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落叶飘零 - 历史| 天天要闻

2022年10月03日14:32:26 历史 1963

落叶飘零

作者：曾琦琦

那时，知青开后门爬窗门拼死拼活要回城。其实，回城，工作住屋都成问题，但回了城，便有了城市户口，人就不一样了。

老三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停课闹革命、后来下乡或支边的六六、六七、六八届初中、高中生的人生之树已步入秋天。入秋的人生之树已经落叶遍地。落叶有的被风吹走，有的腐化成泥。让我捡起几片记忆深处的珍藏——飘落在黑龙江北大荒的落叶吧……

下乡第一天

网络配图，图文无关

1969年3月8日，我和一千多名老三届初中生高中生——号称支边知青，乘坐专列从杭州闸口货运站出发，奔赴东北边陲虎林县插队落户。

我们到达虎林后，只有两条尘土飞扬的街、街两旁全是土坯草房的小县城空前地热闹起来。穿黄布棉袄的杭州知青东一堆西一伙乱哄哄地认领随车同来的行李铺盖，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逛街，边逛边讲当地人听起来像叽叽喳喳鸟叫的杭州话。

县革命委员会用白面馒头，炒大头菜炒土豆炒豆腐招待我们，没有一星半点荤腥。这是县里能拿得出的最好饭菜。珍宝岛有战事，大量部队在边境驻扎，主副食供应更短缺更紧张了。

晚上，按知青原来所在学校为单位集中住宿。我们中学的知青被安排在澡堂子打地铺睡觉。第二天一早起来，大家卷铺盖扎行李，等着奔赴前线。让我无比自豪无比兴奋的是，我们学校插队落户的地点是与苏联隔江相望的虎头区，珍宝岛就在虎头区！

汽车来了。正要上车，带队的工宣队师傅突然宣布，有部分人员要另作安排。

他神情严肃地嘟噜嘟噜报了一串名字。

被点到名的同学一个个神色大变，呆若木鸡。

我听到了我的名字。刹那间，我好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打了个寒噤。

不解释大家也心知肚明。留下的不是家庭出身就是社会关系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问题，不是红五类。

我把支边想象成抗日战争时期流亡青年奔赴抗战前线。憧憬着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保卫祖国边疆。珍宝岛的枪声是召唤是命令，只要祖国需要，我会不惜牺牲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可是，一踏上黑土地我就被另行安排了，真是当头一棍。

不是政审过了吗？怎么又节外生枝了呢？我的心被捅了一刀。我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第一个报名支边就是明证！为什么要把我们另行安排啊！我忍着惊恐、疑虑、扶着行李站着，眼睁睁地看着校友快乐地爬上去虎头的汽车。

东风公社清和大队的马车来接我们了。马车载着被另行安排的三十个知青。马蹄“答答答”清脆地敲着路面，车轮“咕噜咕噜”地哼着。我坐在马车上，自卑、痛苦、苦涩像堆垒块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车辙深深。眼前的路曲曲弯弯长又长。它伸向何方？

年猪

网络配图，图文无关

三十个知青分别安排在四队和八队。我被分配到四队。开头一段时间我们四个女知青吃住在生产队队长家，男知青分别住在两户社员家。到了夏天，知青的土坯草房盖好了，东屋是女宿舍，西边两间住男生，进门是伙房。知青集体户，吃大锅饭。队长领我们砍了一车柞树杆儿，帮我们围了个猪圈。他抓了一头小猪崽放进去，让我们养着，过年好杀了吃肉。

开头几个月，队里派人给我们做饭，用我们吃剩的玉米面大饼子、馇子粥喂猪。

那时，狠批“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在公社墙上刷的半截子语录：“大养其猪”成了猪的保护伞。然而，社员口粮紧，养不起猪。一家养上一头算不错。猪都是吃糠咽菜的。婶子大娘们见我们的小猪“咕滋咕滋”吃粮食，眼红地说，这小猪崽子可投胎在富贵人家了。

