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李聚奎回忆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之后，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继续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一方面命令红九军团暂留在乌江北岸黔北地区，伪装我军主力，吸引和牵制敌人;一方面率领其余红军直插乌江边，南渡乌江。

红九军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自三月二十七日起，分别在长干山、枫香坝等地活动。他们在战斗行动中，到处多打旗帜多点炊烟，故意造成声势，吸引了在贵州的大部分敌军，掩护了红军主力南移。以后这部分红军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的带领下，转战数千里，不仅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军大部队的光荣任务，而且吸收了两千新战土，扩大了部队。

红一方面军主力这次重渡乌江，由红三团任先遣队。

三月二十九日夜，红三团在团长黄永胜的带领下，冒着狂风暴雨，从手扒岩乘竹筏渡到乌江南岸。部队上岸后，迅速击溃了敌人的江防部队，并活捉了敌人的一名营长。随后即由军团的工兵连在大墉河、梯子岩、江口等处架设了浮桥、四月一日前红军主力顺利地渡过了乌江。

红军南渡乌江后，又以一个团的部队伪装主力东进，佯作去湘西会合红六军团的姿态而大部队则分数路南下，直逼贵阳。

红一方面军这一扑朔迷离的行动，搅得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晕头转向。他忽儿判断红军“徘徊于川滇黔边境，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忽儿又判断“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忽儿说红军“仍企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忽儿又说红军“前遭堵截，后受追击，已是强弩之末，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就是没有料到红军会直逼贵阳。

因此，当我军主力突然出现在贵阳近郊时，全城震动，蒋介石也被吓得丧魂落魄。他一面连连急电云南，令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来贵阳“保驾”，一面叫贵阳警备司令挑选二十名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听用，准备逃跑。

但是，当我军于四月九日通过贵阳郊区时，情况仍是很紧张的。

那时，奉命东调贵阳的滇军已抵贵阳和龙里两地。贵阳、龙里东西相隔百里，有公路接连。头一天行军，一军团靠龙里西侧前进三军团靠贵阳东侧前进，我师居中偏西。在行进中，我师和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到同一条路上来了，由于大家都想迅速往前赶，因此出现了抢路和插队的现象。我发现后，令我师部队靠边停步，然后整了整队，把部队带上山坡沿山梁前进，给三军团让出了大路。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山上露营。第二天一早，我师下山通过公路时，三军团直属队已先我到达公路旁的一个村子里，这时我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正在吃早饭，一见我到来就讲我们一师昨天插队的事。他说:“现在中央军委和大部队都还没有过来，敌人在费阳有四个师，在龙里有三个师，今天可能从东西两面向我夹击，如果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呀!”我笑着向他说明情况。他似乎没有听进去，但也不再提插队的事了，而向我说:

“你们一师归我指挥!”

我说:“好，你给任务吧! ”

他说:“你们占领西南山，监视龙里方面的敌人，三军团占领观音山，监视贵阳方面的敌人。哪一边的敌人出来，都要死打，以掩护中央军委和后面的部队，他们都过去了.你们听命令再撤，到时我派人通知你们。”

彭德怀同志这种当机立断、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和对革命赤胆忠心、敢于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当天上午，我师一面在山上监视龙里的敌人，一面派人暸望对面三军团的行动。不久，中央军委纵队从我们的山脚底下通过了，一些随军长征的女同志也顽强地一瘸一拐地向前赶。到下午三时，眼看部队已经全部通过了。敌人由于惊魂未定，又搞不清我军虚实，也未教轻举妄动。

但可能由于行动紧急，或者是由于派来给我们送信的人出了意外，在三军团的部队撤出阵地时，我们没有接到他们的通知。随后我们也撤下山来，按计划继续向目的地前进。

红军在贵阳、龙里之间乘敌军惊乱之际，越过湘黔公路立即转头向西疾进。一路上，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从四月十日至十三日，连克定香、广顺、紫云等县城，随后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二十三日，红军进入云南境内。

