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23日,一场特殊的葬礼在北平街头举行。
没有杠夫打响,也没有冥币飞扬。瓦盆落地后,身着孝服的一行人,在群众的注视下无声地行进着。
“李大钊精神不死!”
“为先烈复仇!”
不知是谁先开了口,整条街瞬间就被此起彼伏的口号声点燃,革命情绪感染到了在场所有的围观群众。
以“长子”身份为李大钊扶柩的李振华,更是全程高唱《国际歌》,在各大中学青年学生,以及教育界人士的陪伴下,将反动派 的罪行一件件公开。
对于这些革命人士来说,这一天他们已经等了太久。
就是因为反动派的镇压,这场特殊的葬礼已经迟到了整整六年。
很快,北平街头的动静就传到了反动派政府那里。
眼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反动派政府迅速派警力出动,一边阻挡送葬队伍继续前进,一边打压发放革命传单的志士。
“李大钊同志牺牲得太壮烈,希望有朝一日,他的事迹能让更多人知道!”
望着被军队打散的送葬队伍,一位摄影工作者在混乱中拿起相机,拍下了这幅人神共愤的画面。
身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的李大钊,因何原因不幸被捕?
废弃绞刑架,引出22年前的大案
1949年2月,北平历史博物馆,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批接管文物。
“这件文物编号0001,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妥善把它保管好。”
将文物转交到博物馆工作人员手里后,负责护送文物的北平市政府文物部的同志叮嘱道。
“就像大家所看到的这样,这个绞刑架,是我们不久前在清点国民党监狱时发现的...”
原来,在和平解放北平后,一部分保卫干部曾进驻北平,负责接管国民党北平公安局。
在清点公安局物品的过程中,一位保卫干部就注意到了被放在角落的绞刑架。
多年的革命经验,让这位保卫干部意识到了不对劲。
望着面前那个木质底座,通身都刷着黑漆的绞刑架,保卫干部试着摇动了摇动,发现前者仍旧稳稳当当地立在那里——如果没有被使用过,绞刑架根本不会被组装的如此牢固。
眼看事情已经无法隐瞒,被留用的国民党警察才无奈开口,表示那正是绞杀李大钊同志的工具。
这一惊天消息,让在场的保卫干部都震惊不已。
当即,他们便汇报给了上级组织,等待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在这期间,保卫干部们还曾试图问出李大钊同志牺牲时的具体情况,但害怕被追责的国民党警察,早已将嘴闭得紧紧的,绝口否认自己参与过这场杀戮。
有关绞刑架的有关事宜,已经得到了组织的高度重视,相信很快就会有人下来彻查李大钊同志遇害一事。
果不其然,1951年6月,一封绝密红头文件,就摆在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办公桌上。
“马上行动,尽快彻查李大钊同志牺牲重案!”
北京旧鼓楼大街,就是调查人员的第一个目标地点。
“你是吴郁文吗?作为杀害我党先驱李大钊的主谋,我现在要逮捕你!”
看着在一处四合院内休息的白发老人,调查人员厉声说道。
就这样,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亲手将李大钊送入监牢的罪魁祸首,落入了人民的审判网中。
1951年6月20日,在接受狱中传唤的吴郁文,将自己参与策划、实施李大钊等人的经过详细供述,知无不言。
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为此震怒。借此机会,北京公安对外喊话,希望参与杀害李大钊烈士一案的元凶能自觉投案,争取减刑。
几天后,北京市公安局便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
蒲志中表示,当年由于自己一时思想错误,他曾参与过杀害李大钊一案,一直都自感罪孽深重。
听说如今自觉投案能争取减刑,他这才放下一切,来到了北京市警察局。
紧接着,蒲志中将当年的经过重新讲述了一遍。他的供词,让一旁的调查人员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人的信息。
原来,在李大钊同志入狱后,奉命审判他的法官王振南,同样对其进行了迫害行为。
正是他,在最后关头不顾民意与法律流程,趁机将李大钊同志推向了断头台。
“马上抓捕王振南!”
一声令下,第三组调查人员全力出动,奔赴上海捉拿案犯。
在抓捕王振南的过程中,另外两队调查人员先后传来消息:已将李大钊一案的主要元凶陈兴亚、雷恒成捉拿归案。
凑巧的是,陈、雷二人,都是在民众的举报信下落网的。
早在1950年,全国反革命镇压运动刚刚开始时,上海警方就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曾任京师警察总监的陈兴亚,也参与过杀害李大钊一案。
一番审讯后,陈兴亚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平静地接受了警方的拘留。
只不过,因为交通不便,陈兴亚被捕的消息,1951年才被传送到北京市公安局。
在举报信中,民众还透露,雷恒成除去在狱中对李大钊同志万般折磨之外,在李大钊同志牺牲后,还私藏了前者的配枪。
1952年9月,经过重重排查,调查人员最终在上海将雷恒成顺利抓获。
审讯过程中,雷恒成不仅承认自己曾在狱中对李大钊同志使用过酷刑,更是详细供述了王振南知法犯法的相关事实。
迅速整合现有信息后,第三组调查人员果断出动,将王振南押往警察局内审问。
与之前几位元凶不同,面对警察的审问,王振南据不认罪,反而反咬一口,诬陷警方错抓好人。
“还在抵赖,1927年的一份授奖文书里,早就将你们的犯罪事实写得清清楚楚!”
