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看到角落一副挽联，激动问道：此人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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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毅元帅去世，举国哀悼，毛主席当时虽然日理万机，但在最后时刻仍旧决定推开其他事务，赶往追悼会现场。

来到现场后，看着满目的挽联和鲜花，毛主席非常悲痛，就在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了角落里的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些描述，饱含深情地写尽了陈毅元帅的一生，可见作者不仅对陈毅元帅非常了解，而且感情极为深厚。

甚至令毛主席都想到了曾经和陈毅元帅一起共同革命和奋斗的岁月，他不禁有些激动地向身边的人询问：

这副挽联的作者在哪里？此人来了吗？

那么，这副挽联究竟出自谁手？他和陈毅元帅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高风亮节献国宝

1898年3月，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张镇芳不仅是清朝末年最后一任直隶总督，还与袁世凯有着姻亲关系。

张伯驹家里不仅颇有人脉，还非常富裕。

清朝末期，由于政府控制力减弱，政治环境也变得更为宽松，民办银行的风潮颇为兴起，而张镇芳便是当时被誉为四大银行之一的盐业银行的创办人。

张伯驹的父亲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不仅非常关注他理论知识的学习，还从小培养他的诗书字画。

成年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张伯驹进入军界，从军校毕业后一度在吴佩孚、张作霖等人手下任职，不过张伯驹完全不喜军事政治，也看不惯同僚们的趋炎附势，很快便弃职回家了。

虽然家里生活富足，但张伯驹的父亲也不能忍受儿子就此游手好闲，因此安排他去家里的银行做个闲职。

当时的盐业银行开始进行艺术品质押业务，常常收到清政府抵押的古董文玩，张伯驹也因此见识到不少，民间难得一见的珍宝。

自此，张伯驹不仅培养了眼界，还找到了自己毕生的爱好，从此步入了收藏界。

1927年，张伯驹和往常一样在琉璃厂的一家古玩店闲逛，那时的琉璃厂是北京城最大的古玩交易市场，不过由于真假混杂不齐，所以张伯驹的收购一直也颇为谨慎。

而那一天，张伯驹却突然发现了一幅横轴书法，那是康熙亲笔写下的丛碧山房四个字。

在清代的众多皇帝中，康熙的书法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然而因为笔风、与先前留存的其他真迹有些颇为不同，这幅字挂出许久也未被人买下。

但早年长期的见识让张伯驹知道，这幅画是难得的真品，于是便立刻收入囊中。

那时正值国家动荡，为了换取金银，有藏品的人家开始大量出售，许多古董贩子也借机低价收购，再将其销往海外以赚取差价，也因此导致了无数国宝就此永离国土，不知所踪。

韩干的照夜白图便是其中之一，清朝灭亡后，他的所有者恭亲王之孙浦伟，为换取资金竟将其转卖到了英国。

张伯驹知道后对此痛心不已，他甚至为此联络身在海外的亲戚朋友，但最终也未能购回，永远流失在了海外，这件事也成了张伯驹毕生的遗憾之一。

随着日本投降，溥仪满洲国的美梦也破碎了，他带着大量珍宝字画逃离皇宫，而这些国宝也随之流落民间，这其中便有展子虔的游春图。

游春图不仅是展子虔留存于世的唯一作品，还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山水画之一，其上有宋徽宗的亲笔题字，收藏价值非常高。

在得到消息后，张伯驹立刻联系卖家，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幅画的售价竟达到了八百两黄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的张伯驹，只好不断讲价，最后成功讲到了二百两。

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笔巨款，为了筹钱，张伯驹只好卖掉了北京的一处房产，最终成功买下了这幅字画。

张伯驹曾说：

买下这些古董和字画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包含我国历史文化的国宝流落国外。

事实上，在之后的日子里，只要张伯驹看到有人出售国宝，便会尽全力把它买下来。

在随后的日子里，张伯驹又在溥儒出售平复贴时多次拜访，不过都因价格过高无功而返。

终于，在溥儒母亲去世急需丧葬费时，张伯驹直接给予资金资助，感动了溥儒，以较低的价格收购了平复贴。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古玩收购，终究是有些高调了，于是张伯驹的行为，引来汪伪政府的关注。

1941年，张伯驹如往常一样，前往上海参加盐业银行每个月的例行会议，可这一次，刚下飞机的张伯驹，竟然直接被一群不知名的人给带走了。

这场令人震惊的绑架案很快便传遍了上海，虽然无人敢明说，但绑匪的身份已经是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都是汪伪政府的手下。

这些丧心病狂的特务们，不但对犯罪有恃无恐，还公然向其家人索要高达300万的赎金。

张伯驹知道，家人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现金，筹钱的唯一办法便是变卖字画，而此时的日本人非常想从他这里买到平复贴。

在那个年代，针对名流的绑架案往往持续时间颇长，达到几周甚至数月也是有的。

因此，在被囚禁的过程中，张伯驹想尽办法传话给妻子潘素，让她绝对不要出售国宝，自己宁可死在里面，也不能卖出一幅藏品。

潘素虽然深爱丈夫，但是她更懂得丈夫的理想，因此只得含泪同意。

由于张伯驹坚持，两方之间竟然僵持了长达八个月，最终，在多方转圜下，赎金一降再降，直到降至了40万，张伯驹的家人才终于得以凑钱将其赎出。

张伯驹此等毅力，可见其对名家珍品喜爱之深，对国宝不得流落在外的信念之坚定。

解放战争初期，有商人趁着战乱将一批珍贵字画带到了台湾，为了筹集资金，他将其抵押给了银行进行拍卖。

张伯驹知道这次自己实在是鞭长莫及，只能将此事反应给了当时的共产党政府。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亲自派人将那些字画给拍了下来，这件事也给了张伯驹极大的鼓舞，也让他对未来的新政府充满了信心。

