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折子和现代的请示报告（一）——丞相

雍正是皇帝中的劳模，这是公认的。有说雍正在位期间批字书写500多万字。北京故宫存其朱批汉文奏折就有3.5万件，满文奏折6600件，共有4.1万余件。其在位不到13年，实际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近10件。奏折上最长批语达1000多字，比奏折本身还长。台北故宫也有很多这类档案。再算上遗失散轶，这个工作量可能要翻番。所以，雍正不是996，而是007，很大可能是过劳死。

找了一些清朝皇帝批过的折子，很多折子都非常可笑。比如杭州织造图省事在请安折子的封袋中又装了一个当地知名僧人圆寂的折子，皇帝说你是跟我请安呢还是咒我呢。

同样是这个织造，在某地民众聚众造反几个月且已被皇帝责成专员带兵镇压一个月后，又上了一道听闻某地某人等聚众造反的折子，皇帝只能批示知道了知道了早就知道了。

还有直隶总督连年连月向皇帝报告直隶治下降雨的折子。皇帝起先批示甚慰，后来批示知道了，实在无奈就批示说直隶境内下雨我也看得见，用不着一个内容这个月报了下个月报，今年报了明年还报，报的太密了。甚至批的手滑， 把该员一个好不容易的正经要事折子给批了个“阅”，耽误了事情。

这里就涉及到古代中国皇帝治理天下模式的问题。我们知道，最早的国家是由家族、族群、部落聚集形成，推出一个天下共主，其底层逻辑内含一个各部落、各势力共治的意思。

秦朝大一统之前，中国主要是封建制，也就是千年后中世纪欧洲仍在实行的分封制。诸侯国主、贵族封臣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说了算，并向他的领主、君王承担纳贡、出兵等义务。即便是周王，除非征战或重大礼仪活动，平时也只在王室的直辖国境内活动并行使直接管理权。

到了秦朝，始皇帝变封建为郡县，权力收归中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管的更多、更宽、更细，对信息的需求呈指数上升。书同文、车同轨、秦直道、运河漕、驿站快马，服务并支持了信息传输的需求。

硬件具备了，软件上的流程也要理清。流程重在节点。军政流程的节点当然是体制内的各级衙门、官僚。但在明朝以前一直有两个并存且相对对立的核心节点或者是中枢，就是皇帝和丞相。

据信商周以来，各朝、各国就有丞相，可能叫太宰、上卿、三公、宰相、平章事、参知政事。但商周时的丞相还不算是典型的丞相。典型的丞相是从秦朝开始并逐渐强化。所谓典型的丞相就是与国君分权行事，各负其责。国君当然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国事的最终决策或者裁决者。典型的丞相直接对国家政务施政下令，一般不向皇帝请示，很多甚至都不用事后报告。皇帝一般不干预丞相执政，轻易不会否定丞相的政令，否则就是非礼。古代的礼法一体，其实就是非法。

皇帝要是有什么想法一般要和丞相商议，经丞相认可后，由丞相发布实施。这条路走不通或不想走，那就通过特殊程序把要决策事情直接提到由皇帝来定夺的层面，并绕过丞相、内阁、三省六部以敕的形式法外行权。要是还不行那就只能换人了。

所以，丞相的权力极大。后世的六部其实以前都是相府负责钱粮、兵马、营造、刑名、人事劳资的管家，早期都是私官。日常政务处理和议事都在相府。皇帝的朝会往往是形式大于实质。所以明清以前六部政务主管，权力挺大，级别并不很高，因为他源于相府的府官。丞相本官才三品，他的府官级别肯定不能太高。而级别与丞相平级甚至更高的三师如果不兼政务，也只是个荣誉。

而且丞相是百官之首、文人之揆，有正朝纲、培风气的道德权力，他甚至可以干预皇帝的家事。历史上很多皇帝、后宫、太子的废立都是丞相操持。当然很多干了这个事的丞相都留下了权相甚至奸相的名号。但不能否认丞相干预皇庭在礼法上的正当性。古代皇帝任性违背礼法宗制，如果太后不发话，甚至太后失德违制，除了个别言官和不怕死的臣子，即便百官汹汹，但更多也就是腹诽，说这个话、挑这个头还得是丞相。因为其他人这么做很可能就是妄议，就是僭越，就是大逆不道，丞相则不然，因为他承担着本朝礼法的建设者、施行者、维护者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