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毛主席决定任命田维新为总政主任，故意向他：曹植埋在哪

1973年12月21日，在这一年末关头，时任中央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没想到会迎来自己岗位上的又一次变动。

当时召开的，是一场中央政治局会议。

而会议上所宣布的关于军区司令员对调一事让参会的众人都大为震惊。

同为参会者的田维新没想到，更让他惊讶的，还是后面的事——

这次会议还是田维新第一次亲眼见到毛主席，更令他惊喜又意外的是，毛主席竟然在会后接见了他们几个政治部干部。

毛主席一一与几位干部握手交谈。

当毛主席走到田维新面前时，他激动又紧张的心情难以平复。

毛主席与田维新握过手后，开始亲切地与他聊起家常话。

毛主席：“维新同志，你是哪里人？”

田维新挺直了腰杆，迅速平复下自己澎湃的内心后回答道：“主席好，我是山东东阿人。”

毛主席想了想，似是随口接问了句：“那你知道曹操之子曹植埋在哪里吗？”

田维新没想到毛主席这么“不按常理出牌”，原本预备好的家常回话也只得默默收回去。

这个问题外地人可能不好回答，但对作为本地人的他却几乎是不作思考就知道答案。

他肯定地给出答案——鱼山。

曹植是历史名人，故里出了这么一位文学家，乡民百姓当然都以此为傲，所以田维新几乎都敢打包票，他们家乡人肯定无人不知曹植墓在哪。

只是知道是一回事，被问又是另一回事。

但没等他思考出主席的用意来，只见毛主席点点头，追问道：“鱼山左边是不是有个湖？是什么湖？”

于是田维新只能顺着毛主席的思维回想鱼山一带的情况，作为切切实实的东阿人，他当然知道鱼山附近有个湖，只是跟主席说的似乎有些出入。

他稍作思索，还是笃定地回答说：“鱼山附近确实有个湖，叫做‘东平湖’，但跟鱼山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确实，据他所知，鱼山附近的‘东平湖’实在算不上主席说的‘鱼山左边’那样紧邻的距离。因此，他还是选择说出实际情况。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毛主席对他的回答赞许地点点头，说：“那就对了！”

不等田维新接腔，毛主席当即对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以后总政治部就交给你了！”

毛主席为什么要问这几个问题？与任命田维新有关联吗？

一、田维新是谁

1916年出生于山东东阿的田维新原本是打算走师范道路的。

可惜，形势急变，随着1937年日军的大举入侵，田维新发现自己不可能再安于一隅地教书启蒙。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从军之路。

早期，他加入了国民党冯玉祥部下范筑先的部队，可惜一路辗转，他发现在国民党部队中无法实现他心中抗日救国的报复。

后来，范筑先战死，机缘巧合下他便转而加入到八路军的队伍中。

田维新在八路军部队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涤后，在战役中表现出色，他很快就成为了我党的重点培养对象。

1939年，组织将田维新派到了太行山抗大一分校进行学习深造，并在同年提交了入党申请，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抗战年间，田维新先后参与了百团大战、祈太平战役、蟠龙战役等。

在诸多战役中他不仅担任着指挥员一职积累下赫赫战功，更是前后担任过数个部队的政治主任与政治委员，从中负责将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军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力量。

要知道，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并不是普通工作，其作为党与军队的“生命线”，是我军不断提高凝聚力与战斗力的重要法宝，也是我党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重要保障。

随着新中国成立，升为大校军衔的田维新，被派到沈阳军区任职，并担任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副政委等职事务。

多年来从事政治教育的经验让田维新顺利地在沈阳军区驻扎下来，并在此将军区事务处理得出色又稳妥。

1969年，田维新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年会成为他事业上的一大转折点。

当时，适逢新中国成立20周年，在国庆期间，田维新与沈阳军区观礼团的同事们一同前往北京参观典礼。

庆典典礼结束后，各大军区的观礼团还留在北京继续参观，其中自然包括了田维新。而他事业的转折，就发生在典礼后的某一天。

那天，尚在北京参观的田维新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了几声“首长”，他对此倒没当回事，毕竟他自知那必然不是在喊自己。

哪成想，附近一时半刻都没人应和，田维新正觉奇怪，就见那喊着“首长”的人来到跟前，看样子居然是在喊自己。

田维新隐约记得对方是中央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当即就茫然地说，自己没资格被喊作‘首长’。

本来也是，从职责上看，总政治部作为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机关，负责管理全军党的工作，算是地方军区的上层领导机关。

而自己不过是地方军区一个小领导，哪能无故被领导机关的干部喊“首长”，这实在是毫无根据的事。

没想到，更让他惊讶的事还在其后，那位同志非常认真地解释说，自己已经看到了上头下发的任命书，上边通知的就是把田维新调到总政部担任副主任。

田维新随即向沈阳军区确认情况，没想到对方所说的都是事实，任命书居然也已经下发至沈阳。

而他更没想到自己此番一来北京竟就这么告别了沈阳军区。

由于后来总政部有许多工作亟需推进，因而田维新也没能回到沈阳军区交代工作，就直接留京上任了。

自此，田维新开启了他在中央的事业生涯。

二、毛主席几个问题的深意

1973年12月21日，田维新参与的这场中央政治局会议涉及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