后来，队里不派人给我们做饭了。我们只好轮着做饭，猪也得自己喂。十五个人对付一头小猪，按理说，比现在对付独生子女还宽裕，可是，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学生娃，还是男孩女孩，都不会做北方的饭。东北农村一年到头大都是粗粮，以玉米为主。玉米先要扒粒，再推磨成玉米面。玉米面做大饼子先要发面，面发起来了，还得加面碱，加碱少了酸，多了臭。做饭真把我们难坏了。凑乎着填肚子吧。这头猪怎么喂呢？

轮到谁做饭，便往猪圈里扔些剩饼子加涮锅水。有次收工回来，我见做饭的男生站在老远对着猪圈投进一只窝瓜。这位男生得过市青少年田径运动会200米低栏冠军。他个子高、反应灵敏、身手矫健，入选省青少年篮球队，参加过全国比赛。只见那只窝瓜有篮球入网似的精准，落在小猪嘴前“啪”的一声咂开了花。小猪一头拱进窝瓜呼哧呼哧啃个痛快。

轮到男生做饭，他们老是忙中出乱把猪给忘了。收工回来听到猪饿得嗷嗷叫，我们女生心肠软，便找些猪能吃的，哪怕是一把菠菜几个土豆喂喂它。所以，小猪见扎小辫儿的我们走过去，便欢蹦跳跃，细长的眯眯眼流露出无比渴望，让我们瞅着心疼。

冬天来了。北大荒冰天雪地。知青户的大白菜冻成冰砣，土豆冻成黑疙瘩，拿什么喂猪呢？让猪跟着我们苦熬还不如杀了吃肉。可我们一直没下手。一是猪太瘦，皮包骨头的。二是生产队工分值低，没钱买回杭州的火车票，我们还得在北大荒过革命化的春节。过年总得有点吃的呀，有这个念头支撑着，再苦，猪也得喂下去。有时收工回来，锅冷灶凉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们分头到社员家去蹭饭，扒些苞米粒儿给猪吃。猪同我们一样，饥一顿饱一顿顽强地生存着。

一天夜里。北风呼啸，狼嚎得厉害。突然，猪凄厉地惨叫起来。我们被惊醒，可是，没有一个敢出门。

第二天早上一看，坏了，猪圈里猪没了，雪地上爪印狼籍，还有血迹。我们顺着血迹一路找，在场院边找到了猪。猪已被狼吃得只剩下四只蹄子一颗血糊糊的头。猪眼痛苦地瞪着，天哪！

狼啊，为什么叨我们可怜的猪？太可恶了，太欺负人了！我们恨得咬牙切齿。回头绕猪圈走了一圈，这才发现，猪圈的柞木杆被猪拱松了，缝被猪拱宽了，这头挨饿受冻苦不堪言的猪早就想逃跑。是猪拱了出来，被狼当了美餐。想象瘦弱的猪被凶恶的大灰狼拖着啃着的惨状，我一时泪眼模糊。

过年了。知青没有年猪。乡亲们心疼我们，送来了猪肉、豆腐、粉条、酸菜。大年三十，我们吃的是“百家饭”。那滋味，唉！

远处的火光

网络配图，图文无关

1969年11月。大队脱谷机开来了，我们生产队青壮劳力和知青全体上阵在场院脱小麦、脱大豆、脱谷子。

突然，有人喊起来：瞧，南边着火了。

大家都直起腰来看。我看到地平线上冒着浓烟，火光闪闪。

估计是生产建设兵团的某个连队在烧荒。1968年、1969年生产建设兵团来了很多知青，于是，荒原上的新建连队入冬后便在周围荒草甸子烧荒，待来年春天开垦种地。

生产大队就一台脱谷机，到八个生产小队轮流干活。所以，脱谷机来了，稳中有降生产小队都是昼夜连轴干。那几天我们从早到晚，再从夜里到白天，一直在场院干活。

漆黑的夜里，远处的火光格外耀眼，火焰腾空而起，像一条条狂舞的金蛇，照亮了半边天，血红血红的，真吓人。

这么长时间火还不熄，八成是跑荒了吧？乡亲们边干活边担忧起来，七嘴八舌地对我们知青讲“跑荒”的故事。他们告诉我们，跑荒就是点火烧荒时，风向转了，火头转身扑向烧荒人。烧荒人最怕跑荒。风助火势，人哪能跑过火！此时千万不能扑火。唯一的办法是抢在火头卷过来之前将自己脚下的草点燃，让脚下的草先顺风烧过去，然后，人站在焦土上，才能保住性命。