这时，蒋介石虽急令薛岳率吴奇伟1周浑元等部尾追我军入云南，但由于蒋军各级官兵普遍存在厌倦情绪，士气低落，行动缓慢，等他们进入云南境内时，已落后于红军数日行程了。

红军进入云南，如入无人之境，日行百里飞速向西直逼昆明。这时由于滇军卞力已全部东调贵州，一时不及回援，云南军阀龙云坐守昆明空城，十分恐慌，急令卢汉收罗一些团防部队守昆明城。但红军却虚晃一枪，从昆明城西转向西北，向川滇边境的金沙江挺进。

金沙江属长江上游，穿行在深山狭谷之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极为险要。五月二日，军委指定一军团在街渡渡江;干部团和军委纵队在皎平渡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渡江。我师奉命从元谋出发以一团为前卫急行军抢占龙街渡口。可是当我们的先头部队到达龙街渡口时，江上的渡船都已被敌人拉到河对岸烧掉了要直接架桥又没有器材我估计一时难以把桥架起来，同时也考虑到如果后面的部队都拥到渡口来，一旦有情况，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我预先命令部队向后架了十五里地的电话线井派一名参谋等在那里，以便和前来的军团司令部随时取得联络。

随后，我们向老百姓那里借来了一些门板，开始架桥。我们用绳栓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曝晒之下。蒸发着一股股热气，使人心闷头昏，汗流侠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

第二天，我召开了“诸葛亮”会，再次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这时，杨得志同志同意我说的用牲口拉着铁丝泅渡过江，然后派人顺着铁丝过去，若能成功，就可以架起浮桥来大家觉得可以试试看。杨得志同志把他骑的一头黑骡子拉到江边，把铁丝的一头拴在骡子的身上，然后把骤子赶下水，让它朝着对岸游去。但无奈社水湍急。骡子游到江心划了个半圆，又返回未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当我正准备向军团司令部报告情况，恰接林彪从十五里的地方打来电话，我刚开口说架桥的情况时，他就说:“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了”

我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什么结果，心里本来就很烦躁，现在一听林彪不愿意听报告情况，就急了我回答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这时站在旁边的师政治委员黄毽H志就拉我的衣角，示意我不要顶撞，但我还是把话讲出去r。这下可惹怒了林彪他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了一顿。但最后还是问我:

“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我一听他的口气有所缓和，我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等等情况向他报告了一番并请示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过河的皎平渡去。他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这时，我认定在龙街渡架桥渡江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我想上级考虑情况一定会从实际出发的。部队刚回到村里军团司令部就来电话通知说:“桥不要架了，部队吃饭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出发到皎平渡，从那里渡江。”

龙街渡距离皎平渡约一百二十里地。沿江边没有路，只好走羊肠小道和河边的乱石滩。部队忽儿涉水，忽儿爬山涧，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皎平渡前进。我走在队伍的前头，一到皎平渡，首先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一见到我就问:“队伍来了没有了”

我说:“来是来了，就是走得稀稀拉拉的。”

邓小平同志说:“赶快派人去督促，队伍来得快一点，马上过江。”

并说，“队伍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我们抵达对岸时，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渡口一个崖洞里暸望渡江部队。听说部队渡了几天，他们就在这个洞里暸望了几夭，一直到红军全部渡完才离开。

红一方面军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底开始进行四渡赤水之战，到五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历时三个多月，行程一万余里。其间，为了隐蔽我军的企图和调动敌人，虽然部队多跑了一些路，但却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的计划。这一胜利，对红一方面军完成整个长征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迅速北七。一路上途经会理、德昌、西昌、冕宁诸县，然后进入了彝民区。所谓彝民区，其实是汉人、彝民杂居的地方，不过汉人多住在城镇或平原地区，彝民则多住在高原山区。由于上地贫膺，物产不丰交通阻隔，文化落后，彝民的生活尤为困难。当时，国民党实行的是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造成彝民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因此我部队通过彝民区时，碰到了许多麻烦。

