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历史而动的王朝，全都是“找死”

一个人观念陈旧、穿着保守，我们会用“封建”一词来形容他。

“封建”的本义是“封邦建国”。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长期的社会制度。帝王为了保住自家和功臣的富贵，把王国疆土分割成大大小小的不等块，根据亲疏远近、功劳大小分给亲人和大臣，由他们负责经营和管理，定期向朝廷缴纳贡税。

这种制度始于周朝，在秦朝出现短暂的断层后，然后逐渐被皇权主导的“郡县制”所取代。封建制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是一蹴而就，当中曾被三个王朝恢复，分别是西汉、西晋、明朝。

关于以上三个王朝的是非功过，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但显而易见的是，三个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恢复封建制的王朝，发生皇室叛乱出事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汉朝的“七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都是皇室成员为了争夺皇位，至亲血亲之间发生火拼。

吴王刘濞以堂叔的身份发动七国之乱，试图要将亲儿汉景帝推翻。堂爷爷联合其他叔伯想弄死堂孙皇帝司马衷。如果说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是关系相对较远的族人内斗，那明朝的靖难之役更搞笑了，亲叔造反夺了亲侄儿的皇位，关键还赢麻了。

从三个王朝三件轰动历史的大事件来看，自秦朝发明并推行郡县制以后，封建制的弊端已经愈发显现，这条路完全是与历史潮流相背而行。为什么封建制的道路行不通呢？

人性影响社会制度

研究社会制度必须先弄清社会的概念，社会的最小单位是“人”，那么研究社会与制度必然不能脱离“人”的基本单位。人的心性、智力、认知决定了社会与制度。

分封制在周朝屡试不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周人老实。

不要侃侃而谈所谓的“礼乐教化”，那都是周朝或者后朝人糊弄当时人的伎俩。归根结底是那时的人比较“傻”，权贵和大祭祀说什么，周人便信什么，人对权力和财富也没有那么多的私欲。

到了春秋战国，大家逐渐明白周朝那套糊弄人的把戏后，各路诸侯纷纷割据自立，史称“礼乐崩坏”。笔者认为，历史学家把周朝落寞的原因归咎为“礼乐崩坏”十分牵强。

礼乐怎么会崩坏呢，能够崩坏的只有人心或者人性。从一定程度上说，礼乐崩坏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周朝数百年后，它的很多弊端已经显露出来，开始不符合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

凭什么周王室的人生下来就能够坐享其成，祖上在八百年前打过天下，那江山就得你们周王室世世代代坐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性之私与人心开化是封建制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正向积极的原因。

再换个角度看，在春秋战国时代，秦国为什么从崛起直到建立秦帝国，发展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衰退，而是呈现曲线上升的态势，归根结底是秦国经过多位君王变法，确立了“能者上”的社会晋升通道，承认了人性的私欲而已。

一面是成天高谈阔论“礼乐”的旧周朝及其诸侯国，一面是“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社会竞争机制的秦国，最终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分封制的机体缺陷

分封制相对来说是很完美的古代社会制度，但是它从诞生时起，机体就存在无法愈合的缺陷，因为它离不开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分封制的前提下是做皇帝的人辈辈都能生儿子。其次是王爷在自己的封国拥有土地权和铸币权。

这个问题在汉朝七国之乱上最明显。吴王刘濞本身不具备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因为他是汉高祖刘邦哥哥代顷王刘仲的儿子，但是汉文帝与汉景帝也不是完全合法，两个不合法的皇室成员相遇，裂痕由此产生。

汉高祖刘邦把皇位传给汉惠帝刘盈，是正儿八经的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刘盈没子嗣，死后的皇位继承是个问题。后来，由刘盈的四弟代王刘恒继承。那么问题来了，老大死了，老四能继位，老二老三岂不是更符合继承顺序。

所以，后来的吴王刘濞振臂一呼，六位宗室王爷积极响应参与到造反行列。因为王爷的手里有兵有钱，时间一长，难免有人看到皇冠后心里痒痒。

如果说汉朝七国之乱是刘氏皇族没有经验，那么西晋与明朝的奇葩操作实在叫人看不懂。明明有前车之鉴，依然奋不顾身前仆后继。

在中国历史上，在解决皇室宗亲与功臣待遇问题上，唯一做的最完美的王朝当属清朝。清朝在封建与郡县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保留封建的头衔，削去王爷的实权，史称“封而不建”。王爷只享有头衔美称和富贵无边的待遇，但手里没有兵权和财权。

这一点，与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王朝相比，清朝做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