返城后，八十年代末的一天吧，我翻阅杂志时看到一篇报道残疾人的文章。那位残疾人曾是天津支边知青，在生产建设兵团时被荒火烧得面目全非，手脚严重致残。对照她所述的荒火事件的时间、地点，我猛然一震，天哪，就是那天我看到的远处熊熊燃烧的大火！

那次烧荒，风突然转向，火扑向他们连队。北京、天津来的知青们在连干部的号召下，喊着口号，唱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挥舞铁锹、扫把，冲向火海。结果，烧死几十个、烧伤……

我们生产队与这个连队相距不过几十公里，可以说近在咫尺吧，如此惨烈悲惨事故我们浑然不知。那年头，对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是严格保密的。谁敢乱说乱动、给“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抹黑呢？。再说，事故往上报告时，已被描绘成用思想武装的知识青年，用青春的热血奏响了一曲战胜荒火的壮丽凯歌。

荒火中的死难者长已矣，生还者严重致残，日常生活难以自理。日子艰难无比、精神困苦不堪。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伤亡啊！荒火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无知、蛮干、隐瞒、欺骗！

我曾应邀参加过一次筹建知青纪念馆的座谈会。我被一些与会者热血沸腾地赞颂下乡、支边惊得发呆。远处的火光在我脑海再次熊熊燃烧。

文革之中，我们这些人，升学无望，大专院校不招生；城市就业又容纳不了，被甩到农村，与十分困苦的农民抢饭吃。大返城后，有不少知青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不能否认下乡支边、坎坷经历对他们的锤炼；同样，也不能否认我们这一代人在青春阶段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有多少人在下乡支边中沉沦、堕落、非正常伤、病、死亡。现在，他们中的多数参与市场竞争的技能欠缺，沦为城市的弱势群体。

知青运动已成历史。作为千万知青的一员，我谨希望不要把远处火光之类的惨祸再涂抹什么壮丽凯歌了。

老王家的酒

网络配图，图文无关

我插队当农民的第二年夏天，黑龙江省刮起了机关干部插队落户的风，东方林场行政22级干部老王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五口下放到我们生产队。

我们几个拿不出一百多元血汗人民币扔给铁路的没有回杭州探亲，美其名曰：过革命化的春节。大年初一，老王请我们知青上他家喝酒。

老王一家住在全队最穷最脏的老姜家的堆杂物的东屋里。每天一早，老王先背着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小女儿到四、五路外的大队学校上学，然后到队里跟社员一样干活，收割、打场、跟马车，什么活都干。从劳动、待人接物上看，老王是勤劳厚道的人。国营林场是生产单位不是机关，居然将干部“插”到这里，我猜测老王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右派？臭老九？得罪了革委会什么人，被穿小鞋？抑或老实人受欺负？正派人遭陷害？

对我的关切的疑问，老王嘴角掠过一丝斯文谦和的苦笑，什么也没说。

过大年人大干。生产队天天干活。年初一，大家挥舞镐头刨冻得硬邦邦的粪。收了工我们几个赶紧上老王家：老王请我们上他家吃饭。婶婶热情地让我们上炕。炕烧得有点发烫，屋子却很冷，北面粗陋的泥墙上打进几片白霜。

菜摆满炕桌。老王打开瓶装酒，给男知青斟北大荒白酒，给女知青斟山楂酒。

婶婶端进来一盘黄澄澄的油炸糕，上面撒着一层白糖。她说，你们南方人喜欢吃粘大米，这儿没有。我弄了点粘黄米做糕，快，趁热吃。

那年头，哪怕弄一斤白面，几两豆油也是很费劲的，何况这一桌炒菜炖菜。老王家的居民户口还没注销，婶婶顶风冒雪到街里排队凭票买来了肉。榛蘑、黑木耳是从林场带来。

老王说，你们离家那么远，过年不回家，在这儿受苦……他举碗祝酒。

我很是伤感。老王，你不也很苦么？心里酸酸的，我想说谢谢，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耗费精力破费钱宴请落魄的我们，岂是一个“谢谢”能了么？

