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罗瑞卿接到一条密令，发出者竟是毛泽东，与一笔黄金有关

前言

在1949年11月的一天，罗瑞卿突然接到一封密令，发出者竟然是毛泽东主席。

内容倒也简单，毛主席希望罗瑞卿先不要声张，调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彻查一桩尘封十几载的悬案。

这起案件发生于1931年，当时为了营救一批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我地下党员，苏区筹集了120两黄金，将其从江西瑞金发往上海。

然而，这120两黄金莫名失踪于上海松江地区。

因为没有资金及时营救，被捕的九名同志遭到杀害；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无医疗费用含恨离世；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未能得到组织及时救济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总之，这起黄金遗失案件所导致的后果非常惨重，成为毛泽东主席一直以来的心结。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有了条件，他老人家务必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敢截走这一批黄金。

那么，罗瑞卿是否查出这桩案件的真凶呢？

图｜1953年，罗瑞卿与毛泽东在武汉

一

开国大将罗瑞卿出生于1906年5月，他是四川省南充市人，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底，考入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长征时期，罗瑞卿担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安全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由于罗瑞卿将军身材高大，毛泽东主席多次笑着向他人说道：“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1949年11月，当罗瑞卿接到毛主席“彻查1931年我党黄金遗失案”的密令后，他立即于1949年11月下旬，以中央公安部的名义，联合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

因为这批黄金最终遗失于上海，案件最后分发给华东局了。

兹事体大，罗瑞卿特别嘱咐华东局：这是一起严重的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必须要在短时间内，还不能打草惊蛇地破获此案。

华东局不敢怠慢，立即指示华东公安部、社会部拿出具体方案，经过各部门开会研究后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具体负责经费失踪案的是“悬案调查第三组”，组长蒋文增，组内还有三个调查员。

二

想要彻查此案，蒋文增必须先弄清楚当时这批黄金最后遗失于哪个地点，以及交接的具体方式方法。

他带着三个组员，于1949年12月初坐着火车直奔北京，见到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

林伯渠回忆道：1931年，几名党内同志被国民党反派逮捕。按照打探到的消息，这几位同志的身份尚未完全暴露，及时疏通一下找找关系，应当可以把他们营救出狱。

有道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既然想托人找关系，必须要有一批活动经费，当时被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只认黄金、玉器首饰等一些硬通货。

苏区的经济同样不宽裕，为了营救同志，但是，苏区政府最后拨给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

为了万无一失地把这批巨款从江西送到上海，我（特指林伯渠第一人称）想了一个办法，先请金匠把打土豪缴来的金首饰高温熔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金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盒，盒口用锡焊封。

黄金准备完毕后，苏区工作人员制定了一条转移路线，即从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这笔黄金需经由七个地下交通员之手，从江西秘密送到上海，涉及一个交接验核的手续。

图｜快字符

为了确保每条线都不出错，我亲笔书写了一个“快”字，然后请刻章店铺用特制硬木刻成一枚约等于象棋子大小的印章，按笔画分成七块。

七个不同的小印章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上下线交接时，按照一套繁琐缜密的组织程序将手中的信物、黄金还有钥匙一并接收，再往下一个地方转移。

最后，中央苏区收到了其中六个“快”字印章，这就证明黄金最后遗失于上海松江。

三

说清楚了案件原委后，林伯渠还提供了一条线索：“苏区派出的第一站的交通员姓秦，他当时是高自立同志的警卫员。”

高自立当时在东北工作，蒋文增四人立即赶到了沈阳后发现高自立已经病危，老同志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对第三组说：“小秦叫秦朴，如今在广西十三兵团任职。”

蒋文增立马从东北奔赴千里之外的广西，在南宁市郊一所军营，见到了已经升任为副师长的秦朴。

从秦朴那里，蒋文增得到了另外几名交通员的身份信息，唯独没有最后一站松江交通员的信息。

蒋文增回到上海，向局里领导进行汇报，又查阅了原始档案资料，走访了一些知情者，一路顺藤摸瓜，在杭州找到了最后一站的交通员——刘志纯。

刘志纯已经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所以蒋文增没有从秦朴那里得到他的信息。

据刘志纯回忆：1931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他与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成功对接。

