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1日，周恩来和朱德离开南京后，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进行谈判和营救在狱中的同志等工作。我和他两人就搬到傅厚岗66号刚租下的小楼里。从狱中接出来的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三个女同志也住在这里。
当时床铺被褥都没有，我对南京不熟悉，熊天荆是南京人，我就拿钱给她去购买，因为天热，一床席子、一个枕头和一条被单就行了。她又请了一个保姆来做饭和搞卫生，就正式起伙了。像个小家庭的样子。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从此，叶剑英就以八路军参谋长和八路军驻京代表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傅厚岗66号，也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京办公处”，我以办公处秘书名义上街去刻了印章和印制了信纸信封，买了办公用品。当时中央已决定调上海红军联络处处长李克农来当处长，他还没有到任，我们就正式开张了。
第一件工作，就是营救狱中的政治犯。所以第一封公函，就是以叶剑英的名义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保释政治犯的。夏之栩等到办事处后，交出一批仍在狱中关押的名单，叶剑英要我写信给何应钦保释。这可难着我了。我虽然在红军中当过几年秘书，为首长写过不少请示报告，都是开门见山，简单明了，有啥说啥，除了最后一个“敬礼”外，什么客套话都没有。我在西安红军联络处半年多，也没有写过公函。我只好向叶剑英请教应该如何写。他手把手地教我：开头写“何部长钧鉴”，中间写要保释某某人出狱调服军役，最后一句是“请核准为荷”。“核”字 要抬头另起一行，表示对上级尊重。落款又要在叶剑英上面旁边写一“职”字，表示是他的下级。我就照葫芦画瓢，一字 句地小心抄写。因为很紧张，不是掉了字，就是忘了抬头。只得重写，写了几次才算写好，搞得我满身大汗。送给叶剑英审查盖章才发出。这几天可忙坏了我，既要写公函，又要招待狱中出来的同志，还要翻电报，因为我们没有电台，发电报是我自已送到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驻京办事处代发的。
8月底，李克农从上海来了，他就负起办事处的总责。钱之光奉周恩来指派也从西安来到南京，他负责军需、财务等工作。因出狱的同志越来越多，
李克农就指定从狱中出来的夏之栩、熊天荆、刘顺元、萧桂昌等同志负责接待、登记和审査。先在西流湾租了几间平房，住不下了，又在鼓楼包了一个小旅馆。同志们出狱后，首先是给他们洗澡、理发、补充衣服和日用品，然后登记、填表，学习党中央的宣言、《十大纲领》等。
9月初，博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达南京八办。他的任务，首先是同国民党代表商谈中共中央宣言的定稿和发表问题。这个任务已在9月21日完成，22日公开发表了。其次就是恢复和建立长江流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组织。
因为周恩来已到山西同阎锡山、卫立煌等商量山西抗战事宜，董必武、林伯渠分别在武汉和西安，长江沿岸委员会没有建立。所以这项工作就由博古负责，叶剑英参加。由于从狱中营救出大量的党的负责干部，他们有白区工作经验，这就为开展工作提供了干部条件。从8月到10月，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反省院先后释放的政治犯，经过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接待的共约千人。其中重要的干部有黄文杰、刘顺元，李世农、王凯、陈农非、郑绍文、王鹤寿、陶铸、方毅、石磊、钱 瑛、张琴秋、刘宁、萧桂昌、喻屏、林理明、张恺帆、顾玉良、曹荻秋、彭康、邓垦等。
博古、叶剑英和李克农商量，指定有组织工作经验和了解狱中情况的黄文杰、刘顺元、王鹤寿、李世农、刘宁一、钱瑛、夏之栩、方毅等负责出狱人员的登记、审查、接待工作。审查后分别处理：狱中表现坚定的，送延安或分配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表现一般的，有些问题的，送延安学习，继续审查；少数表现不好的或有严重问题的，发路费给他回家或自找工作，并嘱咐他们要积极参加抗战。总计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的，约七八百人，都是南京办事处买好火车票，分批组织起来，发给八路军护照走的。
博古、叶剑英根据干部条件并报中央批准，逐渐建立了许多地方的党的领导机关。9月，派北平南下的学生杨学诚在武汉成立武汉工委，主要是领导学生工作。10月初，周恩来从太原电告博古，并派副官邱南章到汉口送信给董必武，陪同董老到 南京同博古商量湖北党的组织工作。董老到武汉后，同博古、叶剑英商定，派刚出狱的陶铸、钱瑛去武汉，与从中央派去的郭述申组织湖北省工委，郭述申任工委书记。11月，博古派从苏州出狱的方毅去湖北，参加工委工作。又商定派郑位三到鄂东任特委书记，加强对高敬亭游击部队的政治工作。派原任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李涛到汉口筹建八路军驻汉办事处。
10月，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中央派张爱萍经南京去上海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叶剑英同张爱萍商谈了在江苏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问题。博古派刘宁一到江苏省委参加工人委员会工作。
11月，浙江成立临时省工委，安徽成立皖中工委，都是博古从南京派出干部去组织的。
9月下旬，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项英，根据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到南昌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因不了解国共谈判的具体情况，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谈话。中央电告博古、叶剑英，设法派人到江西找项英，传达中央指示，要项英到南京转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博古、叶剑英派了从监狱出来认识项英的顾玉良，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上尉副官的名义，穿上军服，拿上护照到南昌，经过国民党派 人带到吉安见到陈毅，口头传达了中央关于南方游击队不能自行集中下山的指示。接着又到赣南大庾找到项英，口头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面交了博古、叶剑英托带的信和中央文件。然后又陪项英到南京八办转到延安。
11月，博古、叶剑英又派顾玉良先到江西铅山赣东北苏区找到领导人黄道，又到福建闽东游击区找到叶飞，向他们传送中央文件和批示精神，并陪同叶飞、黄道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使他们及时了解中央精神，以免上国民党的当。
在宣传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博古、叶剑英、李克农都接见了许多朋友和中外记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战绩。特别是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更闻名中外，很多人来打听消息，应接不暇。李克农要袁超俊副官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办的《金陵日报》，因销路不好，请刚出狱的陈农非（陈办过报，他们认识）去当总编辑，经博古同意，该报因有后台可不送审，就可经常登载八路军的消息。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还把我们提供的消息发往外国报纸发表。
10月间，南京有一张小报登载了一条“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报道。李克农看了很生气，同叶剑英商量对该报提出抗议。李克农叫人到街上买了一个少将领章和一个少校领章，他要我和他一起穿上军衣，戴上八路军臂章，他挂上少将领章，要我挂少校领章。他说要给那个报馆的总编辑颜色看。接着就叫副官打电话把该报总编辑找来，他要我在门口招呼，他坐在客厅等候。不久，总编辑来了，我说，我们处长找你有事，就把他引 到客厅里。李克农请他坐下，拿着那张报纸对他说：“你们的消息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根据什么？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那么大的胜仗，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明天登报更正。”那个总编辑只得点头承认错误，说：“明天一定更正，一定更正。”急得满头大汗。第二天就登了一条启事。事后，我们办事处的同志对李 克农说：“克公真有两下子。”李克农笑着说：“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嘛。”