我与老王碰了碗，喝了一大口山楂酒。

老王想逗我们高兴，东拉西扯地说。可是，哪有开心的话题？气氛是闷闷的，笑容也是僵僵的，显然，大家心情复杂得很。没有人劝酒。

我是不会喝酒的人，此时，喝了一口又一口。我为老王和婶婶特意为我们炸黄米粘糕、炖蘑菇小鸡；为我们空着双手上老王家饕餮；为老王的女儿拖着小儿麻痹的腿跟爸爸下放；为透进霜花的土坯屋子；为我们遭遇停课而空耗的黄金岁月；为我们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前途未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为……喝！喝！喝！酒，好象我的眼泪。

我喝得满脸通红，歪倒在一边。我醉了。知青都醉了。老王也醉了。

唉，今朝的酒今朝醉！这样的日子，稀里糊涂混吧。

自留地

网络配图，图文无关

自留地是农村合作化以后，留给社员种菜的一丁点儿地。北大荒地广人稀，给的自留地稍稍多一点，也就房前屋后的小块。因为是自留地，所以，家家户户当宝贝，都用柳条子围起来精耕细作。地垅沟上种土豆，沟下埋着菠菜籽儿，地头地角种着窝瓜，种玉米的地垅间种大豆，沿着柳条子种豆角或向日葵，还有在地边种上几株芍药花的。到夏天了，自留地姹紫嫣红青翠欲滴，可好看了。

我们知青集体户轮流做饭，轮到做饭的稍带收拾自留地，收拾自留地靠自觉，所以，自留地就惨了。豆角、黄瓜贴地爬，大豆、土豆、西红柿在杂草蓬里苟延残喘。生产队长看不过去，喊了几位婶子大嫂帮忙收拾我们自留地，她们边干边“格格格”地笑，说，哪有自留地种不好的。

是的。在农村，除了二流子，没有种不好自留地的。可是，我们端着一副革命架子，以为自留地是资本主义尾巴，以为社员们自留地种得好，是私心大暴露，对自留地不屑一顾。

当年的大田与自留地反差实在太大。自留地的大豆蓬蓬勃勃，大田里的大豆稀稀拉拉，自留地的玉米比大田的玉米几乎高一倍，结的棒子又粗又长。大田像癞瘌伤疤，自留地如锦似绣。

生产队社员在大田里一年忙到头，分的口粮不够吃，1960年还饿死过人。我曾傻傻地想，如果大田能种得像自留地一样，就好了。

可是，大田为什么种不好呢？

1999年9月吧，我参加返乡活动和一群老知青一起回虎林。

迫不及待地回当年插队的生产队、拜访阔别二十多年的老乡亲，我跑去看当年种过的地。正是秋天，水稻垂着长长的穗，玉米结着大棒子，大豆摇着铃铛，还间杂着大白菜大萝卜，收下来的大窝瓜、向日葵盘子在地头码成小山。大块大块的朱红、金黄、碧绿一直伸展到地平线紧接着蓝天白云，色彩鲜艳得像梵高的画。那气派，那绚丽。大大超过以前的自留地。

我感慨万千。同样的大田，今天种出了钱，种出了砖瓦房，种出了汽车。还不是因为现在的地全承包了，都是“自留地”啊。

回到杭州的插友们这些年每年都聚会。回想起那块荒芜的自留地个个跺脚不已。那是一块多好多大的地啊。图省事吧，全种上大豆，只要下工后花个十个分钟、半小时，铲一铲，秋后也能收个七、八百斤，大家平分，抵得上队里干两个月的工分。可是，那时的我们，脑子里绑着阶级斗争的弦，没有半点经济意识。

如果现在还有这么块地，我们幻想着：种草莓，种西瓜，种玫瑰花，插友们个个有规划有设想。当然是纸上谈兵，感慨而已。

不过，听说，有不少老知青下岗后重返黑龙江去承包土地种庄稼了。

酸菜

这几年有不少东北人来杭州开东北特色菜馆。东北的酸菜作为美味佳肴隆重推出，有家店的广告是“翠花上酸菜”，受到吃客们的赞美。

我在黑龙江农村插队、再抽调到公社学校当教师，差不多十年吧，从没觉得酸菜好吃过。坐马车到生产队吃的第一顿饭，是乡亲们特意为我们包的酸菜饺子。那正是三月，在缸里渍了差不多十个月的酸菜一股霉臭味，为了礼貌、为了表示不怕苦，我强咽下去，最后还是悄悄到房后呕吐了。

