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周一个没有活力的时代——活在洪武时代（五）

2022年11月18日07:05:02 历史 1165

你好，欢迎来到一周一本书。今天继续聊这本《活在洪武时代》。

前面，我们说了史灵芝案、郭恒案、杨馒头案和陆仲和案，展现了朱元璋为了最大限度巩固明王朝的统治，在军事、货币和税收制度顶层设计中存在的重大缺陷。今天我们从一起知丁连坐案说起，看看朱元障是怎么管理社会的。

案件很简单，就是镇江府的坊甲邻里人，长期纵容以韦栋为首的十八名游民，听凭他们交结官府祸害百姓。韦栋等人事发后，这些“坊甲邻里”被朱元璋全部抓了起来，集体罚去做搬石头砌城墙的苦力。

洪武时代被罚去做苦力的罪犯，命运相当悲惨，刘基曾哀叹“工役人死暴露尸骸不收”。这批镇江百姓自然也不例外，有些人为此耗尽了家财，有些人直接累死在工地，有些人选择逃亡，然后被捕处死。

朱元障为什么会抓这些“坊甲邻里”呢？因为他们没有执行朱元障颁布得知丁法。

知丁法大意是，百姓必须知晓邻居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读书的，要知晓在哪里上学，谁是老师，同学是谁；当老师的，要知晓学生有谁；种地要知道何时出门耕作，何时回来。工匠出门做工，要知做工的目的地，工种，归来的时间。知道经商的本钱多少，货物轻重，路途远近，走水路还是走陆路。若长时间未归，邻居就必须去家中调查原因，等等。

朱元障颁布知丁法的目的，本质就是为了禁锢社会，方便统治，勒令百姓只能从事士、农、工、商四种职业，否则就是“逸民”“游食者”。邻居之间必须相互监视，如果发现“逸民”“游食者”不管，一旦逸民犯了事被处死，他们都要同罪连坐。

问题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体系”是春秋时代的概念。到明代，职业早已多元化，服务员、牙人、戏子、画师、剧作家、护院、代写书状信件等等，都不在“四民”的范畴。

那些不在“四民”之列的百姓，只能改行，时间只有一个月，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难度再大也要改，毕竟大势所趋，否则邻居就要举报押送官府了。如果不想改行，又不想被抓，有没有办法？答案是有，就是自残。

洪武十九年（1386年），福建沙田县13个百姓，既不能一个月内另谋职业，又怕自己被抓，就商量自断手指，这样就有了不在“四民”之内的充足理由了。结果，被人告发，于是被枭首示众，各家成年男丁被杀，妇女、小孩一律流放。

与知丁法配套的是路引制度，就是百姓出门要办通行证。路引的办理并不免费，还不是一个小数目。换算成大米，最高约为320斤大米，其次约256斤大米，最少也得192斤大米。百姓负担不起，自然减少出门的频率。

朱元璋就以知丁法限制百姓自由择业，以路引制度限制百姓自由流动，以牺牲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老朱家政权的稳定。

当时，各处城镇与关隘都严查知丁法和路引制度的落实情况，不仅偷渡逃军逃囚被抓，就连许多正常的百姓也会被抓。比如，为了省钱，去一个地方百姓会一起申请路引，但到地方办事很难同步，有人办事顺利，有人没有办完事、但路引是有效期的，于是就经常出现路引登记十人返乡五人的情况。

面对这种情况，朱元障只会用雷霆手段，施以严刑峻法。他认为帝国到处是“贪婪之徒”，百姓愚顽难治。根本不会体察百姓的困境。从此社会上充满了恐惧的气氛，亲戚邻居互相监视，妻舅、母舅、伯叔兄弟互相告发，父母扭送子女去官府……这就是朱元璋亲笔描绘的洪武时代，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地狱。

洪武二十五年，太学生周敬心有一段冒死上奏，揭破了洪武时代的“盛世”幻象。

周敬心说，百姓们被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朝廷的教化渗透到基层，但没有百姓喜欢；朝廷的法律极其严苛，百姓也不愿服从。朝廷追求国富兵强，追求高深的城池和壮丽的宫殿，追求更广的领土和更多的编户齐民。所以不断征兵、不断汲取民财，对外征战不休，对内大兴土木。不断发起政治整肃运动，其中洪武四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三年便大搞了四次，大批官员百姓没做甄别调查便被诛杀。这些被杀者当中，许多人其实是忠臣烈士善人君子。

当百姓们都活在水深火热中，剩下的出路就只能是造反了。就有了书中的“彭玉琳案”，揭示了一个遍地暴动的洪武时代。

在广东，东从潮州，经惠州、广州和韶州，西至高州和雷州，包括琼州和崖州，几乎整个广东，在洪武时期都爆发过民众的武力抗争。

在广西，洪武三年有阳山县百姓聚众起义；洪武五年有南宁卫激反当地百姓，3000余人揭竿而起；洪武八年有柳州卫辖区内的百姓起义；洪武二十八年有规模极大的黄世铁起义，明军在镇压过程中杀死了壮丁18000余人及家属8200余人，暴动发生区域仅剩下648户百姓。

在福建，洪武三年有惠安县百姓武力暴动；洪武五年有同安县百姓攻占县城；洪武十年有泉州百姓攻入安溪县抢走县印；洪武十二年有龙岩县百姓数千人落草雷公狮子岭；洪武十四年有福安县百姓8000余人揭竿而起、龙岩县百姓再次暴动。

这是三省的情况，其他地区也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在明初六七十年中，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起义遍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十来个省份，规模大的有几十万人。一个王朝的初期，农民起义竟如此频繁，地域如此广泛，这在历代王朝中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