浊扬清、政治清明之良好政治环境，应该说是与长孙皇后的积极努力和促成分不开的。

三、顾全大局，政治识见

外戚是中国古代一支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各个朝代都不同程度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只不过多是消极和不光彩的。

有鉴于此，长孙皇后能够立足保全家族和维护唐朝社会长治久安的大局，对于防范家族势力膨胀采取了诸多努力，从而对贞观以至整个唐朝历时近300年绝少外戚干政现象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长孙皇后胞兄长孙无忌，“少与太宗友善”，“识量宏远……才资文武”，“英冠人杰”，身历从晋阳起兵，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的所有重大事件，是唐朝的开国元勋，以至于唐太宗有“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的感慨，被太宗视为有“佐命之功”。

惟其如此，所以太宗拟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

对此，长孙皇后多次表示反对，并以西汉外戚干政的后果说服太宗打消固有想法，她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谓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职。”

但是太宗并未采纳，任命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

无奈之下，长孙皇后又私下仰求其兄长孙无忌辞职。在这种背景下，太宗不得已，改授长孙无忌为职位虽高却无实权的开府仪同三司。

特别是长孙皇后临终前夕又言辞恳切地叮嘱太宗不要让其家族成员担任要职，她说：“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

这和东汉众多皇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相较，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长孙皇后的高风亮节和政治识见由此可见。

四、言行举止，必循礼则

长孙皇后出身名门望族，自幼即受到良好教育，文化修养较高，知书达理，言行举止，必循法度，所谓“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

这种情况贯穿其整个一生。

贞观8年（634），长孙皇后从幸九成宫，不幸染病，且日渐加剧，太子李承干见状私下言之长孙皇后：“医药备尽，尊体不疗，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

长孙皇后听后表态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沿，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

承干不敢奏明太宗，便通过宰相房玄龄告知太宗，太宗感慨再三，同时朝臣也“咸请肆赦”，太宗同意了。

长孙皇后闻知后坚决反对，不得已太宗只能放弃。长孙皇后还私下采择“古夫人善事”，撰成《女则》一书，旨在“以自检”。

“吾以自检”昭示了长孙皇后撰写该书目的主要是为了约束自己的言行。

凡此，不仅表明了长孙皇后的个人修养，而且也必然会对太宗的执政行事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垂范作用。

五、慈悲为怀，和睦后宫

长孙皇后具有女性特有的慈爱美德。

作为宫娥之主，长孙皇后对其他嫔妃及其所生子女，处处以慈悲为怀，时时表现出母仪后宫的风范，旨在营造和睦的后宫关系。

据史书记载：“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以阳怒，请自推鞫，因命囚系，俟上怒息，徐为审理”，“终不令有冤”，即既不拂太宗盛怒，待太宗怒气消解，通过解释斡旋而不至出现冤情。

“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豫章公主母早死，长孙皇后“收养之，慈爱逾于所生”。由于长孙皇后的宽厚慈爱，所以“宫中无不爱戴”。

与吕后、武后残酷地整治其他嫔妃及其子女相比，长孙皇后的作法确可谓义薄云天。

不言而喻，长孙皇后的诸多善举，既是其“仁孝俭素”的心性使然，也暗含有通过建立和睦的后宫关系以使太宗能够聚精会神地处理朝政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