黑龙江的冬天漫长且寒冷。九月底就开始下雪，一直到来年的四月，春天才姗姗迟来。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酸菜是当家菜。特别是农村，一到秋天，社员们象土拨鼠似地往家倒腾大白菜大萝卜，渍酸菜腌咸菜。靠几大缸酸菜咸菜熬一个冬天。

那年头，一入冬便吃酸菜。我实在是厌憎得不得了。病退或特照回杭州的知青说，这下好了，再不吃断命的酸菜了。这话让我心酸得不行：回不去是吃酸菜的命！

厌憎归厌憎，北大荒的冬天就是离不开酸菜。有位插友，她挺大肚皮的时候正是冬天。天天大饼子就酸菜，她多么想为肚里的孩子增加营养、换换口味啊，做梦都梦见杭州的油冬儿菜，想吃绿颜色的菜简直想疯了，可是，到处冰天雪地哪有新鲜的菜！她的女儿生在黑龙江农村，大返城后，女儿跟着父母回到杭州。这个在黑土地生长的“酸菜宝宝”聪慧过人，浙江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现在已是美国一家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见酸菜不耽误出人才。

一次聚会，我和插友一起光顾一家东北特色菜馆，又吃上了酸菜。怪了，原先深恶痛绝的酸菜变得细嫩爽脆鲜香入味，异常可口。招惹得我们一个劲儿叨叨酸菜长酸菜短的，问老板要名片_还想着再来吃呢。

其实，东北的酸菜本来就是好东西。大白菜长在肥沃的黑土地里，不沾一点农药化肥，渍成酸菜后保留住大部分营养还增加了胺基酸。问题是那个时候缺少油又没有猪肉，酸菜的美味炖不出来。加上天天吃、顿顿吃、一口气吃上大半年，不厌才怪呢。哪怕是山珍海味。

冬天，我特意渍了一小缸酸菜，有五、六颗吧。一位曾在富锦农村插过队的插友听说我家里有酸菜，不惜从杭州城北老远赶来拿。插友进门，捧起酸菜，闭目、鼻头翕动，闻了又闻，长长吐了一口气说，噢，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老底子炕梢一个酸菜缸，我就睡在酸菜缸旁边。

酸菜还是酸菜，我们这些人吃起来味道复杂啊。

乡村影评

网络配图，图文无关

时间：1972年5月23日晚上

地点：黑龙江省虎林县东风公社五·七中学操场

事件：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放映影片《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一个多月前，第六生产队刘老太太感冒发烧，赤脚医生给她打针，她宁死不脱裤子。无奈，针只得透过穿了七、八个月的老棉裤扎进去。臀部感染，卧炕。听说公社放电影了，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簇拥着的好长时间没出门的刘老太太一起坐马车去看电影。她们扎堆坐在操场西北旮旯，眼睛东瞅西望，嘴不闲着，呛呛着电影，此时，本人已经是东风公社五七学校教师，正坐在刘老太太们跟前看电影。刘老太太们看电影就是话多。实录如下：

