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拖枪逃跑”时想投奔的司令员刘子才，他后来去了哪儿？

老覃在前天写了《毛主席和张国焘比，谁的学问大？毛主席说：我看是张国焘的学问大》一文，文中讲到，193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本来，毛主席已经说了，“张国焘的错误只属于他张国焘一个人，不能把张国焘的错误扩大到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的头上”。

但是，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是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其中的许世友因为不同意把四方面军撤到川陕说成是“逃跑主义”，被愤怒的人们骂成了“张国焘的徒子徒孙”、“大别山的土匪”……

许世友一怒之下，策划出了一个后来所谓的“拖枪逃跑”事件。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当时，延安的公安部门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给中央打报告，要求统一管理在延安一带的军人的枪支。

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

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认为这是在针对他们，意见很大。

许世友私下和老战友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说：“咱们拿枪是要给穷人打天下的，枪被收缴了，就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人家说咱们是‘逃跑主义’，咱们就干脆逃跑给他们看，换个地方，照样干革命！”

他的一番话，说动了詹才芳等人。

但是，“换个地方”，换哪个地方呢？

许世友胸有成竹地说：“回大巴山找刘子才！刘子才那儿还有一万多人，我们去找他们，他们求之不得哩。”

在许世友的鼓动下，有5个军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20多个团职干部、2个营职干部，愿意和许世友一起走。

不过，行动尚未开展，其中的王建安认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错误性，上报给了抗大保卫处长，再由保卫处上报给抗大政治部，从而通过莫文骅、林彪，反映到了毛主席那儿。

毛主席非常冷静、理智处理了这件事，并教育和保护了许世友、詹才芳等人。

许世友、詹才芳等人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将领。

话说回来，许世友他们想要投奔的刘子才后来怎么样了呢？他到哪儿去了呢？

本文就来说说这个被很多史书忽略了的人物。

刘子才是安徽六安人，1929年参加了由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发起的六（安）霍（山）起义，后随红七十三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红4军12师36团团长等职务。

我们都知道，中央红军长征后，部分红军和游击武装留在苏区就地开展游击战，被称为“红军南方游击队”。

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南方八省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后来被改编为新四军，成为了抗日战争中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话说回来，红四方面军在粉碎川敌的“六路围攻”之后，于1935年1月22日接到中共中央电令，要求西渡嘉陵江，以“配合中央红军实现转入川西”的战略计划。

恰好在这个时候，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进入了陕西镇安一带，遭到了敌人的重兵追堵。

红四方面军于是决定出兵陕南，策应中央红军和红25军。

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于1935年2月1日在四川省旺仓县的旺仓坝组建游击队，称巴山游击队，由原绥定道委书记刘子才担任司令员，要他们留守川陕苏区。

1935年4月21日，四方面军胜利渡过了嘉陵江，退出了川陕苏区。

巴山游击队固守在川北与陕南之间，并向陕南纵深发展，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发展到1200余人。

老覃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许世友策划“拖枪逃跑”的时间是在1937年4月，当时，他对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说“刘子才那儿还有一万多人”，显然，得来的消息有误。

巴山游击队最强盛的时候，是在1937年8、9月期间，彼时，队中不仅收拢了长征途中因故、因病、因伤而掉队的红军，还聚集了西路红军在甘肃被马家军冲散而返回的人员。当然，最为称道的是，他们还增添了成编制的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特务连，总人数达到了1500余人。

但这1500余人距离许世友说的“一万多人”还是差得太远。

并且，在1936年5月，因为刘子才未能正确对待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特务连对他指挥失误的不满，被撤职为了炊事员。

也就是说，许世友等人准备去投奔刘子才时，刘子才不过是巴山游击队的炊事员而已。

彼时的巴山游击队司令员，已改由原绥定道委宣传部长赵明恩担任，巴山游击队也因此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赵明恩游击队”。

赵明恩带领这支游击队进行了五年时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战斗，于1940年春失败。

巴山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失败后。赵明恩打算取道南江小河子前往巴中重新聚集革命力量，再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一路跟随他的队员杨之芳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1940年3月15日，他在和赵明恩投宿于中坝猪槽沟时，杀害了熟睡中的赵明恩。

刘子才也是一个百折不回的钢铁战士，他在游击队被敌冲散后，辗转流浪到了沔县，后又转到汉中十八里铺，以帮人弹棉花为掩护，积极联络为敌打散的游击队员，准备重建巴山游击队。

但在1940年10月，他被叛徒管业元发现，不幸被捕，在南江县城壮烈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