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莱斯曼 “百日新政”在何种情况下实施的，又有怎样的影响？

前言

魏玛共和国作为德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其存在时间虽短却具有鲜明特色。政治上它结束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经济上施行了广泛的改革在“经济民主”与社会保险领域开创先河文化上这一阶段的成果颇丰呈现出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种种繁华背后掩盖的却是纷繁复杂的矛盾与纠葛这也是一个充满种种历史阵痛的时期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过渡社会的转型及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使德国诸多领导人都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最终当大萧条势不可挡地涌向德国时共和国覆亡了提到施特莱斯曼大家首先便会想到他担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一职达七年之久想起他的外交战略的转变为法德和解开创了先河而他的内阁总理生涯却少有学者关注。

施特莱斯曼带领德 国在世界舞台上走出了困局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终结了德国的超速通货膨胀平定了来自“左派”和“右派”政治势力的反叛为德 国进入相对发展时期创造 了条件。

“ 百日新政” 的背景

举步维艰的魏玛德国

一战战败对德国民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军方宣传下，德国民众都沉浸在盲目乐观的情绪之中。“十一月革命”为霍亨索伦家族数千的辉煌划上了句号。1919 年2月11日，魏玛共和国诞生。

新生的共和国打上了战败国与新式民主国家的双重烙印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曾说“在1919 年至1933年之间，德国屈从于两个文件一-《凡尔赛和约》和《魏玛宪法》，直到希特勒撕毁这两个文件之前，前者一直决定着德国如何面对境外的强国，后者一直控制着德国人的生活。”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以英国、法国与美国为代表的战胜国对以德国为首的战败国进行制裁和宰割。1919 年6月28 日，魏玛共和以德意志帝国继承者的身份与各战胜国在凡尔赛宫签订了《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通称为《凡尔赛和约》。

该和约主要包括领土条款、殖民地条款、军事条款和经济条款，并将所有的战争罪责推向德国。这一条约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带来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因“借款式”的军事筹款方式，德国经济本身就濒临崩溃。第二帝国的统治者相信，德国战胜之后，战败国赔款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然而事与愿违，德国最终战败。《凡尔赛和约》实施之后，德国不仅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还必须将大量木材、牲畜煤和商船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长期运往战胜国，同时一系列限制德国经济生产能力的条款也严重地放缓了德国经济恢复的步伐。德意志帝国挑起的这场战争无异于引火烧身，亲手将战前辉煌灿烂的工业文明毁在了熊熊战火之中。

1923年德国综合危机

1923 年，德国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1月11日，法国、比利时以德国未履行赔款条款为由占领鲁尔地区。德国政府遂采取“消极抵抗”的措施来对付法国。鲁尔地区是德国的经济心脏，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8%，生铁占70%，钢铁占 40%以上。

鲁尔地区的经济地位不言而喻，法、比占领者禁止将鲁尔的煤、生铁和钢铁运往德国其它地方，导致德国各地工厂企业大量停产倒闭、生产极剧下降，失业人数飙升。同时，核心地区的停产需要来自政府的大力经济支持，这使德国政府财政负担过重，经济呈现出负增长态势。

随着“消极抵抗”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严重降低了德国货币的购买力。通货膨胀使德国中产阶级的积蓄付之一炬，他们日益贫困化和激进化，对民主共和国失去信心，不支持中央政府，转而支持各种极端势力。1923 年全面危机将共和国推入濒临崩溃的境地。

战结束以后，德国对协约国赔款问题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欧洲格局乃至世界格局。1919年，巴黎和会未能就德国赔偿问题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凡尔赛和约》仅仅规定了德国负有赔偿责任和德国履行赔偿的范围没有就赔款总额、支付方法以及分配比率作出具体规定。