刘老太太问：这叫啥电影啊？老是蹦来蹦去的，咋不说话？

明白人答：这是跳舞。芭蕾舞。

七嘴入舌：噢，扒拉舞。难怪那么多人扒拉来扒拉去的。

就是老毛子那疙瘩的舞。

是么？不是说老毛子变修了么？新沙皇跟俺打仗呢，咋还跳他们的舞？

不知道。谁知道是咋回事儿。

哎哟喂，这不是看大腿么？瞧瞧，那些女的，都露着大腿。哟，有吊桶粗！咋不害燥呢？

大腿甩来甩去的，甩那么老高，吓人！

刘老太太惊呼：我不敢看。我闭上眼睛了。

七嘴入舌：唉，啥玩意儿。不好看！

是啊，哪有《地道战》好看。

《小兵张嘎》好看。那小姑娘真俊哪。你们说，她长大了能给嗄子当媳妇不？

我看出来了。那家人对嘎子这么好，还不是指望嘎子给他们当养老女婿！

你瞅瞅那些知青，眼睛瞪那么老大，都是从三十五团的。

好位子全让他们给占了。

大老远赶来看大腿。

知青就爱看大腿。你们知道吗？听俺妹子说，他们连里的杭州知青，夏天穿裤头上水泡洗衣裳，还穿着裤头上小卖部呢。

耍流氓呗。

就是。不是流氓能上咱这疙瘩来接受再教育？

……

刘老太太拉着脸说，没见过这么闹得慌的电影，她看得头疼、心跳。

大伙儿应声说，这破电影没什么好看的，咱回去吧。

赶马车的小六子不知道挤哪去了。于是，婶子大娘们围着的刘老太太坐在马车上候着。

兰姐

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吧。那天，一个消息在公社传开了，附近庆丰大队的赤脚医生死了。

谁死了？我追问。

娘家在庆丰的夏老师悄悄对我说，是兰……

什么？是兰姐啊？我同她很熟悉啊，上次她来公社还到学校来看我，挺好的，怎么就……我不信。

我认识兰姐还是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公社召开思想讲用会，各生产大队都派了年轻人到公社开会。我旁边坐着一位陌生的姑娘，她主动与我搭话。

我瞅这姑娘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椭圆的脸白白净净，五官端正，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穿得整洁，两条小辫扎着雪白纱带，看上去长相漂亮，不是土里土气干农活的人，有点城里人的模样。

我告诉她我是清和大队的，是杭州来的知青。

她自我介绍她是是庆丰大队的赤脚医生。与清和大队的赤脚医生李姑娘是好朋友。李姑娘因为家庭成份不好，赤脚医生当得好好的突然被“刷”了。姑娘很是替李姑娘不平，替李姑娘惋惜。她让我代她问李姑娘好。

在生产队里我与李姑娘挺讲得来。李姑娘的父亲、大哥都是教师，我与他们也处得很好。我不明白老李家怎么成份不好了。我也很同情李姑娘。(直到1999年9月回虎林我才弄明白，当年老李家成份不好是因为李姑娘的舅舅是省参议员，1949年去了台湾。前几年舅舅的子女来过了，市政协出面招待，舅舅成了老李家的光荣)。这位庆丰姑娘是贫农成份，难得她有这么一副好心肠。她姓兰，大我两岁，我便称呼她“兰姐”。

此后到公社开会，只要碰到兰姐，我便和她坐在一起。那时开会，来自各生产大队姑娘们总是手不停。不是打毛线就是钩钩针。兰姐的手可巧了，她钩钩针特别快，看得我眼花缭乱。她看我喜欢，便教我，特意送给我一根勾针。我们一边钩钩针，一边说悄悄话，姐妹似的。

兰姐的笑还在我耳边呢，人怎么就没了呢？

原来兰姐品貌俱佳，在婚姻上难免心气高了点，她打定主意找个城里人。热心亲戚替她介绍了一位城里的小伙子。小伙子是粮库工人。粮库工人大都是扛麻袋包的，上班肩上苫着一块老白布，扛着近二百斤的麻袋包走晃悠悠的天桥、跳板，或卸车或装车。麻袋包里装的是原粮，往库里卸的时候，袋口一扯，粮粒儿飞泻，灰尘飞扬，人捂在灰尘里，咳出的痰、流出的鼻涕全是黑的。这活真是又苦又累，说不好听的，跟骡马差不多。然而，他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八小时工作制，有工作服有劳保，是工人阶级，地位挺高的。兰姐满心眼儿乐意，盼着早日进城，小伙子也中意兰姐。

可是小伙子他妈妈砸了锅。他妈斩钉截铁地说：是农村户口？不行！

兰姐想不开，悄悄喝了来苏儿水……

口耳相传的消息来得慢，等我赶到庆丰大队，兰姐已经入土了。

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下乡到农村，把自己拴在农村户口上了，才知道户口的份量。下乡后我第一次回杭州探亲是1971年冬天。在哈尔滨换车，我见站前商店有白糖，想买上两斤带回家，售货员白我一眼，喝道，“拿本儿来”！

