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见斯大林后，毛主席为何这样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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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6日的莫斯科，一辆自遥远东方行驶而来的列车逐渐减速，最终停进了苏联莫斯科的火车站里。

等候的人群看到此景，纷纷爆发出欢呼声，而在这其中最有分量的人，无疑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

车门开启，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向众人招手致意。

片刻后，毛泽东和斯大林，看向彼此。

朋友远道而来，应当接风洗尘。斯大林特地为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举办了盛大的宴会。

让人没想到的是，面对斯大林的热情招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毛主席却出乎意料地说了一句：“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这句话显得有点突兀，好像和一向乐观自信，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年”的毛主席不相符。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在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时候，说出这句话呢？他的“委屈”又是从何而来？

人生如逆旅

1918年，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在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为了筹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宜，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

经济上不宽裕，没有足够的积蓄，似乎是所有刚毕业年轻人的共同特征，毛泽东也不例外。还好在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从李大钊那里得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勉强顾得上生存。

毛泽东从不为自己的物质窘迫而自卑，他勤奋好学不分昼夜，尤其在北大这个当时汇集了中国诸多大师得名校里，但他求学时却屡次碰壁，被打击。

当勤奋好学的毛泽东怀着一颗求真务实的心，向北大的教授，比如胡适，请教问题时，得到得却是这样的答案：

“同学，你不是北京大学的正式注册学员，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胡适那傲慢的教授派头，似乎有点儿伤到了毛泽东的心，但他依旧不死心，在图书馆，借助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便利，毛泽东也向来借阅资料的傅斯年等人虚心求教。

但就像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中提到的那样，“他们很忙，没有空理我这样一个身份低微，操着一口南方土话的图书管理员。”这段回忆至今读来都让人心酸泪目，而这就是毛主席年轻时的人生际遇，心酸苦楚可见一斑。

当然，这对于志在高远的毛泽东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打击罢了，因为此时的他，“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他的身边，还有那位亦师亦父的杨昌济先生，一直在照顾他，以及那位仰望着他的杨开慧陪伴在他的左右。

1920年的冬天，毛泽东和杨开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对革命伉俪彼此相依，寸步不离。在杨开慧的指导下，1925年6月，毛泽东创建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中共湖南韶山支部，两人的爱情在对革命事业的滋养中进一步升华。

但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1927年8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不得不阔别妻子杨开慧和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在将她们送回板仓后，毛泽东不得不阔别妻儿，先到安源，后上井冈山。

“别回头，向前走，中国革命需要你。”看着依依不舍，去意踌躇的毛泽东，杨开慧强忍自己的不舍，对即将远行，踏上革命征程的毛泽东这样喊道。

只是，生逢乱世，爱不由己。这或许是杨开慧和毛泽东这对革命鸳鸯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1928年10月，杨开慧和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失去了联系，而毛泽东这边尽管和杨开慧联系不上，但他的心中依然牵挂着杨开慧和三个孩子。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在监狱里，国民党对她威逼利诱，称只要她和毛泽东脱离关系就可以获得自由，但爱毛泽东到骨子里的她毅然决然回答道：“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抱着对毛泽东深厚的爱意，视死如归的杨开慧于1930年11月，在长沙被敌人所杀害，年仅29岁。听闻此噩耗的毛泽东悲痛万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毛泽东受到的打击不仅仅限于大家所熟知的政治领域，在情感上，杨开慧作为毛泽东知心的伴侣，就这样永远地与毛泽东天人永隔，对一向重情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在他的心里撕下一块肉。

在毛主席牺牲的亲人里面，杨开慧并不是最后一个。

毛泽东的大弟弟，红军的“钱袋子”毛泽民，在1942年于新疆开展革命事业时，被当地的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并在不久后枪决，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7岁。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当毛主席见到斯大林说出这句话时，千愁万绪汇成这一句话，只是，纵观毛主席的人生，他的憋屈，远远不止于身边亲人的离世......

被排挤的那段日子

俗话说：“受国不详，是为天下王。”作为一个从革命一线中摸爬滚打，靠自己的硬实力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所遭受的艰难困苦，他人难以望其项背，而在毛泽东所说的“排挤打击”中，王明、博古等人为首的教条主义“左”倾中央无疑是“首席功臣”。

20世纪30年代初，王明、博古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米夫的支持下，掌控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就开始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排挤打击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及其拥护者。

1931年2月，因为刚刚赢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大家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中，但奇怪的是，建立头功的毛泽东却没有丝毫开心，年三十一大早，他的不开心被当时的伴侣贺子珍看在眼里，作为总前委机要秘书，了解内情的她抱怨道：

“哎，都让人家给排挤了。”此刻，毛泽东欲言又止，一种复杂的心情挂在脸上。原来，在一个月前，上海党中央派政治局委员项英来江西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正好利用今天过年的时间，正式宣布撤销毛泽东主持的总前委党的领导机构，只保留红一方面军政委一职。

毛泽东很清楚，项英此举，其背后是刚上台的王明的安排，“新官上任三把火”，1930年从苏联归国的王明，仗着共产国际这把”尚方宝剑“护身，对不支持他们的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身在苏区的毛泽东不幸撞上了他的枪口。

好事无双，祸不单行。王明作为一个颇具政治头脑、有着一定斗争手段的“留洋派”，为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更好地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在1931年9月，在一家小酒店里，王明极力推荐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博古，成功使其成为党中央总负责人。