按照原定计划，刘志纯于12月3日抵达松江“汉源栈房”。当天下午四点，他与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下线交通员完成交接，对方拎着装有黄金的皮箱走了。

考虑到上下线交通员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线索似乎到刘志纯这里就断了……

四

这起案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好不容易有了一些线索，第三组的工作人员不可能就此放弃。

兜兜转转，蒋文增与组员查到了松江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七年来（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

在1931年12月1日至5日中，入住的非军人旅客（蒋文增认为与刘志纯交接的交通员肯定不是军人）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太太；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

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张太太被首先排除，张老板和梁壁纯包括郭洪顺都有嫌疑。

图｜林伯渠

不过，第三组经过实地调查走访后发现这个梁壁纯的嫌疑最大。

据知情者回忆，十几年前的梁壁纯是祥德源国药号的工作人员，后来却突然失踪，并与组织主动断绝一切来往。（刘志纯本人想和组织联系，却因为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最终未能联系上）

又经过一番努力查找，蒋文增在浦东一幢民房找到了梁壁纯。

找到梁壁纯后，蒋文增把刘志纯照片拿给他看，梁一眼就认出他在十几年与刘交接过。（蒋文增也把梁壁纯的照片给刘志纯看过，确认彼此身份无误）

既然梁壁纯是最后一站的交通员，黄金在他手中遗失的，他本人又消失这么多年，嫌疑非常大，蒋文增马上就对其进行突击审讯。

据梁壁纯交代，1931年12月3日傍晚，他与刘志纯接了头交了货，于1931年12月4日上午，按照领导交代的方式坐轮船，最后在上海曹家渡轮船码头下船。

到站之后，梁壁纯提着行李上了岸，叫了辆黄包车准备回住处。

黄包车不同于小汽车，如果遇上凹凸不平的道路时，乘坐者上下颠簸非常难受。加之梁壁纯身负秘密任务，情绪非常紧张，伴随着黄包车一上一下地起伏，他有些迷迷糊糊，思绪一直无法集中。

忽然，那名车夫与另一名帮推车的人，（黄包车车夫走在诸如陡桥、上坡的地方，会让人帮自己推车，事后给些小钱）将一块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梁壁纯的口鼻，梁壁纯顿时失去了知觉。

等梁壁纯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曹家渡一张旅馆的床上，询问伙计才得知，自己被两个三位年轻的男性送到了这家旅社，已经睡了十八个钟头。

不用多说，梁壁纯清醒后发现刘志纯交给他的小皮箱不翼而飞。

其实，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梁壁纯，早就按照这个小皮箱的大小以及这趟任务的重要性，猜出来里面装的肯定是黄金，要么就是其他贵重的硬通货。

执行这趟任务前，上级明确交代“人在货在”，现在丢了，只求自保的梁壁纯赶紧带着家人逃跑。

梁壁纯很聪明，他离开这家旅社之前，让旅社掌柜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个看着自己醒来的伙计联合出了一个书面材料，详细说明自己是由何时何地被什么人送到这家旅社。

其最终目的就是希望组织日后找上自己，证明他不是拿那批黄金的罪魁祸首，真凶当另有其人。

五

线索到这里似乎又已经中断了，黄金虽然在梁壁纯手中丢的，但他本人并不清楚这批黄金最后去了哪里。

侦查员对此作了反复研究，最后认为这不是一起有预谋的劫案，应当是几个毛贼临时起意，骗目标梁壁纯上车后作案。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一面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另一面三教九流，各路人马都有，社会状况与治安相当混乱。

想在十几年后找出是谁迷晕了梁壁纯，拿走这批黄金的凶手，真犹如大海捞针。

天无绝人之路，1950年5月的一天，上海市第二看守所所长向第三组传来一则重要消息。

当时羁押在看守所的两名犯人曾丰、冯安宝联名提供一条关于1931年黄金案的线索。

曾丰生于1896年，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华捕，从1923年一直干到1943年。