我一下子就矮了半截。

我敢说，知青对农村户口个个有切肤之痛。

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农村户口，这个有票证那个没票证，这个能分配工作那个不分配工作，户口就有了等次，有了贵和贱，有了天壤之别。

那时，知青开后门爬窗门拼死拼活要回城。其实，回城，工作住屋都成问题，但回了城，便有了城市户口，人就不一样了。

站在兰姐的坟前，我心惊肉跳，我心灰意冷。我恨啊！我恨农村户口，恨农村户口害死了兰姐。

兰姐，你死得冤啊！多少年来，这口气窝一直在我心里。

一盘饺子

网络配图，图文无关

走下603次列车正是中午，阳光灿烂。事先我没有通知任何人。阔别二十年，一见面老哥们老姐妹们会怎么呢？咱也赶个时尚：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玩它个心跳。好了，废话不说，肚子饿了，先找地方吃饭。

紫红色的出租车在车站广场进进出出，扑入眼帘的是一幢幢高楼大厦。惹得我心中又是感慨，是虎林吗？二十年前那个尘土飞扬冷清萧条的火车站到哪里去了？

火车站北边有一溜小饭馆儿，门面招牌挺漂亮。我拖着轱辘箱走进当中一家，店堂里摆着两张方桌，靠东墙是玻璃橱、柜台、冰柜。墙上挂着菜单，炒菜炖菜，主食有米饭馒头面条等。我对老板说，给我来盘饺子。我还惦着这句东北话：好吃不过饺子。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他上下打量我，热情地说，大姐，你是远道来的吧？

我说，是。我从杭州来。原先在这疙瘩插过队，今儿回来看看。

哦，是老知青啊，还没忘咱这疙瘩？不容易不容易。老板感慨起来。

热气腾腾的饺子端来了，我三口两口拨拉进肚。正宗东北饺子，芹菜猪肉馅儿，味道可好了。吃完了付钱，我摸出一张百元大票。

老板接过钱在他的钱匣子里翻了翻，问，你有零碎钱吗？

我赶紧摸口袋，没有。

我在哈尔滨我坐过出租车，看过展览，往家里打过电话，在道里逛过商场，上过饭馆，花的都是零碎钱。记得上火车前，正碰上街头卖嫩苞米的。大口袋呼呼往外冒热气，真香啊。吆喝一元钱四棒，太便宜了！我身上摸来摸去，只有四毛钱，不好意思地递给小贩大哥，说，能买吗？大哥接过钱，爽快地说，你挑两棒。我挑了两棒小的。这小的也有我胳膊粗，半尺多长！又香又甜又糯的大苞米！啃得我“乐不思蜀”。上了火车我没花钱。

我说，哎呀呀，不好意思，零碎钱全让我花了，你找人捣散吧。

老板把钱递还给我，说，行了，你走吧。

走？能走么？听过太多 “杀”外地人“猪”的故事，我一时回不神来。楞了楞才傻傻地说：你不要钱啦？

嗨，不就一盘饺子吗？老板说着转身招呼进门的客人去了。

四天后，我才从“百忙”中挤出空儿——那些日子市里“心系故乡”的活动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到小饭馆送钱。

老板拗不过我，挺不情愿地接过钱，摇摇头说，你咋把它当回事儿呢？瞧你这个人，咳！

是啊，不就是一盘饺子嘛！

可是，那仅仅是一盘饺子吗？

东方第一庙

“东方第一庙”座落在我国东北边境乌苏里江畔的虎头镇上。这座庙宇建于清朝雍正年间，距今有三百多年了。近年来被修葺一新，飞檐斗拱、雕梁画柱、朱墙围绕，背靠虎头山面对乌苏里江，掩映于苍松古榆之中。

我是怀着好奇心跨进庙宇的。这座庙毫无那些象征飘渺世界、让人仰视、让人敬畏的殿堂所特有的庄严肃穆、金碧辉煌、香烟袅绕。庙的规模不大，进了大门是院子，院子里芍药花一串红在九月的艳阳下开得姹紫嫣红争妍夺丽。走过院子是正殿，正中坐着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抹朱的关公，旁边站着扛青龙偃月刀的周昌。原来，“东方第一庙”是“关帝庙”。