当时，我师一团任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为红军北上开路。五月二十二日，先造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刘伯承、杨得志同志和我走在队伍前面。第一天虽然与彝族首领小叶丹达成了通过的协议，但由于对部落工作没做好，部队也缺乏充分准备，在我们到达时，许多彝民拿着刀枪梭镖挡住我们的去路，喊着:“汉官不给钱不让过”我们没能通过又返回出发地。后来总政治部派来了一名懂得彝民风俗、语言的干部各级也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并谁备了一些银元、衣物，沿路向彝民喊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面散发一些财物，这样才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五月二十四日，我们一天一夜冒雨行军一百四十多里，来到距安顺场仅十多里路的马鞍山顶。这时大渡河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大渡河纵贯横断山脉，河水从崇山峻岭奔泻而下，白浪翻滚，涛声如雷，水深莫测，无数险滩造成巨大漩涡。

在安顺场这一段河宽二百余米，流速每秒四米。由于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非熟悉水性的船工摆渡不能过河。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西征到这里，北渡未成，以至身陷重围而全军覆灭。红军到此时蒋介石曾疯狂叫嚣:“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他一面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约十万人尾随追击，一面令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调部队扼守大渡河。那时驻守在安顺场渡日对岸的就是刘文辉所属的一个营。这些情况，在我们向安顺场挺进的途中就已经从群众那里了解到了。

当时，部队停下来隐蔽休息，刘伯承、杨得志同志和我进到离安顺场几里地的山里，用望远镜向两岸观察，见左前方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这就是安顺场。右前方的河这边有两条船，在对岸几十公尺高的峭壁上有三间小房子，分立在三处，由半人高的围墙围着，围墙外有四个碉堡和一些散兵壕俯视着河面和上山的石阶，但未发现有人活动。经研究，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夺取河边那两只船，因此，立即派通信员把一营营长孙继先和二连的连长、排长、班长都叫来，先让他们用望远镜看好小船停靠的位置，然后令他们带着部队轻装分儿路直奔河边，目的就是夺船。刹时间，战士们如猛虎下岗，连跑带蹦地窜到了河边，中间只响了几声枪声，就把船夺到手了。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红军到来之前，安顺场对岸守敌已经估计到我们可能来到，所以撤走了全部渡船，并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烧光。这一天，对岸守敌的营长认为我军距离安顺场还远，因而仍带着十几个兵乘两只船到安顺场，有的说他是来喝酒的，有的说他是来搬家的。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先遣队象天兵似的当天就来到了安顺场，他在慌乱中翻墙逃走了。

夺得敌人两条船，我们如获至宝，这可是关系到全军北上的成败啊l因此，如何使用好这两条船，就事关重大了。如果冒险起渡万一逍到损失，后果就不堪设想，于是，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决定，今晚做好一切准备，明天一早起渡。当即我们分头找船夫安顺场的群众因为受到刘文辉的种种剥削压迫，对刘文辉非常仇恨，而且听说要烧房子，就更加气愤，我们一动员，不到一小时，就有二十多名船夫自告奋勇，愿意帮助红军摆渡。

部队的情绪更高。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刚把任务交给二连，战士听到要组织渡河奋勇队的消息，一下就围住了孙继先同志，争先恐后报告参加。杨得志同志回忆那个动人的情景时说，营长问我怎么办，我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土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最后决定由营长下命令宣布名单，这样才把奋勇队组织起来。其中有连长一名、排长一名、正副排长四名、战士十一名。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八颗手榴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第二天一早，奋勇队在连长熊上林同志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与此同时，杨得志同志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向对岸射击I’’对岸敌人虽然从工事里向我军的渡船进行火力封锁，但由于我方火力打得猛，射得准，密集度高，把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来。

船靠岸了，十七名勇士飞身下船，占领了滩头阵地，并利用崖上石阶的死角，一步一步地向敌人的碉堡靠近。敌人从碉堡和散步壕钻出来反冲锋，我们这边又立即组织火力猛射，敌人伤亡很大，龟缩了回去。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残敌向后溃退，十七勇士占领敌阵地掩护我后续部队一船一船的渡河先是一营长孙继先同志带着全营部队过了河，接着是二营、三营，一团、二团、三团，都陆续到达对岸。我是在渡过一个团以后过河的。

