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亨克的孤独
编辑|亨克的孤独
在中国历史上，吕布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传奇人物。
吕布是东汉末年的名将，骁勇善战，被人们称为“三国第一猛将”。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吕布形象越发负面，他变成了一个“见利忘义，勇而无谋”的反复小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对吕布的评价逐渐变得负面？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史籍中的吕布形象
《三国志·魏书七·吕布传》载，吕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陈寿亦评价吕布有“虓虎之勇”。
意思是吕布弓马十分娴熟，骑战能力突出，而且力气过人，被人们称为“飞将”。
而陈寿在《魏书七》却评价吕布：“轻狡反复，唯利是视”。
原因就是吕布先后两次“弑主”。
第一次，“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吕布受董卓所诱而杀害了对其“大见亲待”的丁原。
第二次，吕布被王允挑唆之后又诛灭了对其“甚爱信之，誓为父子”的董卓。
弑主的行为终究是为人所不齿的。
到南朝刘宋时期，裴松之广泛搜罗采集民间野史、笔记小说、官修正史等材料来补足许多《三国志》未收录的内容。
裴松之对《三国志》材料的增补工作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原先单薄的人物记载在裴注的增饰下呈现多个侧面，由此使众多的三国人物形象更加完整。
吕布在陈志里更多是以立场反复的小人出现，而裴注则保留了吕布更多的史料。
《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对吕布评论道：“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这是裴松之所引三国人物注里少有的连人带马一并称颂的。
吕布的骑战能力通过赤兔的辅助展现得更为精彩，他骁勇善战的形象由此跃然纸上。
裴注保留了许多与吕布相关的资料，这些内容的添入不仅呈现吕布更多的人物经历，还为相关历史事件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如吕布偷袭刘备从《英雄记》得知是一定程度上受到袁术挑唆的结果。
吕布部将投降曹操根据《九州春秋》的记录是因为吕布迁怒于侯成等人的后果。
所以，裴注对《三国志》中吕布史料的保存与丰富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裴注保留了许多与吕布相关的资料，这些内容的添入不仅呈现吕布更多的人物经历，还为相关历史事件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如吕布偷袭刘备从《英雄记》得知是一定程度上受到袁术挑唆的结果，吕布部将投降曹操根据《九州春秋》的记录是因为吕布迁怒于侯成等人的后果。
所以，裴注对《三国志》中吕布史料的保存与丰富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后汉书》由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所作，范晔与裴松之基本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两人所享用的史料应当是差不多的。
《后汉书》的人物传记相对于《三国志》原文而言要详实一些，这反映在裴注中的部分内容直接成为了《后汉书》的正文。
就整体而言，范晔的《后汉书》对吕布的态度要宽容许多。
此外，《后汉书》不仅弱化吕布的负面形象，还细化了吕布的战场表现。
《后汉书》通过对吕布、赤菟记述的细化使“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传说有了更好的再现。
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又一部编年体史籍巨著，由宋神宗为此书赐名，
《资治通鉴》中关于吕布的记载是十分详细的，多数材料取自裴松之的注，且以纪年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吕布丰富的人物经历。
文学作品中的吕布
据现存资料来看，南北朝时期已开始有意识地将三国人物形象进行再创造，而到了唐代，三国人物在文人的加工之下又呈现一些新特点。
李商隐于《祭外舅赠司徒公文》一文中称颂外舅王茂元的功绩，称其功绩之一为“毙断后之王双，缚难宽之吕布”。
这里是以“王双”与“吕布”两人代表王茂元所遭遇的敌人，李商隐认为吕布是不可轻易对其松绑的。
李贺诗中对吕布多为正面评价，李贺的《吕将军歌》将好友吕将军比作吕布，充斥着对好友的赞美。“吕将军，骑赤兔。独携大胆出秦门，金粟堆边哭陵树”，
根据李贺的生平分析，其一生几乎未得到重用，他在诗中所吟咏的吕布形象是他所向往的。
而现实是自己体弱多病，功业上不能施展抱负，只能通过诗歌羡慕驱驰赤兔的吕布与好友吕将军。
“白门下吕布，大星陨临淮”，这是苏轼任徐州太守时的作品。
比起唐代李贺等人笔下的吕布形象，苏诗中的吕布形象则更多以不堪的一面出现。
原因是苏轼多是通过对吕布的评论来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宋代诗文中的吕布形象相比唐代而言，更多是其人格和气节的反映，以苏轼为代表的的宋人对吕布的批判力度很强。
行文中还将吕布比附当时的权臣吕惠卿、曾布，指出吕、曾二人对王安石的态度正如吕布对董卓一般，这使吕布形象具有了一些隐喻性。
在元末明初之际，诞生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里面的内容强化了吕布的不义行径，对吕布的塑造上作了很大的变更。
《演义》里为了凸显吕布对刘备的不义行径，创设了许多情节来表现刘备的宅心仁厚以此与吕布的乘人之危作对比。
吕布在《演义》中被塑造为一个勇而无谋且高傲自大之人。
吕布形象演变成因
吕布形象的演变主要呈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他武艺刻画逐渐加强，二是其道德缺陷不断扩大。
吕布形象的文本存留自两晋南北朝到清，共经历了多种文学形式的演变。
《三国志》、《后汉书》与《资治通鉴》是其第一阶段、《三国志平话》与元代戏剧是其第二阶段、《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演义》毛评本是第三阶段也是吕布形象的定型期，其中又有历代诗文作者对吕布的形象进行的接受或改造。
这一演变的过程体现了文学内部书写与时代观念变化对人物塑造的影响。
从中可以发现，在史书与历代史论文中的吕布形象是十分不堪的，且随着时代的演进，文本对其的批判力度也是呈现逐渐加深的趋势，以致清代到达一个巅峰。
吕布形象的演变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说，是其内在需求作用的结果。
这一点一方面反映在历代史书、史论文对吕布的评价几乎一致，多着力于对其道德品质的关注，通过对吕布这一典型形象的评价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另一方面，吕布形象的演变与主要人物的形象演变呈现相关性，从现存资料看来，吕布在文本中一定程度上作为关羽形象生成的重要陪衬者。
从古至今尤其在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统治思想的古代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不可违背。
吕布见利忘义，两害其主，遭世人唾弃，历代史书上将其作为负面典型以戒后世。
不仅史书对其评价不高，文人士大夫的诗文也多以吕布作为嘲讽对象，或以其讽刺政敌，或以其宣扬个人思想理念。
吕布形象开始与史籍记载相区别，这一转变的原因跟当朝的时代风气有重要的关系。
吕布形象在唐宋诗文中所存在的差异性取决于唐宋两代社会风貌的不同。
唐代大一统，且国力强盛，文人心态也是积极昂扬的，而有宋一代自始至终处于外部强敌的压迫之下，这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无法像唐人那样拥有开阔的心境。
总结
吕布的形象在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与各阶层文人笔下呈现出不同的状貌。
从吕布文献的作者构成来看，史官阶层和文人集团基本对吕布持负面态度，他们更多的是从道德层面上对其进行批判。
尽管历史上对于吕布的负面评价很多，但是却更改不了吕布是个骁勇善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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