“东方第一”。东方，毫无疑问。第一指的是什么？是指这座庙落成的时间？还是指它的建筑特色？或许是……？问号一路跟着我。

这里的老百姓原先大都是从关里逃荒逃难而来，或者被皇上贬黜、流放，戴罪迁徙而来的。这些移民来到这块冰天雪地虎狼成群人烟稀少的地方，生存是异常艰难的。这无疑需要信念，需要精神支柱。天高皇帝远，东方的菩萨西方的神，求谁呢？

他们选择关公。供奉这位中国人心目中忠义化身的关大爷。

关公的故事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他是浦州解良人，因杀了倚势欺人的豪强逃难江湖。后来与刘备、张飞结义为兄弟。他斩颜良诛文丑、封金挂印、单骑千里护嫂、过五关斩六将……好家伙，关公非神非仙非儒非道，是人；是英雄好汉；也是有“罪”之人。这与他们这些经历艰难曲折或者说横遭迫害的人挨得很近。

同是天涯沦落人，被命运抛到这广袤荒原上，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衡，无论出身、地位，无论来自大河上下还是长江两岸，同姓还是异姓，都是兄弟。大家不得不抱成团，互相帮衬着活下去。哪怕是最自私最孤僻的人，也会心胸渐宽将自己融入群体。现在动不动就远学什么，近学什么的，想来那个时候的哥们爷们，也琢磨过这事儿。显然没有比以关大爷为榜样更合适更有凝聚力，支撑、团结、安慰、温暖、鼓舞为生存挣扎的“荒民”了。于是，建关帝庙塑关公像顶礼膜拜。再说，那时江东那一大块土地已被沙俄强占，让威风凛凛的关大爷镇守边关，看谁敢来？这称得上“东方第一”。

我在这座关帝庙里面走了一圈，感觉亲切随意，好像逛农家小院。

“东方第一庙”，让我领悟东北人的豪放、豁达、乐观、幽默性格的渊源。

怪病一场

1971年冬天，庆丰大队里派杭州来的知青小石出民工去“东方红”盖房。那地方叫东方红是因为那里有个火车站叫东方红站。黑龙江省大庆市还有个太阳升站呢，1966年命名的。那年头到处洋溢着红彤彤的革命气氛。

我所在的生产队吴二叔对我说，他老家在山东，那年乡里派他出民工:推小车送军粮。部队打过长江，他推着小车一直跟到长江南边。唉哟，我的妈呀，那疙瘩的路可不好走啦，天天下雨！一步一滑！过了南京我们民工就回来了。过了南京离杭州不远了是不？

我说，是的。

吴二叔说起那时，民工、民工挂在嘴上，我以为“民工”这个词儿可能是解放战争时期诞生的。

小石出的民工性质跟解放战争时期差不多。1969年3月中国与苏联在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开枪交战，两国军队在边境剑拔弩张。支援解放军，要修公路要盖房，就要出民工。上面把出民工的任务分派到人民公社各个生产队。

民工出去短则三、四个月，长则半年一年，顾不了家。出民工，生产队给记最高工分，吃喝由承担工程的指挥部包了，吃的经常有白面和大米，还有那时最稀罕的肉、鱼、蛋，比生产队吃的好多了。知青还没成家，所以，有知青的生产队出民工的任务都落在知青身上。知青都乐意去，反正到哪都是干活，有细粮吃、有鱼有肉多好。

却说小石到了东方红，扛了几天木头，后背突然痛了起来，火烧火撩的，干活时，内衣与后背皮肤稍有摩擦，便如针扎、火烫，痛得钻心。收工回到屋里，小石脱了棉衣趴炕上，让一起干活的民工兄弟掀起内衣看看。

民工兄弟一看大惊失色，说，不好，红了一大片，已经出水泡了！大家围拢来七嘴八舌，有人很有把握地说，这是蛇丹疮，用烟袋油抹抹能好。

民工中的本地人都抽黄烟，就是把纸卷成烟筒抽，也有个把用烟嘴抽的，那人赶紧把烟油捣出来，抹在小石后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