这次渡河，全师都是轻装。骡马和行李担子以及勤杂人员随军团直属队从庐定桥过去的。

我军强渡大渡河成功了l这一胜利首先要归功于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当时由rP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到对岸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但富林是敌人防守的重点地段，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另一条是经冕宁，通过彝民区到安)irA场，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但守敌力量薄弱，且出敌意外。据此军委除命令第二师五团徉攻大树堡，借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外，决定红军主力经冕宁、安顺场北进。

这一胜利，还要归功于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的正确指挥。他们两人是当时军委指定的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的司令和政委。一路上他们在疏导彝民的对立情绪，部署安顺场的抢渡，以及组织部队、动员船工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决策作用。

这一胜利，还要归功于一团的全体指战员。一团接受先遣队的任务后，逢敌开路，遇河搭桥，决心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在组织强渡奋勇队时，虽然大家都明白这是九死一生的战斗但却你争我抢，都要争坐第一船。二连通信员陈万清同志，开始宣布名单时没有他，但他哭喊着硬要参加第一船渡河，这就是红军不可战胜的秘密。

这一胜利还要归功于安顺场船工的支援，没有这批熟悉水性、通谙河情的船工冒着生命危险为幻为二摆渡，要治服这礁石错列、水深流急的大渡河把几千人的部队一船一船地运到对岸，也是难以想象的。我师一团轻装过河并迅速扫清了对岸的守敌后，五月二十七日，我带二、三团也过了河，这时，中央军委鉴于我几万大军如果只靠两条小船来渡，必然旷日持久，且后面追兵将到，不宜久留。遂命令我师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二师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两支部队分别沿大渡河左右两岸北上同向消定桥急进。一路上，我师左边是大河，右边是高山。敌人凭据隘口，节节抵抗。

我们背水仰攻，不顾一切往前冲。第一天，在瓦坝附近打垮敌人的一个团。第二天在德妥消灭民团约百余人。第三天，我们在铁丝沟附近遇上守敌一个旅，部队由山腰绕至敌人侧后，一举攻占了铁丝沟隘口，把敌人那个旅击溃了。从而，既为我们的前进扫清了道路，又保证了在河对岸行进的二师部队不受隔河敌人的射击。五月二十九日，红二师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冒着枪林弹雨，夺取了沪定桥。

随后，毛主席、周副丰席、朱总司令带着大部队从卢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蒋介石“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红一方面军大部队渡过大渡河以后，中央军委除命令红九军团接林我一军团坚守泸定桥外，主力红军继续北上。五月三十一日，我师先头部队进抵二郎山下。

二郎山在沪定、夭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西连大雪山，北接夹金山，海拔三千二百多公尺。有一首《歌唱二郎山》的歌词唱道:

二郎山，高肩万丈，

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

但那时正值初夏，远远望去，除山巅被云雾笼罩着看不清外，山腰以下却是一片青翠碧绿，倒也生机勃勃，令人喜爱。

二郎山有一个隘日，叫飞越岭，是我们北上必经之道。头一天，我们就了解到这里有川敌刘文辉部一个团把守。我们到达后，即乘夜色组织部队正面仰攻，但由于地形狭窄，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兵力展不开，所以是夜仰攻受阻，被挡在山前。第二天一早，我们令.个连从敌人阵地左翼攀援而上，然后向下滑，袭击敌军，同时令担负仰攻的部队从正面猛冲。这时，从化林坪赶来的二师部队，又袭击了敌人的右冀，一时间，喊杀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撼整个山谷。敌人支撑不住了，扭头就跑。我们占领了整个阵地，大部队通过了二郎山。

翻过二郎山后，我师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条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济定铁索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人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役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消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结果林彪第一次也没有过去。不晓得他过泸定铁索桥时是怎么过的。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队伍陆续地过去了。

我师到达芦山时敌人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芦山城在这一带是一个好地方，城里大约有两万多人，四周有城墙，街七商店里有山成都运来的货物，晚上还有电灯。

城里的老百姓虽然一下搞不清红军是什么性质的军队，但他们见红军不拿群众的东西，不拉民夫，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因此对我们不仅不惧怕，还主动给我们送柴火、蔬菜。我们师在这里得到了白过大渡河以来最好的一次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