随后不久，王明又匆匆赶赴苏联学习，临行前，他对博古认真地表示：“今后万事都要通过无线电请示共产国际，不可擅自行动。”实际上，王明充当了后台，让博古在前台表演。

博古上台后，对毛泽东这样的本土派人士不遗余力地打压。1931年的中共赣南会议上，博古斥责毛主席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甚至骂他：“你懂什么马列？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1932年，由于毛主席不同意共产国际要求攻打南昌和赣州的指示，毛主席在王明的操弄下被全票选下台，剥夺党权、军权，然后打发到了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坐上了无人问津的冷板凳。

1933年，博古率众路过长汀时，曾有人提议去看看在此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轻蔑地伸出一个小指头这样说道：“小毛，有什么好看的。”说这话的时候，毛主席已经40岁了，而博古只有26岁，这话中所带的讽刺和轻视，已经不言而喻。

在惨烈的政治打击下，毛泽东心情十分抑郁，肺疾复发，但就像一句俄国谚语所说的：“命中注定被绞死的人不会被淹死”，经过医术高超的傅连暲大夫全力的医治，毛主席的身体终于得以康复。

但看到毛泽东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博古以及背后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又不安分了起来，在他们的策划下，1934年2月，在没有通知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参加的情况下，毛泽东兼任的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被撤销。

此时，毛泽东只剩下被完全架空的“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虚名，看到刚有起色的毛泽东又被打倒，博古仰天大笑，他双手叉着腰说：“哈哈，老毛现在成为了中国的加里宁！”大病初愈的毛泽东陷入了极度难受的情绪，比旧社会里的小媳妇还受气！

“往事难回首”，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回忆这段处在人生低谷的岁月时，豁达地说道：“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也许，在1949年见到斯大林时，望着这位经历与自己颇为相似的苏联领袖，毛主席不免有了感叹。

但是别忘了，毛主席是代表新中国的，面对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他指的“排挤打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二战结束后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苏联在国共和谈以及内战等诸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对中共的一些不公正事件。

国共间的墙头草——苏联

《潜伏》里谢若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嘴上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都是生意。

严格来说，苏联对于中国革命，在有些时候是有益的，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苏联与中国革命产生交集的因素里，其行为的天平一定是放在会让自己利益得到满足的一方里。

在1945年，苏联为了实现在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斯大林利用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心理，促使苏联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外蒙古独立，旅顺口也成为了苏联的海军基地。

在签订条约的过程中，中共是始终被考虑在内的关键因素。

由于蒋介石担心战后苏联将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而斯大林为打消蒋介石的疑虑，承诺道：“对于中共，我们将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帮助的政策。”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越来越像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政党，特别是在毛泽东掌握领导权后，中共变得越来难以掌控。

而从现实力量上作对比，中共当时的实力的确也不能与美英支持的国民政府相抗衡。

而苏联的一些赤裸裸的行为更是直接刺激到了毛主席，比如，苏联和美国一道用行动说明，不支持中共对日武装受降，这对于经过十四年苦战，夺回近百万平方公里，解放了万万以上人民的中共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

而在重庆谈判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将黄河以北包括北平在内的五省交由共产党管理，军队至少保留 48 个师，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解放区。而蒋介石坚持解除中共武装的一贯方针，不允许共产党占领整个华北地区。

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中共领导人在9月和10月，先后两次到苏联大使馆通报谈判情况，但苏联大使馆均表现出疏远和冷漠的态度，斯大林还为此说道：“如果中国人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的话，那他们就是愚蠢的。”

苏联的意思就是不支持共产党掌管华北五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始终强调：苏联希望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达成共识，建立联合政府。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兄弟党，苏联国家和苏共的做法实在是让中共领袖毛泽东寒心。

“我是长期受排挤打击的，有话无处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魁，在统一全国，壮大社会主义力量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来自苏联以及苏联共产党的明确支持，以至于毛泽东后来断言道：”斯大林的做法，其实就是让中共“不准革命”，其心酸程度可见一斑。

而“有话无处说”更是贴合了当时的历史形势，对于苏联在战后采取不准中国革命的方针，对此毛泽东带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严重表示出不满，但为了维持与苏联的团结，中共并未直接公开批评，对此毛泽东说过：“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闹翻。”

作为领袖，毛泽东很清楚，如果中共与苏联关系闹翻了，美国参加对于中国的武装干涉就不再心存顾忌，美国将会利用各种手段来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这对于中国的革命是极为不利的。

而最让毛泽东恼火的是，1948年底，淮海战役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后，斯大林担心中共势力范围扩大将招致美国的直接干预，为了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不受损，1949年初苏联开始积极介入调解国共和谈。

在1949年1月，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

其字里行间透着的咄咄逼人之意，可见一斑，其目的就是逼中共放弃三大战役后的大好局面，不能“一将剩勇追穷寇”。

对此，毛泽东直接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南京，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的阴谋，随着中共获胜已成定局，美国和苏联也完全没有了介入中国革命的抓手。

总之，毛泽东作为世界顶级的政治家，面见斯大林表达自己的“委屈”，一方面是想引起有着相似经历的斯大林的共鸣，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斯瓦尼泽在1904年因风寒而早早逝去，与毛和杨的故事颇为相似。

另一方面，这句话也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向苏联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战略安全而不惜牺牲中国革命的做法表示抗议，当面向斯大林呈现自己的不满，这也十分契合毛泽东“不搞阴谋，搞阳谋”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