眼见王振南贼性不改,调查人员愤怒出示了搜捕铁证。
直到这时,王振南才意识到再无回天之力,将当初的真相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出来...
隐藏在血案后的真凶
“其实,1927年的那场惨案,我们也都是奉命行事,背后的主使另有其人。”
面对警方的盘问,王振南平静地表示,虽然他们是杀害李大钊同志的主要元凶,但背后的操控者,其实是当时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作为由绿林起家的一大军阀,一路高歌当上东北王的张作霖,野心日益膨胀,将利益的触手伸向国际。
为了能最大程度搜刮利益,张作霖将自己的奉系军阀培养成了无恶不作、恒霸北方的强悍军队。
如此作威作福的态势,很快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注意。
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口号,呼吁国民军与苏联、共产党合作,一起讨伐军阀,奏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奏曲。
在这一联手过程中,作为与苏联交好的革命领袖,李大钊就曾为双方合作贡献了不少力量,可以说是促成苏联加盟北伐军队的直接原因。
在他的游说下,苏联方为国民军提供作战指导、军用武器若干,极大地提高了北伐军队的作战能力。
也正是因此,1926年,从广东起兵的北伐队伍,接连攻克吴佩孚、孙传芳这两大军阀派系,影响力日益扩大。
按照计划,张作霖所率领的奉系军阀,就是国民革命军下一个要讨伐目标。
1926年5月,张作霖联合直、鲁军阀,组成“讨赤联军”,与北上的北伐军队展开激烈交战。
由于准备充分、占尽地理优势,一路凯歌的北伐队伍在“讨赤联军”处遭遇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反击力度,历经4个月鏖战仍久攻不下,劣势渐渐显露。
危难之际,李大钊再一次挺身而出,三次发文电请远在苏联的冯玉祥将军,希望对方能回国加盟北伐抗战,并亲自为其制定作战攻略。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宣布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与北伐战争。
如此强敌的介入,让张作霖方元气大伤。自此,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李大钊的不满之意愈发浓烈。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则更让张作霖对后者恨之入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秉承帝国主义旨意,张作霖在上海、南京、天津、青岛等地继续残害进步团体,开展着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
面对无辜的牺牲与鲜血,李大钊又一次挺身而出,一边率队高喊“推翻帝国主义的奴才奉系军阀”口号,一边积极制定反奉计划,与张作霖展开漫长的拉锯战。
1926年1月23日,李大钊更是不畏牺牲,在混乱中出席“北京国民反日大会” ,号召民众站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影响广泛。
在他的慷慨陈词下,国内各地抗战情绪浓烈,直接引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反帝反奉群众示威活动。
“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
如此猛烈的抗议活动,让逐渐分心乏术的张作霖怒火中烧。
终于,在听闻手下强将郭松龄之前也被李大钊说动,加入倒戈反奉阵营后,张作霖杀意再也无法抑制,
他命令几大手下,罔顾法令,将李大钊迅速处决。
王振南的叙述,再一次将调查人员拉回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而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他们无比愤怒。
“李大钊的行刑过程,持续时间长达40分钟。”
迟到24年的真相
“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
1927年4月,北洋政府前任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一番话,拉开了奉系军队与民意之间的舆论战。
这一场战争,关乎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60余革命志士。
一个月以前,在张作霖疯狂的镇压下,数十名革命志士不幸遇难,负责与中共大后方联络的李渤海也相继被捕。
李渤海的被捕,让张作霖喜出望外。
要知道,作为李大钊的得意门生,李渤海不可能不知道李大钊如今身在何处,只要从他嘴中拷打出李大钊的下落,张作霖的镇压行动就成功了大半。
不料,还没等张作霖展开拷打,贪生怕死的李渤海就率先开口,希望能用李大钊的下落来换自己一条生路。
“李大钊如今就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内!”