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他要将自己手中平复贴、李白的上阳台贴等八件文物价值最高的藏品，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馆。

当时的博物馆负责人万分震惊，要知道，由于多年动荡，大量的珍贵文物都流落台湾、甚至日本，而张伯驹的捐赠，甚至直接使故宫博物馆的顶级书画藏品量翻了一倍。

国家当即提出要给张伯驹二十万经济补偿，却被他断然拒绝。张伯驹表示：

自己多年来收集藏品，从不是为了什么金钱名利，只是希望把中国的文化传承下去。

后来，国家文化部专程给张伯驹颁发了一张奖状，以表彰他多年来为国家文物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可张伯驹从未对任何人炫耀过，连奖状也不过是仔细收了起来，放在家里隐蔽的角落里。

晚年生活

张伯驹这样的高风亮节行为，也引来了许多中央领导的关注，因此，在一次张伯驹举行的私人藏品展览会上，陈毅元帅也慕名前往。而这次的见面，两人便一见如故了。

要知道，陈毅元帅虽然是个军人，却出身文人世家，自小就受到了不少文学熏陶。

然而正逢时局动荡，为了保卫国家，只得放弃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过，即使是投身军伍，陈毅元帅也没有就此放弃文学创作，他在诗词上颇有造诣，甚至常常与毛主席和诗。

因此，不止陈毅元帅慕名张伯驹已久，张伯驹也一直非常喜欢陈毅元帅的诗作。

两人都对文学和艺术充满热爱且有着独到的看法，因此在这次会面上交谈甚欢，成为了非常不错的朋友。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张伯驹的生活便遭受变故，失去了工作。

而张伯驹多年以来，一直醉心于文学创造和收藏事业，虽然饱读诗书，文化水平非常高，但却不懂人际钻营，也做不来什么体力劳动，因此生活变得颇为艰难。

陈毅元帅在得知老友的困难后非常痛心，于是他几经斟酌，最终找到了吉林省委书记，希望他能给张伯驹一点帮助。

很快，工作调动的机会便来了，张伯驹被邀请前往长春，到吉林省博物馆就任副馆长。

张伯驹自然知道给予自己提供帮助的是老朋友陈毅，于是立刻写信表达了感激，提笔间，一度情绪激动地要落下眼泪。

到达工作地点后的张伯驹发现，吉林博物馆的馆藏不算丰富，很多地方颇为缺乏，和其他地方的省博物馆根本没有办法相比。

于是，他又拿出自己的珍藏，全部无偿提供给了吉林博物馆。

虽然因多年来的字画收购散尽家财，又因生活困难要面对诸多不如意，张伯驹却对此毫不在意，他说：

国家这么大，总有人有些不如意，自己看字画还会走眼，看人就更难了。一个人除了爱自己的国家是大事，别的都是小事。

他从未后悔自己保护国宝的事业，也从不后悔把它们无偿捐献出去，即使现在生活有些清贫也能自得其乐。

在这样的精神下，张伯驹一直认真工作，即使自己生活并不富裕，但也常常资助老友，他不因他人的得志上前讨好，也不因他人的落魄敬而远之，十几年来如一日坚守本心。

早在张伯驹家境富足被誉为民国四公子的时候，他遇到了自己的夫人潘素，那时的潘素还是一个因家道中落，被继母卖到青楼的大小姐。

虽然祖上曾是清朝状元，不过现在也只是流落风尘的烟花女子，虽然会有男性追捧，但也不过图一时的玩乐罢了。

而张伯驹却对潘素一见钟情，他不仅花重金给她赎身，还回到老家明媒正娶了潘素。

后来张伯驹的家境落魄了，虽然在博物馆等地有不少顾问的工作，但所得也仅仅只够温饱。

但潘素也依然不离不弃，在张伯驹想买心爱的字画又凑不齐钱时，还拿出仅剩的首饰变卖，以支持张伯驹的爱好。

两人的关系也一直非常恩爱，有一次，潘素病倒了，家里经济情况又颇为窘迫，张伯驹只好一个人去餐馆，只买两片面包，一片自己吃，另一片涂上黄油，包起来带回去给妻子。

1971年，陈毅元帅因癌症病重，当时的张伯驹的生活处境更加艰难，他再度失去了工作，只能和妻子一起住在北京的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陈毅元帅临终前躺在病床上，也一直关注着张伯驹的生活，他多次试图提供帮助，可因为种种原因还是力不从心，只能嘱托周总理多加照料。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去世，得知消息的张伯驹悲痛欲绝，含泪亲笔写下挽联。

在看到挽联的署名后，毛主席也问起了张伯驹的近况，得知他现在生活颇为窘迫后，毛主席也非常关切，让周总理尽快解决他的困难。

很快，张伯驹的生活便有了好转，虽然仍不富裕，但温饱却再也不成问题了。

他和妻子常常画画下棋，种花养猫，将生活过得非常有情趣。

改革开放后，日本和中国也开始有了不少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张伯驹也受邀前往领事馆进行工作交流。

那时正值1982年的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

当时的张伯驹已经八十多岁了，这样的病即使并不严重，对他来说也很难痊愈，因此病情反反复复。

1982年2月，张伯驹去世了，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