上海解放后，市公安局政保一处找到曾丰，要他交代当年在法租界办过的几起案件。

图｜旧社会黄包车夫

因为曾丰一直没有交代清楚，他被关押在上海第二看守所里的一个大监房。

同监的犯人听说曾丰曾是巡捕房的刑警，都让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解解闷。

闲着也是闲着，曾丰有一次就说到了曹家渡的黄金抢劫案，他说这是1931年入冬后没几天发生的，当时竟然没有报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后。

1950年5月的一天，同监犯人冯安宝悄悄向曾丰咨询一个政策问题：人民政府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如果有谁知晓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内幕，能被宽大吗？

曾丰从话里话外察觉冯安宝社会阅历不深，但他肯定知道一点黄金案的线索，曾丰于是一点点从他嘴里套出了一些有用的线索。

冯安宝，生于1916年，其父冯定飞是开机修厂的，以维修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为主。

按照现在的话说，冯安宝家境不错，加上他为人大方，经常和社会上的人结交，妥妥的属于“小开”。

冯安宝有个表兄，名叫吉家贵，比他大十岁。

1931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冯安宝的十五岁生日，家里自要好好庆贺一番。刚从舞厅辞职的无业人员吉家贵以“帮忙”为由，住进了冯家。

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吉家贵在冯家一直住到12月上旬。

那几个月里，冯安宝与这个表哥，还有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整日厮混在一起。

冯定飞看到儿子整日不学无术，担心被社会上的人带坏了，就让他与吉家贵拉着家里的一辆黄包车去街上锻炼锻炼。

说是锻炼，其实就是让这两个小兔崽子有点事情干。

玩了两个来月，吉家贵、阿古、小克已经能把车拉得像模像样了（冯安宝当乘客，从不拉车）。

大约1931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家贵把这辆黄包车送回来了，并且与冯家似乎断绝了来往。

冯安宝当时对此毫不在意，他日后成了一个纨绔子弟，整日就是吃喝玩乐。到了新社会，冯安宝以“强奸罪”被人告进了公安局。

这种罪无论在历朝历代都需重判，冯大少爷吓坏了，他听了老刑警曾丰说的这么一嘴抢劫黄金案，冯安宝立马想到是不是表哥和阿古、小克他们三个做的？

六

曾丰听完了冯安宝的叙述，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二人于是联名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事实果真如曾丰预料的那样，警察立刻出动，连夜拘捕吉家贵，在其住所搜出一个白铜盒，经梁壁纯与刘志纯辨认，正是当年经手交接的那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这桩已经相隔十九年的黄金抢劫案供认不讳。共三人参与此案，他是策划者，刘阿古（阿古）、庄克（小克）则是执行者，作案动机是筹款开店。

1931年12月4日清晨，吉家贵、刘阿古、庄克把黄包车擦拭得一干二净，前往曹家渡码头准备拉客，同时伺机作案。

三人发现梁壁纯神色紧张，将一只小皮箱紧紧地护在身前，不用明说，这只小皮箱里面肯定装有贵重物品。

因为他们的黄包车比较新，加上有意接近，梁壁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上了“贼车”。

刘阿古拉车，庄克在后面推车，当行经到一处偏僻的地方时，吉家贵用准备好的药布迷晕了梁壁纯，后将他送到曹家渡大旅社，推托梁壁纯是他们的朋友，宿醉不醒。

然后三人拎着皮箱，逃之夭夭。回到住处后，将箱内的白铜盒打开，三人各获四十两黄金后彼此断绝联系。

1950年5月12日，第三组拘捕了另一案犯刘阿古，他当时在上海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另一案犯庄克于1934年拜杜月笙为师，1937年，参加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后与日寇作战时阵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图｜解放后，公安机关审判案犯

从侦查员口中得知庄克曾参与过黄金劫案后，庄克父母主动交出儿子生前交给他们保存的两根“大条”黄金。

这两根“大条”经当年瑞金县城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

结语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于1959年病故。

曾丰、冯安宝分别于1950年7月和1950年11月释放。

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唏嘘不已。

他们原本认为这桩黄金抢劫案应当是内部叛徒所为，再不济也应该是国民党反动派从中作梗。

万万没想到，三位不起眼的小毛贼竟然如此胆大包天，窃取了这批黄金，导致整条战线上的同志全部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