他的意外叛变,让整个革命形势瞬间翻转。
面对这一突然惊喜,向来谨慎的张作霖并没有直接行动,而是先冒充李大钊好友,给苏联大使馆送了一封信。
在得到对方肯定答复后,张作霖这才确定,李大钊确实躲藏在东交民巷内。
当即,他便打通帝国势力,准备择日到苏联大使馆内抓人。
但张作霖不知道的是,行动前夜的一次宴会,他的作战计划被部下泄露,传到了共产党人那里。
“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
“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很快,李大钊便得知了这一消息。但经过分析,他认为张作霖强闯的可能性不大,贸然撤退反而会打草惊蛇。
再者,革命的工作,总需要有人来做。
就这样,为了保护更多的革命同志,李大钊还是选择了按兵不动,仅偷偷撤出了部分同志。
1927年4月6日,一声枪响过后,张作霖率队强闯苏联大使馆,打死打伤数名革命志士,给设在这里的国共两党北方区委机关造成了沉重打击。
情急之下,李大钊迅速反应,一边快速焚烧机要文件,一边安排幸存人员隐蔽。
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女,李大钊自己却光明正大坐在了椅子上,等待敌人将自己抓捕。
他的反应,正中张作霖下怀。
当即,张作霖便命令下属,将李大钊带走审讯。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的反应都很强烈。
在一开始的协商中,由于害怕中国再走苏联强大之路,列强们是同意张作霖进入东交民巷抓人的;
但随着舆论的不断激化,列强们又纷纷以“在华特权难保”为由向张作霖表示不满,逼迫其放人。
再加上苏联在其中的严正抗议,都让张作霖一时间倍感无力。
更何况,已在狱中的李大钊,在我党秘密问题上,一直保持着“无可奉告”的坚决态度。
一开始,张作霖料定了李大钊不会松口,特意准备了一些严刑手段,试图“名正言顺”的折磨前者。
但让他意外的是,整个审讯过程中,李大钊都极为配合,这让他根本找不到乱用私刑的借口。
无奈之下,张作霖只得“软攻”,让李大钊的老乡,也就是自己的参谋长杨宇霆来劝降,试图用高官厚禄来翘出有用信息。
“大丈夫生于世间,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
面对曾经的老乡,李大钊没有留出丝毫的情面,不仅严词拒绝了对方劝降的要求,还对杨宇霆破口大骂,让张作霖倍感脸上无光。
不仅如此,除去在李大钊这里频频受挫之外,社会各界的重重舆论也将张作霖压得抬不起头来。
1927年4月9日,北京国立九校委派代表拜访张作霖,要求张作霖释放李大钊妻女,并将李大钊“交法庭依法审讯”;
北洋前高官、奉系军阀内部政治讨论会会长梁士诒,也示意张作霖将李大钊移交法庭处理,“以期昭示中外,以彰公允”。
重重压力之下,张作霖最终失去了理智。
利益受损的他,将自己如今的尴尬处境全部归因到李大钊身上,再次动了杀心。
4月23日,由张作霖一手打造的“特别军事法庭”成立,短短的5天时间,就出台了一份判决,仓促宣判包括李大钊在内的50余人死刑。
判决公布后,社会各界都为之震怒,开展了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
但另一边,李大钊的反应却出奇的淡定。
在听到即将被处死的判决后,他的脊梁仍旧挺直,不仅婉言谢绝了革命志士提出的营救计划,还抓紧了一切时间,争取多向狱友们传播革命观念。
对于他而言,断头台更像是革命的宣讲台。
1927年4月28日,在民众的反对声下,张作霖的军队将李大钊一行人拉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开始了最终的处决。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
望着看守所内崭新的绞刑架,李大钊明白,自己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
一番慷慨陈词后,他率先挺身而出,第一个踏上了绞刑架。
他的从容淡定,让一旁的敌人恨得牙痒,一个狱卒当即冲上前去,一拳将李大钊击倒在地。
但对于此时的李大钊,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充足准备。面对气急败坏的敌人,他也只是讽刺一笑,坚毅的神情分毫未变。
李大钊的淡然,惹怒了一旁的敌人。他们当即便向李大钊叫嚣,扬言让其尝到痛苦的滋味。
紧接着,一声令下后,行刑者按下绞刑架上的开关,站在绞刑架中央的李大钊,瞬间被悬空吊了起来。
可就在他即将咽气时,一旁的行刑者却突然将李大钊拖了下来,让饱受折磨的他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望着气喘不已的李大钊,众人都有些不解,以为是敌人临时改了决定,不再处刑。
但是,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行刑者又再一次按动开关,将气喘不已的李大钊重新吊起...
这一过程反复几次后,李大钊早已被折磨得筋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别人受绞刑都是瞬间毙命,你们这就是故意的!”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革命志士,对着行刑者破口大骂。
他们表示,如果不是张作霖私心报复,李大钊绝对不可能受此折磨。
但是,无论大家怎样抗议,行刑者依旧面无表情的重复着绞刑操作,革命志士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大钊受尽折磨,鲜活的生命渐渐枯萎下去。
终于,漫长的40分钟过去后,被重复吊起多次的李大钊,在无尽的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饶是如此,张作霖的怒气也并没有完全消散。
李大钊牺牲后,张作霖不仅率队驱逐为前者送葬的队伍,更是直接施加压力,迫使李大钊遗体停放寺庙内不得安眠,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直到1933年4月,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奔走之下,李大钊的遗体才得以从寺中移走,迁入香山万安公墓墓地。
结语
对于李大钊同志真正的受刑时间,历来众说纷纭。
在其长女李星华的回忆录中表示,李大钊是因张作霖的暗中授意,才被刻意折磨,受绞刑四十分钟才就义;
而在行刑事件的亲历者那里,李大钊真正的受刑时间又变作二十分钟,来回的折磨也是因为行刑者不懂绞刑架这一“洋玩意”如何使用。
然而,无论是哪种就义方法,无论就义时间究竟是长是短,我们都要看到,在面对革命与死亡时,李大钊同志的坚定态度,与对我党事业的舍命维护。
正是这样的忘我牺牲,才得以筑起我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
向无数“李大钊”烈士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