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的江青：也曾平易近人，尊重司机和医生，在苏联学摄影

其实，就算是江青，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她有坏的一面，同时也有好的一面。

不同于江青在文革时期的盛气凌人和“恶言恶行”，在五十年代初期，江青在待人处事上，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我说几件小事。

江青

第一件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期。因为江青曾经在上海演过电影、话剧，对演艺界的事务比较熟悉。所以，她有段时间被派往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工作。

当时电影处的办公地点不在中南海，离得有点远，公家就派了一辆汽车接送她。不过这辆汽车是一辆老破车，年数久了，经常在半路熄火。这就需要司机下来用摇把使劲地转动，等到噗噗作响之后，司机才能重新发动，让车子继续前进。

等待的过程无疑是很烦人的，而是还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可是江青依然安之若素、耐心地等着汽车重新发动。而且事后，江青也没有凭借毛主席夫人的身份，要求换一辆新的汽车。

上面这件事情是由江青时任秘书齐锡宝所说，由齐锡宝的同学兼记者胡邦定记录了下来。

从一件小事中，我也意识到环境真的是可以改变人的。江青之前在上海十里洋场的影视界待了三四年，自然沾染了一点娇贵的习气。

江青在上海

可是自从投奔延安后，又与毛主席结为夫妻，住了十年窑洞，过了十年的艰苦朴素的日子，自身也逐渐养成了平易近人的作风。

再加上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央领导人的带头表率下，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廉洁奉公、躬行节约的风气。

那么，江青能这么做，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江青第二次去苏联治病期间。

此前的1949年4月，江青从北平出发，先坐火车到沈阳，然后再转到大连坐飞机去往苏联。这架飞机是苏联派来接她的专机，江青也第一次体会到了“第一夫人”的感觉，这是江青的第一次去苏联治病。

1952年9月6日，江青第二次去苏联治病，毛主席亲自在机场送行。陪同江青的还有一名女翻译以及其他警卫人员，依旧坐的是苏联派来的专机。

毛主席与江青

女翻译名叫张国男，是李公朴烈士的女儿（她是随母亲姓的，母亲姓张）。

张国男不仅是江青的翻译，也临时兼任着江青的秘书。

张国男晚年回忆说，那时候的江青待人和善、衣着朴素，一点也没有文革时候的那种盛气凌人和“恶言恶行”。

张国男还说，江青原本不会照相，也没有照相机。到苏联治病后，苏联政府照顾这位主席夫人，送了她一架照相机，这是苏联二战胜利后把德国的照相机厂拆迁到国内生产出来的，质量相当好。

江青和张国男的合照

从此江青才慢慢学着照相，也才有后来毛主席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著名诗篇。

张国男还回忆道:

江青从信中得知帮她料理家务的姐姐之子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她让我帮她接通汪东兴的电话，我听她在电话里追问她外甥是怎么进这所大学的，直到对方肯定地答道，是自己考上的，她才放心地放下了电话。

江青对张国男说：“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影响。”

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事实。在建国初期，党的高级领导和家属相当的朴素和廉洁。江青贵为毛主席的夫人，连一部照相机也没有，更不要谈其他贵重的首饰物品了。而且，那时的高级领导还真是以身作则的。

第三件事，也是发生在50年代初期。

当时的江青身体虚弱，经常生病。而天津总医院妇产科主任俞蔼峰（女），因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医术高明，基本功扎实，声名远扬。

俞蔼峰

所以，俞蔼峰每个月都会从天津来一次北京，替江青治病，因而对江青的印象比较深刻。

根据俞蔼峰的回忆，江青待人和善、平易近人，对待医生特别的客气和尊重。接着，她又回忆起江青的穿着打扮。她说那时候的江青白白净净的，没有浓妆艳抹，看起来很舒服和美丽。穿的也是普通的布鞋，只不过鞋面上钉上一个小绒球，显得有点女性气息。

江青与毛主席在延安

不管怎样，从这三件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至少在50年代初期，江青的待人处事还是非常亲民的，这时候的她平易近人，尊重司机、医生、翻译员等各种职业的劳动人民。这时候的她也是不讲究穿物质生活条件，艰苦朴素的。

虽然在后来的十年文革中，江青开始变得乖张暴戾、盛气凌人、高高在上了。但是我们看待历史人物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然后进行分析领悟。这样，我们才能以史为鉴，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