这个决策背后其实也有段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当时，国内形势较为不稳，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状态也逐渐不好，毛主席便有意培养邓小平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恰巧有一次，毛主席在听工作人员汇报军区情况时，心里浮起一个念头：现在各大军区司令员在原来的位置上待的时间太久了，这样不好。

他认为需要进行一次适当的人员调动。但这一做法无论在何时，都是一项重大且复杂的决定，因而他打算与邓小平商议一番，交换意见。

于是，在二人的谈话过程中，毛主席适时提起了这一想法。

邓小平闻言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他也知道这一步涉及诸多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最终，他直接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态度——

他将放在他与毛主席面前的茶杯对调位置。

毛主席当即就意会了邓小平的态度，不禁鼓掌笑着感叹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也是在这段故事的推动下，才有了后来会议上提出的对于军区司令员与总政治部的人员调动一事，并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当然，毛主席问的几个问题也是有一番考量的。

关于曹植埋在何处，这个问题除了山东东阿的本地人外，兴许只有对此段历史文化有所了解的人才知晓问题的答案了。

恰巧，毛主席就是对三国历史兴趣颇深。

他平时便钟爱阅读三国史书，而同样具有相当高的文学造诣的他，对于与“建安七子”齐名的曹植也有过一番研究。

因此，对于东阿的鱼山与东平湖大致地势位置他自是了解的。

实际上，毛主席对田维新所问的几个问题可谓是环环相扣，一环接一环下只为从中探寻田维新的个人涵养与处事方式。

毛主席自然是知道东平湖不在鱼山之左——鱼山的左侧本来就没有湖泊。

但当主席亲口问出鱼山左侧是否有个湖时，多数人若是在不了解实情，或是有意迎合的，势必会顺着主席的话说下去，以借此表达自己的渊博。

如果田维新真的顺着主席的话点头说是，那毛主席可能还会对他的个人品质存有疑虑。

而田维新的反应却是非常灵活，他显然是知道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的。

可他没有直接否定说“鱼山左边没有湖泊”，更没有顺着错误往下说，而是以一种迂回委婉的方式略过方位问题，直接回答说“鱼山附近确实有个湖，不过有一定的距离。”

这并非有意模糊问题，更不是立场不明，而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

他的临场反应正体现了他个人在待人处事方面的大智慧——既不会让领导因为错误而下不来台，又没有刻意地阿谀奉承、将错就错。

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其中仍能够秉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认真对待问题——哪怕只是主席聊家常式的随口一问。

因此，毛主席当即就判定田维新是能担大任的那类人。这样的实事求是精神对恰是处理政治思想工作所必不可少的。

再加之田维新自从担任中央总政治部副主任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无论于工作原则上，抑或是工作方法上，他都有着出色的工作表现。

如此，又加上他此次的反应能力确实值得肯定，这才会让毛主席安心地将总政主任这样更高一级的岗位托付给他。

三、后来的田维新

当然，毛主席这个决定于田维新而言相当于是一次升职。

一般人若是得知了自己升职的消息，还是在主席的指示下，想必已经喜不自胜了。

但在满腔的责任心驱使下，田维新却完全没有感觉到喜悦，而是更为稳妥地回答道：“主席······我恐怕难以胜任主任这一职务，还请主席委派其他人，我······”

对此，毛主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总政治部就由你负责！”

话已至此，再推拒似乎有些失礼之嫌，但当时田维新已经无暇多想，他是真的认为自己能力尚且欠缺，难堪大任，继续推辞。

但毛主席却认定他了。

这一切看起来木已成舟，田维新忧心忡忡，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只等回去接正式的任命书。

当时，对于田维新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这一决定，主席身边主持相关工作的周恩来与叶剑英自然也是大力支持。

可惜，后来因为其他原因田维新到底还是没能当上这个总政治部主任。

即便如此，田维新仍在他总政副主任的岗位上数百年如一日地做好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并坚持着将自己身上那份为毛主席所肯定的实事求是与为人处世精神继续发扬，无愧于党与人民对他的期待。

到他晚年退休之后，他也仍坚持为国为民。

在此期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田维新老同志探访他的老部队，并在部队中为年轻一代宣讲党的历史与革命传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凝聚新鲜的军队血液，点燃年轻军人们的爱国热情。

同时，田维新不仅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战史》的编审工作，还亲自撰写了一部22万余字的回忆录——《田维新政治工作生涯》。

他的作品作为他工作生涯的纪实录，至今仍为后人参考军队史料、了解政治工作的宝贵资源，启迪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以此为榜样投身于当下的现代化建设中去。

结语

田维新同志不仅是山东东阿人民的骄傲，也是全国人民的骄傲。

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毅然投笔从戎抗击倭寇的他；是在解放战争时投身战役，为了人民自由而不懈奋斗的他；是在和平年间仍奔走于军区与中央，尽心尽力地要为政治教育工作鞠躬尽瘁的他。

他为我国的军队建设、政治建设等方面都付出自己所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既能听从命令，又能在关键时刻坚持自我，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让他的精神品质都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