为了解决《凡尔赛和约》的遗留问题，协约国组织成立“赔偿委员会”，由英、美、法、意、比、日等国各派一名代表参加。和约规定，赔款委员会最迟必须在 1921 年5月1日之前提出德国赔款总额的方案，在此之前，德国应预付200亿金马克现金，并发行 1000亿金马克价值的支付实物的债券。

各大国对此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法国与德国曾多次兵戎相见，法国想尽一切可能削弱德国力量。一向奉行“均势政策”的英国则希望利用德国牵制法国，主张不太苛刻的赔偿。美国则意图扶植德国，使其成为自身在欧洲的基地，由此进一步夺取欧洲的领导权。

“百日新政” 的影晌及评价

首先，施特莱斯曼的“百日新政”对魏玛共和国、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百日新政”期间，施特莱斯曼凭借自身的勇气与责任感,面对现实、勇于担当、力挽狂澜。在任期之内，施特莱斯曼和他的内阁成员担负起了主要责任，因为召开了一个短暂时期之后，国会在就处于长期休会状态之中。

外交上，面对法国、比利时的长期入侵行为，施特莱斯曼在认清了各方局势之后，运用自身的努力积极与国外各界沟通。在英法两国9 月 19 日作出友好声明后，被迫作出了结束“消极抵抗”的决策。而后，在法国保持强硬态度不愿与德国中央政府谈判的情况下，施特莱斯曼不得不同意法国政府与德国地方大工业家直接谈判，最后拖延到 11 月23 日，终于达成国际厂矿监督委员会协议。

施特莱斯曼解决了外交困境，开拓了经济专家解决赔款问题的道路，为后来《道威斯计划》的谈判奠定了基础，也为德因的相对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在平息外部威胁后，施特菜斯曼开始着手解决国内问题。国内问题上，首当其冲的便是如断线风筝一般扶摇直上的通货膨胀率。

为解决国内复杂的经济问题，施特莱斯曼采纳了希法亭提出的《授权法》议案。在内阁对《授权法》产生分歧后，施特莱斯曼坚决拒绝将民族人民党引入内阁，经多方协调后，最终再次组建了大联盟内阁。

此外，鲁尔危机的解决、德国超速通货膨胀以及平定各地的叛乱也给欧洲带了更多的稳定因素。鲁尔危机后，在英、美等国的努力下，法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国际关系趋于缓和。而德国对超速通货膨胀的抑制各地叛乱的平息也使外国对德国的信心增加，定程度上促成了 20 纪20年代末期的经济繁荣，各国贸易也呈现出良好势头。

施特菜斯曼在执政过程中不断强调政党责任，而在他践行政党责任时却遭到了人民党内部右翼成员的反叛与攻击。但他依然强调作为政治家和政党的责任意识，为了国家利益，经常在本党进行游说。即使是最后下台时，施特莱斯曼仍然在强调政党与议会的贵任，励政党通过公开斗争进行政党活动。

“施特莱斯曼试图将人民党变成一个真正的中间政党。对施特菜斯曼而言，这样一个政党与历史上的德国紧密相连，现实中充当“左”“右”之中的协调者的角色，在将来促进民族共同体的成长。”

就当时德国的现实而言，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内，总统和国防军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魏玛宪法设计的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一种制衡机制。

此后他的外交部长生涯中，他通过与法国的和解，最大限度地为德国争取利益除此之外，施特莱斯曼的总理生涯也为他日后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外交家、政治家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总理任期内，他彰显了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在国内政治圈内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在对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毫不隐晦的批评当中，划清了与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关系。

他开始于政治上的“左派”走得更近，他也消灭了对兴登堡、鲁登道夫等人的幻想，因为他们一直企图颠覆共和制政体建立独裁统治。他开始与政治上的“右派”渐行渐远，开始认可魏玛共和国体制。而他的果敢与坚定，也获得了许多中间派的认可。至少艾伯特总统对他的执政是满意的，他们二者的合作使魏玛体制的弊病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施特莱斯曼的总理生涯对他的政治理念以及日后的外交部长生涯留下了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